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情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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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叫文进，二的叫春兰，小的叫文占。你们三个还不过来向你三叔问好？”文进兄妹三人过来异口同声地说道：“三叔好！”三叔也说：“你们好！”
这时，三叔回过头来对父亲母亲说：
“二哥，二嫂，咱们回家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于是，这5人跟着三叔来到他们家里。进屋后，三叔急忙喊道：
“爹，你看谁来了？”这时，文进的三爷爷和三婶都从屋里走出来，见了面，显的格外亲热，问长问短。当问起怎么想到东北的时候，母亲就从头到尾的详细的说了一遍☆后，母亲说：
“去文天那里，因丢了户口，没有落上户，就只好来麻烦三弟了，也给叔公和弟妹全家添麻烦了。”
文进的三叔接过话茬说：
“麻烦什么，一家人还说这样的话？既然来了，我一定帮你们落上户口，再给文进找份工作。你们先在我这里住着，等以后有着落了再搬出去。”三叔又对三婶说：“赶快做饭，二哥他们一定饿了。吃完了饭，让二哥二嫂他们好好的睡上一觉。”
三叔说完就出去收拾仓房去了。三婶去做饭，母亲也去帮忙……
就这样，文进一家5口人暂时住在了三叔王延冬家里。三叔是个办事能力很强的人，三天后，户口落上了。到
落上街道户口以后，每月每人供应27。5斤粮食。这样，再添些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生活了。文进在三叔家里住了20多天以后，就和父亲去桃源五队道边的一个山坡上压了一个小窝棚，烧干了炕就搬过去了。文进的三叔再三挽留也没留住。搬进窝棚之后，虽然很挤，但很开心，总算有自己的家了。至此，王文进一家在通化市二道江桃源街道安家落了户。
文进的父亲因去黑龙江和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挑着沉重的涤，加之挨饿受累，很快就病倒了，全身浮肿，于1961年春天去世，终年44岁。文进的父亲去世后，家里少了一个主要劳力。同年秋天，桃源街道负责人就登门动员无职业人员去农村落户，他家属于这种情况。打那以后，街道主任三天两头的到家动员，在万般无奈之下，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62年3月份，文进的母亲在街道主任的撮合下，与桃源六队的农民那洪山结了婚。同时，一家4口人在桃源六队安家落户，成了一户名副其实的农民……
文进到六队那年才18岁，很多农活都不会干。但逼到了这个份上，不干又不行，打头的前边领着干，后边的就得跟上，一天下来，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后来，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磨练，才顺过劲来←初来乍到，又长的不起眼，在六队受尽了欺辱，和他们干一样的活，只能挣一半的工分……
1964年春天，王文进到桃源大队砖厂当拖坯工，由于他个头小，身体瘦，体力弱，一天连和泥加扣600块砖坯，再立起、上架，就累的身上象散了架似的，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一年。
1964年冬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六队进驻的工作队有国家干部，也有解放军干部。有一名解放军排长叫胡尔，他见文进上过6年学，有文化，就培养他入了党，并给他刻了一套有机玻璃的三枚印章。王文进把这套印章视为珍宝，至今还保留着。可胡尔他们撤点后再也没有音信……1965年，王文进担任了桃源六队的现金出纳员。由于他对工作兢兢业业，高度的负责任，1967年又担任了这个生产队的会计工作；1969年又担任了生产队长。这个队长职务一直延续到1984年。
二道江公社桃源大队第六生产队，原名高丽道子，地处偏远山区，东临三道江大队，西靠桃源七队，北接通化县光华乡长春沟大队。是一个出了名的穷队。在全公社26个生产队当中，是一个最穷的生产队。农民有这样的顺口溜：
“穷六队，穷八辈，穷的谷子不长穗；穷的家里叮当响，穷的小伙打光棍”……
“六队四面穷山坡，土地瘠薄石头多；耥地一步三抬犁，穷的没有米下锅”……
虽说这只是形象形容，但也说明了是事实。这个生产队有农民60多户，300多人口，800多亩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山坡地，而且石头多，没有一块象样的平地，年产量每亩200多斤。王文进来到这样一个生产队安家落户，他的生活情况可想而知……
王文进刚到六队的时候，就遭受了极大的凌辱和欺负。因为，这里80％是坐地户，而且都是亲戚连亲戚。尤其在劳动方面，同工不同酬。一样的干活，一样的质量，到了晚上评工分都是相差一半。让你有理不能说，有怨不能诉，只能暗气暗憋。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凭着王文进的真才实干，在短短的三年里，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天地里，连升三级，平步青云，这是他从来没有予料到的。从当出纳员，当会计，到当队长，可以说是官运亨通。一些本地农民，尤其是以前欺负过他的农民，都有些发慌、发毛。在田间地头歇息时，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开始了这样的议论：
