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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三国十八扯-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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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既要遵从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明规则,恪守封建宗法正统的“三纲五常”,无条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潜规则,人身依附于君王主子,帮闲、帮忙乃至于帮凶。专制集权体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秽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确实追崇孔孟,能够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当多的“士大夫”和候备“士大夫”都难免人格异化,染上奴性、俳优病毒。魏明帝时期做过县令的李康,写过一篇《运命论》,把自贱文人称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击这类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却以辱为荣,“脉脉然自以为得”。文人自贱作为这种社会历史的恶性产物,连“治世”尚且不免屡见不鲜,到了三国这种“乱世”自然更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从三国前期到三国中期,贾诩的权谋智计,对于北方地区的军阀混战,甚至当时历史的走向,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先后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张绣和曹操,到曹丕称帝后官至太尉,爵封魏寿乡侯,活到77岁才寿终正寝。生前为张绣献计智胜曹操,其后又劝张绣审时度势,归顺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为曹操献计离间韩遂、马超,战而胜之,他的形势分析和谋略运用都极精明,堪称为奇才。但他这样地屡次易主,从必效忠,始终如一都是以“家与身俱全”作为利益准则,为之不惜让千万人头落地。

早在汉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诛,追随董卓的凉州将士惊惶恐惧,“校尉李傕、郭氾、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的特殊关头,时任讨虏校尉的贾诩即主动地阻止他们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一言而逆转大势,直接促成李、郭等铤而走险,收众十万,一个月后就攻陷长安,赶走吕布,杀掉王允,屠戮士民达万余人。接下来李、郭等人连年混战,荼毒长安,进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古都长安珍积400年的简策帛书也毁损殆尽。李傕等要给贾诩论功封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推辞道:“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裴松之特为此事作注,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遭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贾诩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帮主子的“命”,竟不惜帮凶助恶,主谋成恶,其残贼大罪真是令人发指,其人品卑贱真是无以复加!千百年以来,如此一言而祸国殃民,他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反面教员!

曹操集团的另外一个“智计之士”刘晔,也具备“佐世之才”。

他出身于刘姓皇室宗亲的一个分支,不仅擅谋略,还有几分豪气。

20多岁时,扬州地区的部曲首领郑宝、张多、许乾等人聚众割据,郑宝尤为霸道,打算胁迫刘晔出面倡导,“驱略百姓越赴江表”。适逢曹操派使者来到扬州,刘晔立即去拜谒使者,邀其来家作客。又邀来郑宝,乘其不备而杀之,然后诈言“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将郑宝随从全都吓走了。投靠曹操后,从司空仓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军长史兼领军,成为亲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曹操产生了“速还”之念,他却主张“不如致攻”。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一战而“汉中遂平”。

曹丕于黄初元年(220)称帝,封刘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分析蜀、吴形势,刘晔仍然头头是道,但又处处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内外皆说“不可”,他竟当起两面派来了。单独入朝见曹丕,他总说“可伐”;出与朝臣言,他又改说“不可伐”。中领军杨暨为“帝之亲臣”,持不可伐之议最坚决;他敬重刘晔,每次同刘晔交换意见,刘晔都讲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杨暨“切谏”反对伐蜀,曹丕责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说:“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于是曹丕召刘晔来对质,“帝问晔,终不言”。事后单独见曹丕,他说“伐国”是“大谋”,用兵是“诡道”,自己是为了保密才不说“可伐”的。单独见杨暨,又责备杨暨不懂钓“大鱼”要先“纵而随之”,等到“可制而后牵”的道理,宣称“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教训人家“不可不精思”。他这样巧舌“应变”,首鼠两端,终于引起他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的非议和抨击,也引起了曹丕的怀疑,试验了几次,就真相大白。刘晔降职大鸿胪,失意发狂,终竟“以忧死”。裴注引《傅子》批评他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

如今看,刘晔与贾诩大不一样,他是尽忠而帮闲、帮忙,帮得过了头,既养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学会做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自以为灵巧变通,其实挺愚蠢可笑的俳优,落入了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为他惋惜,我认为,可怜、可哂亦复可悲,难以一语了之。

如果说,贾诩出坏主意,刘晔做两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么,华歆作过恶事,就是自觉地为虎作伥。年轻时,他与邴原、管宁一起游学,三人结为朋友,时人称誉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述,华歆曾与管宁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菜地有片金,管宁视之若瓦石,照旧挥锄不顾,他却拾起来掂了又掂,然后才掷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读书,偶有乘轩冕者从门外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停止读书跑出去伫足观望。由这两件小事情,管宁看出华歆希慕财宝和权势,便与他在席子上割划开来分坐,当面声明“子非吾友也”。成语“管宁割席”,即本于此。

