肱股明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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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计划可谓完美无缺，但不想陈渊半路杀出，全盘打乱了温体仁的战略部署，让他在当场一时拿不定主意。
“你不懂，袁崇焕在皇上心里乃是禁忌，陈渊既然搬出了袁崇焕，让他替孙元化背罪，那他就必须有罪，任何想为其开脱之人，必会触犯龙怒，后果将不堪设想。”
“哎，想不到陈渊居然投了周延儒门下，温相，我们是不是该改变一下我们的策略了？周延儒到处交际，现在朝中非东林党的大臣，十有七八都是周延儒的人，我们完全处于被动啊！”
温体仁微微一笑，他拍了拍闵洪学的肩膀，说：“静苑啊，你也不用慌张，有时候人多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就慢慢等着吧。”
说着，温体仁加快了速度走到了闵洪学前面，闵洪学还想再说什么，可温体仁却背对着他摇了摇手，“等着吧，周延儒很快就会露出马脚的。”
内阁首辅周延儒与次辅温体仁的斗争越来越公开化，但朝中许多大臣仍还记得他们在几年前还是要好的政治盟友。
在崇祯初年时，皇帝要组建新的内阁，按惯例先由翰林院进行会推，但当时翰林院多由东林党把持，所以在会推时上报的11个候选人名单中，钱谦益、孙慎行、曹于汴都是东林党中的骨干人物，其他如成基命、何如宠等人也多是东林党人的好朋友。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礼部侍郎钱谦益。此人机智博学、风流倜傥，人称“东林浪子”，是东林中的核心人物，而且诗名卓著，是全国闻名的大才子。由于钱谦益的名望和才干都非常突出，东林党人对于他入阁主政，并且进一步扩大东林的势抱有极大的希望。
另一方面，当时很有希望入阁的温体仁和周延儒却并未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照理讲，像温体仁、周延儒这样出身的礼部高级官员是应该被推为内阁候选人的，但这两个人是在魏忠贤统治时期做着高官平平安安过来的，尽管与东林党没有什么仇恨，却让那些曾备受迫害才刚刚翻过身的东林党人在感情上有一种非我同类的感觉。东林党人士大概以为，稍稍压制一下在魏忠贤体制下也很得志的人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公平的，因而在会推中排挤掉温体仁和周延儒后根本就没有准备会遭到抵抗。
但温体仁和周延儒却觉得很不公平，特别是温体仁，他为官已经三十余年了，好不容易在将近晚年的时候熬到接近政治生涯巅峰的地步，却被东林党人毫无道理地阻拦住，因此极其愤怒。他是一个极有心机，极有城府，在关键时刻敢做敢为的人，此时虽然东林势力雄厚，他却要同东林斗上一斗。
结果他还真抓住东林党的把柄，那是一桩在天启年间的科举舞弊案，而我们的东林才子钱谦益就涉事其中，于是温体仁便将此案翻了出来，上疏弹劾钱谦益“盖世神奸”、“结党欺君”，一面揭露钱谦益品德败坏，一面控诉东林党把持会推蒙蔽皇上。
之后温体仁与周延儒还曾一度联手，猛然攻击东林党钱谦益之流，受此影响，崇祯帝对东林党大为不满，一下子出手处理了一批东林党分子，并对于会推中的11个人一个也没有用，等于宣布这次会推全部作废。
致此之后，崇祯帝渐渐看透了东林党伪善的本质，也渐渐疏远了这群人。
一段时间内，东林党在朝中便愈发不得志，在一些朝廷的关键部门再也难见到他们的身影，直到东林党利用江南复社借尸还魂，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善。
本章完
第42章 朋党之争（）
温体仁与周延儒连手将东林党击败，之后便一同入阁拜相，走上了官途巅峰。
虽同为阁相，但他们之间也有首辅，次辅，三辅，四辅之别，而温体仁与周延儒在入阁时，周延儒被推为了首辅，温体仁则被排在了次辅的位置，这让他十分不满。
论智慧才识，品德资历，自己都要高出周延儒一大截，凭什么要屈于他之后。于是温体仁便整天想着如何把周延儒拉下马，自己上位，而周延儒也察觉到了温体仁的不怀好意，处处提防着他。
他们二人的矛盾因次而来。
而崇祯帝在打击了东林党之后，自以为自己凭着聪明至极的政治手腕解决了明代二百年的朋党困局。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的自作聪明和自以为是，导致其常常被一些具有真正政治智慧的人引入圈套里，不自觉的成为党派中的一员。
所以，旧的朋党之争没有了，新的朋党之争却已经到来。
温体仁很少交结朋党，但并不意味着他一点儿朋党都不结交，他的身边亦聚集了同乡、同科好友等，只是相较于周延儒要少的多罢了。
