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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三国十八扯-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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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也爱才,欲见之,他却“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

曹操因之而怀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杀之。听说祢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大会宾客,阅试音节”,当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祢衡去了就恶搞,不慌不忙地当着曹操的面脱光外衣内裤,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裤,“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曹操仍然宽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后连孔融也批评他,你祢衡该作一个大雅君子,“固当尔邪(怎能这么搞呢)”。孔融再向他转达曹操爱才之意,他答应去见,去了居然“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言语悖逆,吏请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对孔融说道:“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遂遣人骑送之。

到了荆州见刘表,祢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号”。人问他为什么大哭,他说“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意谓在座者都实为“尸冢”。刘表先也包涵了,对他“甚礼宾之”,但他毫无感恩的情愫,“复侮慢于表”,导致刘表把他送到黄祖那里。在黄祖那里,祢衡对于“善待”照旧不领情,竟至当众骂黄祖为“死公”,终被杀死,时年二十六岁。这些行状详见《后汉书·文苑传》,《三国志》裴注附于《荀彧传》。《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铺写“祢正平祼衣骂贼”,把他树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气英雄,未免失之误读、误导。祢衡的无行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人格自贱,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无度,既愤世、傲世,又要挤进名利场、权势场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优的双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毁,实在不足为训。

彭羕与祢衡既有相似处,又有明显不同。他“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刘璋治蜀时期,由于狂傲得罪的人多,被众人谤毁,曾被髠(剃去头发)降为徒隶。刘备入蜀后,他“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庞统跟他素无交往,他一去就径直倒卧庞统床上,“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经庞统、法正联名推荐,他得到刘备赏识,受命“宣传军事,指授诸将”。

刘备领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从事。彭羕从社会底层一个徒隶之人,“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认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多次在刘备面前加以贬抑。刘备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远,外放他出任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太守。

彭羕对远离政治中心极不顺心,就去见马超,言谈间骂刘备“老革荒悖”。古代以革为兵,所以有“兵革”之称,骂“老革”就如同称“老兵油子”。又煽动马超谋反,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寄身于刘备篱下,常怀危惧,闻言大惊,默然不答,事后立即具表告发了。彭羕被捕下狱,在狱中写信给诸葛亮,奴颜婢膝地乞怜求饶。他把刘备以前厚待自己比喻为“分子(父亲恩惠分给儿子)之厚”,说自己“一朝狂悖”,“负我慈父,罪有百死”。又为自己对马超说的“内外之言”进行狡辩,说成本意在“共讨曹操”,栽诬马超为“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还极言吹捧诸葛亮为“当世伊、吕”,哀请其“明仆本心”,给条生路。前后对比,一朝得意时何等气势凌人,一旦失意时仍然胆大包天,既恶攻当今主子,又策反西凉降将,而下狱后丑态百出,判若两人,傲气荡然无存,媚骨斑然可见,分明另是一种无行文人典型。尽管被杀时年仅37岁,刘备、诸葛亮痛下杀手够严够狠,但他终究是自贱招祸,不值得怜悯。

彭羕的四川老乡张松,同样是个贱骨头,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个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识达精果,确有才干,一贯放荡不治节操。在刘璋治下,其兄张肃任广汉太守,他担任别驾从事,那是一个跟随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职务,可见颇受信任。

刘璋曾派他出使拜见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琐,不甚礼遇。

杨修把曹操所撰兵书拿给他看,他浏览一遍便能谙诵,认为是个异才,建议曹操辟用,未获采纳。张松进身失意,取道荆州回益州,不期然间受到了刘备殷勤款待。欢宴当中,刘备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都逐一详细解答。他还画出一幅蜀中地图山川处所图送给刘备,使其尽知益州虚实,主动积极地叛主资敌,成为间谍。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讨汉中,刘璋担心会顺道取蜀,内怀恐惧。张松献计说,刘备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并且“善用兵”,最好请刘备入蜀来帮忙。刘璋不晓得他已成为刘备间谍,依计而行之,结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刘备以曹操征吴,曹将乐进进犯荆州为借口,向刘璋索要“万兵及资实”,扬言欲“东行”。张松以为刘备真要回荆州,赶紧去信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生怕刘备不取益州。张肃知道了,惧怕祸患株连自身,即向刘璋告发了。于是刘璋收斩张松,与刘备翻脸,刘备获得了取蜀由头。张松的背叛行径,固然谈不上卖“国”,但至少是出卖本集团的主权,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质十分恶劣。