华歆以后出仕为官,跟从过董卓、袁术、孙策、孙权,官渡之战时投效曹操,由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为侍中,一直做到尚书令,颇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事状泄密,曹操派时任尚书令的华歆为副手,随同御史大夫郗虑进宫去强迫汉献帝废除伏皇后。华歆带兵入后宫收伏皇后,伏皇后“闭户藏壁中”,出身文人的华歆竟抓住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到外殿。当时傀儡皇帝刘协也在外殿,与郗虑同坐,恐惧不安。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足跣行,哭泣着对刘协说:“不能复相活邪?”刘协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掉头问郗虑:“郗公,天下宁有是邪?”结果是将伏皇后下于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个皇子一并鸩杀。(事见《后汉书·皇后纪》)身为副手的华歆如此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无非是要挣表现,凸显自己比郗虑更能坚决贯彻曹操的“最高指示”,从而用伏皇后母子的鲜血进一步“染红”自己的“顶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运亨通,进一步由御史大夫升任为相国、司徒,生封安乐乡侯,死谥敬侯,直活了75岁。如华歆之类文人,从来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追求现世安乐,并确认助纣为虐能有好报。

许攸另是一种文人。年轻时,他与袁绍、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汉初平年间(190—193),他随袁绍在冀州,常在坐中发表议论。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公孙瓒领四州后,他与田丰、荀湛“为谋主”,成为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过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战的紧急关头,自发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绍,改换门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听说许攸来了,顾不得穿鞋,打着赤足就出门迎接,一见面就拍着巴掌眉开眼笑地说道:“子远(许攸的字),卿来,吾事济矣!”果然许攸带来一份极珍贵的“见面礼”,向曹操献计,派出轻兵偷袭乌巢,烧毁袁军囤积的军粮,“不过三日,袁氏自败”。曹操依计行事,迅速扭转了不利形势,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重大胜利。

乌巢一役中,曹军俘获了袁军大将淳于仲简,割掉他的鼻子计功。曹操见到淳于仲简,问他“为何如是”,仲简答以“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操壮其言,“意欲不杀”。许攸却在旁边烧阴火,阴阳怪气地说道:“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于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杀掉了。曹操进而打败袁绍,占据冀州后,许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每在席间,他总爱发人来疯,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说:“阿瞒,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当面给他留面子,答谓“汝言是也”,实已“内嫌之”。其后随同曹操出邺城东门,许攸顾谓左右说:“此家(曹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终于使曹操忍无可忍,将许攸收系下狱,诛杀无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杀,姑且置于不论,许攸身死口闭,确属咎由自取。他那样贪财,背友,叛主,夸功,辱人,实在把太多的“文人无行”积聚于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杨修也有相似之处。论文学才华,他在建安文人群体中虽非一流,亦颇知名。据裴注所引《典略》记载,“自魏太子(曹丕)已下,并争与交好”。曹植尤其对杨修爱重有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那篇著名的《与杨德祖(杨修的字)书》,就反映出把他引为“同好”的旨趣。而杨修的回信,虽然也文辞俊茂,对“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评论,但通篇流露出对曹植的谀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筹。正因为如此,他不安心于做个作家(尽管当时没有作家协会,没有专业作家),而把聪明才智用于政治押宝。曹植的文学才情冠绝当世,诗、赋援笔立成,华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诗人气质,一度打算立曹植为太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相当于今之贴身秘书,窥探到了曹操的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为文学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间作出了倾斜性选择,与丁仪、丁廙兄弟一起充当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面,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给曹丕王髦剑什么的。另一方面,则尽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宠造势。曹操要召见子辈问事,杨修就帮曹植“豫作答教十余条”,使曹植总能抢先答对,博得欢心。殊不知次数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问出了真相。为考察曹丕和曹植的应对处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邺城一门,又密令门吏不准开门。杨修预先教曹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于是曹植杀死了门吏得以出门,而曹丕却“不得出而还”。

杨修的政治投资多在曹植方面,引发曹丕的不满,于是用车载废簏,内藏朝歌长吴质,入府商量对策。杨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举报。曹丕害怕了,又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曹丕依计而行,杨修果然上当,再次去举报,查验却无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虽有诗人气质,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出牌总要讲政治规则,终究选中曹丕作继承人。杨修的宝押错了,却仍不懂得夹紧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卖弄小聪明,另搞政治投机。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汉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为“鸡肋”。官属不知其意,杨修却收拾行装,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殊不知聪明自误,惹怒曹操,新账、老账一起算,以惑乱军心、交构(结党营私)诸侯罪名将他处死。近因在露才扬己,犯了帮闲不能显得比主子高明之忌,远因和根子却在拥植抑丕,政治押宝押错了,到头来沦为政治牺牲品,诚然可悲,亦属自取。

杨修与孔融的好朋友祢衡,是一个另类文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年游历许都,有人建议他去认识名士陈群、司马朗,他狂傲地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人又问他“荀文若、赵稚长云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面吊表,稚长可使监厨请客”,抓住荀仪容秀、赵肚腹大的生理特征,随口侮辱人格。他只瞧得起孔融和杨修,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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