早在崇祯四年辛未，陈渊还没有入京之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就交过一次手。当年春闱大比之年，有言官揪出本年科举中有诸多弊端：一是一甲第一名状元陈于泰竟然就是主考官首席大学士周延儒的连襟姻亲；二是一甲3名竟然全都是南直隶人，陈于泰是常州府宜兴人，与周延儒同里，第二名榜眼吴伟业是苏州太仓人，第三名探花夏曰瑚是淮安府山阳人，全都是首辅周延儒的同乡；三是榜眼吴伟业的试卷中有明显的谄媚主考官的意味，不成体统。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攻击这次考试及有关考官的章疏不绝于朝。考官们和新科举子们为此都紧张起来。
崇祯帝对于各种舞弊事件都十分敏感，立即就着手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反应出什么问题，所谓姻联，同乡确是实情，但制度上并没有规定会试中要回避亲属，更没有规定同乡不准录用。他还特地查阅了吴伟业在会试中的考卷，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没有所谓的“衬贴”的感觉，于是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有了皇帝这样的批示，舞弊一说便不攻自破了。
这场由温体仁在幕后指挥的政治战役，虽没有扳倒周延儒，但却动摇了他在崇祯帝心中的地位，至此，周延儒在皇帝眼里的形象也不在那么完美无缺。
本来周延儒能坐上首辅的位置，也全都仰仗真崇祯对他的赏识。这点温体仁深刻的知道，所以其要想取代周延儒，就需要在君臣两方面下功夫，先在舆论、感情上领先一步。
温体仁很重视攻心战，也很善长攻心战，相比之下周延儒则差的远了。这从一些小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崇祯二年的内阁阁相钱龙锡在被判死刑又改为遣戍后，出狱临行前特地去拜会当朝辅臣。
周延儒对他说道：“皇上当时十分生气，几乎是无法挽回了，我们几个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保住了阁下的性命。”
钱龙锡当然非常高兴，在见到温体仁时再次致谢。温体仁却说：“皇上当时并不是很恼怒。”
两人说的完全不一样，相较之下给了钱龙锡这样一种感觉：周延儒在故意夸大事实，好突出自己的功绩，而温体仁却为人忠厚，是真心想救他钱龙锡的。
于是钱龙锡和他的同乡亲朋们对周延儒便颇具微词。
周延儒的政治智慧远不如温体仁，几番交手下来一直处于被动。尤其是孙元化的案子上，要不是有陈渊，他真的就有可能被弄了下去。于是为了自救，他必须要进行一番努力了。
首先，周延儒决定对吏部尚书闵洪学下手，以此来动摇温体仁的基础。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他只好去求助于那些在朝中兴风作浪的东林派言官。周延儒由于乡籍的缘故本来同东林党的关系并不坏，在东林党也还有一些朋友，只是由于在崇祯元年那次会推风波得罪了东林党，才反目成仇。但相比之下，东林人对温体仁更为仇恨，东林党如今衰败至此，可以说温体仁要负主要责任。
于是，双方都怀着对温体仁的仇恨走在了一起，达成了暂时性的政治联盟。周延儒让自己一派的张捷等人表示，只要挤走了闵洪学，在内阁中驱逐温体仁可以由自己一手承担。
东林党的言官和一些小臣们立即对闵洪学发动了一场攻势。事实证明，东林党虽在会推风波之后大幅衰败，但俗话说的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在言官一派还是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实力的。
一时间，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御、周堪赓等人纷纷上疏弹劾闵洪学，其中最为直截了当的属兵部员外郎华允城的参奏，他直接提出：我朝罢设丞相，用人之权由吏部执掌，内阁不得侵夺。而今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同乡同党，阁臣把持吏部之权，吏部曲承内阁之命，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皇上恼恨诸臣专权，其实没有比这更专权更厉害的了；皇上疑心诸臣结党，其实没有比这结党更严重了。
崇祯帝对这些攻击闵洪学和温体仁的官员们都给了一些不太严重的惩戒，而在心中对于闵洪学与温体仁的同乡身份也不能不有所怀疑。闵洪学不能安其位，终于是在八月引咎辞职。崇祯帝任命曾在天启初年做过户部尚书的李长庚任吏部尚书。