无行文人如果掌握了军政大权,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钟会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团太傅钟繇的老幺儿,从小就敏慧夙成,及壮更博览群书,精练名理,才华出众,声誉鹊起。从正始年间(240—249)步入仕途,历任秘书郎、尚书、中书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当年(254)受爵为关内侯。曹髦被诛后,他在政治上认清门庭,积极投靠司马氏,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青睐。从正元二年(255)随司马师征讨反司马氏的母丘俭、文钦,“典知密事”,出谋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马昭献策,镇压反司马氏而造反的诸葛诞,他所受“亲待日隆”,被司马昭目为自己的“子房(张良)”,进封陈侯,官任太仆。但他宁放着九卿之位的太仆不当,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犹如今之机要秘书。这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司马氏打击反对派,由于他的点水或使坏,当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吕安都被当作“思想犯”,肉体被消灭。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部署三路伐蜀,钟会作为亲信,以镇西将军头衔都督关中诸军事(相当于今之总指挥),率十万余人充当主力,而邓艾、诸葛绪则各率三万人作偏师配合。进军途中,他向司马昭密告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撤职治罪,其部三万人悉归自己麾下。文人邓艾灭蜀建立首功,他又与监军卫瓘、将军胡烈等人串通一气,诬告邓艾欲反,造成邓艾父子被逮捕,囚车押送回京,路上被杀。而钟会本人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很快与蜀汉降将姜维联手,图谋拥兵造反,割据一方。只可怜造反不成,被杀死于乱军中,时年40岁。在钟会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类文人的人品邪恶,诡计多端,助纣为虐,残人以逞,一旦军政大权在握,就演变成阴谋家、野心家的人性裂变。谬种流传,绵延未绝,“文革”殷鉴不远,康生、张春桥等辈都有钟会的心传,善良的人们能不警惕吗?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三国时期,与人才迭出、竞显器能形成强烈反差,一些优秀人才却横被罪名,惨遭杀害。魏延之死是出了名的,田丰、崔琰、毛玠、孔融、刘封、邓艾之死同样地令人扼腕。其致祸根由,除了权势者个人因素而外,主要还在于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当中,“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因袭不变的“铁血法则”。

《三国演义》写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场,就被诸葛亮指认“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喝令斩之。幸得刘备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诸葛亮的严厉警告:“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果然让杨仪、姜维、马岱依计行事,斩杀了“日后反西川”的魏延。这个故事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传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敌。

数百年以来,多少人也被认为长着“反骨”,经权势者定为“叛逆”,加以贬谪、放逐、幽囚、杀害,至亲好友跟着遭难。多少人亦曾考镜史实,辩证原委,力图为魏延辨诬,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时下为止,虽盖棺犹无定论,见仁见智状态仍会延续下去。

细读《三国志》,所谓“反骨”云尔,于魏延、于诸葛亮均不存在,全属编造。魏延在荆州投效刘备,“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升任牙门将军。刘备当了汉中王,“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殊不知刘备却“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关羽镇荆州,魏延镇汉中,分别负责保卫东、北两道“国门”,可见何等倚重。刘备当时大会群臣,问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从容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十分欣赏,在场众人也“咸壮其言”。后来的实践证明,魏延并非说大话,吹牛皮,谋略、武勇兼备,独当一面镇守住了“北大门”,比关羽更不负重任。因而刘备称帝,进拜他为镇北将军。后主建兴元年(223),又封他为都亭侯,尊荣胜过了当时还在世的赵云诸将。这十几年间,诸葛亮与他从无任何过节,决然无关乎什么“反骨”不“反骨”。

诸葛亮挥师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将领,参与始终。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肃南),大破魏将郭淮的部队,因功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这其间,魏延那种“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显出来,不经意间给他播下招祸种子。他“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他提议由他率领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自率主力部队从斜谷杀入关中,预计不出二十天两军即可会合,“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却认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制而不许”。魏延因之而认为诸葛亮的胆子太小,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这就难免会得罪诸葛亮。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奸邪小人,诸葛亮的亲信杨仪便是一个。诸葛亮病危之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魏延对这种安排极为不满,认为诸葛亮死了,“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不该“以一人死废天下事”,“吾自当率诸军击贼”。

退一万步说,纵然要退军,也不该“为杨仪所部勒”,自己只作个断后将领。于是待杨仪未发,他抢先率领所部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同时与杨仪互相指责为“叛逆”,上表给刘禅,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双方闹得发生了两军对垒,魏延手里没有丞相的临终遗命,占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只好与其子数人往汉中逃亡。杨仪派马岱追杀,斩之,“致首于仪”,杨仪居然“自踏”魏延的头颅,叱骂其“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魏延本人诚然有过错,但并不是反叛蜀汉。陈寿在其本传中特意写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视为“叛逆”诛杀,并且株连三族,没有充分证据说是诸葛亮遗命主使,但一时的权势者杨仪恃权报复,借机杀人,当是确实无疑的。

类似于指人“脑后有反骨”,三国时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孙权在江东,已经取得初步讨平山越人的胜利,打算进一步用兵,扩大地盘。某一日大会僚属,座中的江东名士沈友,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意见,惹恼孙权,孙权当场就“令人扶出”,并说“人言卿欲反”。这沈友自幼聪颖,名士华歆称之为“沈郎”,赞叹“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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