周延儒挤走了闵洪学，算是在与温体仁的斗争中获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但他自己受到的损伤也不小。一方面他这次与东林党联手，使得崇祯帝也对他产生了勾结东林谋求私利的疑心。另一方面，温体仁和他的党羽们通过这件事对他恨之入骨，更坚定了整垮他的决心。还有，就是东林党人士见他并未把温体仁驱逐出内阁，对他的能力和人格再次感到失望，也不想再同他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周延儒的处境相当艰难，他已经自露了马脚，再也不能把温体仁怎么样了。
本章完
第43章 山东新形势（）
明代的政治斗争激烈，与其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
明朝党争分为两类，一则是文臣与文臣之间的争斗。其根源来自于争权夺利。早在天启中年，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首辅叶向高就曾经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要其病根所在，只有争官竞进，一意牢不可破。”一语道破了朋党的根子在于“争官竟进”，也就是无论如何朋，如何党，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做大官、掌大权，维护自己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按明代官场面子上的说法，争官争权是不大道德的一种行为，所以才会有受命后再三推辞的成例。
主管官员升迁的吏部大堂上也有一副对联：“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贵眼前花，早也开得，晚也开得。”就是劝大家要想开点。但士大夫一辈子就是为了做官、做高官而活着，哪能不争不竞呢？
在权利的驱使之下，明朝庞大而复杂的言官制度也成为了朋党之争的催化剂。
明代监察机构有督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等，这些部门养了大量无可事事的言官，言官们在其它领域工作不行，只有通过不断揪人小辫子才能干出点成绩来，于是整天盯着别人的家常里短，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肆意陷害亦是常有的事。
以因反张居正而兴起的东林党为例。东林人自命清高，胸怀远大，却大都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实际才干，自然是得不到皇帝的重视，他们想往上爬，便只能不断上疏奏人来博得皇帝的好感。
上述之人都是本职言官，但明朝的政治制度却规定，无论言官与否，也不管分属部门，只要发现什么不好的事，皆可闻风对奏。这无疑是给了众人毫无顾忌的理由。于是大家凡遇到什么事，哪怕是来源不明的小道消息，也不用管有没有证据，都一股脑的上奏弹劾别人，即使弹劾错了，也不用担责，因为自己是站在皇帝的角度，是在维护圣上的利益。
今天你奏我，明日我奏你，朝堂终是被朋党之争弄得乌烟瘴气。
明朝除了各大臣之间的争斗，还有一种政治斗争。那就是宦官与文臣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根源来自皇帝与文臣的矛盾。
明代初期的时候，为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制度，使皇帝直面官僚集团，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也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原先在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缓冲带没了，自然是矛盾丛生。
皇帝为了能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取得优势，选择了扶持宦官集团来帮助自己，于是设东西厂，让太监参与批红，廷杖等。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党争才一直贯穿于整个明代，以至于到了崇祯时，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内斗消耗，对国家终不是什么幸事。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内，西北贼乱，辽东女真入侵，还有山东叛乱都没有好好得到解决，问题是一拖再拖。
自崇祯五年正月朝廷派大军前往山东镇压叛乱遭受大败之后，又在二月间，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