“哎，我说哥们，王文进这小子，别看他其貌不扬的，出息的真快啊！”
“可不是吗？那小子有两把刷子，听说文化挺深，手笔相用。”
“咱们以前是不是对他太过火了？以后咱们可得小心点。”
“那是，人家现在是队长，小心报复你。”
“我看，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对人挺厚道的。要不，上边也不能那么赏识他。”
“这事都怪咱们有眼无珠，鼠目寸光，要早知道他能比咱们强，咱们哪能那样对他呢？”…
一个受尽让人欺负凌辱、受尽让人宰割、受尽让人统治的外来小子，现如今一如反掌地掌握了一个生产队的大权，成了统治者。这不能不让王文进感到慰藉和高兴。
引子 四、柳暗花明
引子四、柳暗花明
在王文进的青年时代，让他最不如愿、最不趁心、最不理想、最不幸福的就是婚姻问题。当时，因家里穷，谁家有姑娘能看上他呢？不过，这事王文进不着急←不着急不好使，他老人着急。到了儿子该结婚的年龄，老人能不着急吗？1966年冬天，在媒人的介绍下，由父母包办，给文进订下了一门亲事。这门亲事，王文进原不同意，因为他是个孝子，又怎能驳老人的面子呢？况且，家境确实贫寒。因此，也只好答应下来↓就是桃源一队的丁小凤小凤当时17岁，身高1。55米，长相一般↓自幼失去母亲，在继母的管束下，只知道干一些笨重的体力活≡于针线活之类，为人处事之类，礼貌谦让之类的人生必备的知识从不过问，也不教她，因此，她的性格、秉性和别人格格不入。这也是后来王文进与丁小凤产生反感的主要原因。
1967年春天，王文进与丁小凤结婚。在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发现丁小凤自私性特强，早晨不起来做饭，等婆婆做好了吃现成的；不收拾家务，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从来不收拾。刚来时如此，一年过去了，还是如此；不打扫卫生，不擦玻璃抹桌子；在家里总和养父吵架，经常的顶撞他，伤老人的自尊心；干体力活还行，但质量不好粗造、胡弄；疑心太重，整天疑神疑鬼；无端猜疑，无事生非；说话不分场合、地点，不注意影响，不计后果；听信传言，听风是雨；有人给她使离间计，她还感谢人家；不听话，不管是老人说的话还是文进说的话，一概当耳旁风，只有外人说的话她才当真……
由于上述种种，导致了感情不合，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理想，没有爱情基础。这样的一个女人王文进能跟她合得来吗？于是，在1971年，王文进提出与丁小凤离婚。按理说，离婚的理由很充分。可是，两位老人说什么也不同意。由于王文进是一个大孝子，看到老人发脾气，也只能有气自己受，有苦自己吃。为此，他和妻子分开睡，达一年之久。妻子在炕头，文进去炕稍，孩子在中间；妻子撵到炕稍，文进又去炕头。如此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两人没过夫妻生活。文进的意思是：以此疏远她，让她先提出离婚。这样，在老人面前就好说话了。可是，固执的丁小凤却顽固的很，她死活不同薏离婚，这使文进大伤脑筋……
有一天，她在生产队干活听别人说：“你们家的王文进和咱队的***一起走过路，他们的关系一定不正常。”当她听完这番话以后，立时火冒三丈，在众多干活的社员面前大发雷霆。使正在铲地的社员放下了锄头，正在耥地的社员停止了前进〖竖着耳朵听着象泼妇一样的谩骂。下班后，还亲自到***家去找人家。结果又是一场无稽之谈的大打大骂。你说，这不纯是个250吗？
王文进对丁小凤，自开始结婚时的疼爱有加，后来演变成敌对势力。你说，他的心里能不痛苦吗？怎奈两位老人把着摁着不让离婚，让一个孝子吃尽了苦头。由于气大伤身，不久，王文进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加之心火烧身，而又演变成慢性支气管哮喘。使他吃饭难下咽，睡觉难成眠，走路上喘，胸闷气短。因此，住进了二道江卫生院抢救治疗，在卫生院住了20多天′说缓解了病情，但至今还留下了病根。回家后，他思前想后，离婚吧，老人不同意；不离婚吧，就这么将就到何时为止呢？但想起母亲生他养他的深情厚意，又不愿意让老人伤心。宁愿苦了自己，也不让娘生气。至此，这桩名存实亡的婚姻一直延续到现在……
王文进在担任生产队会计和队长期间，经常有招工指标下来。如市煤矿招工，市钢厂招工，他都让给了别人▲到了后来，那是1973年夏天，他有个叔叔在五道江煤矿，那里招收子弟入厂。文进的叔叔冒着酷暑把招工表送到他手里，让他去当煤矿工人←当时感到很高兴，谁能料想到，就是这么一次自己亲属给于的招工机会，大队都不让他走。为什么？因为他是党员，他是生产队长。
当王文进拿着招工表找到大队书记崔仁义签字盖章时，他把头摇的象波浪鼓似的一千个不行，一万个不行。崔仁义，44岁，长脸，较瘦←说：
“文进，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不是不让你去当工人，而现在你是六队的队长，我们党员不挑涤，谁挑涤？还是放弃当工人，安心当好队长吧。”
他这一番话，没把王文进的鼻子气歪了，他头也不回的一甩门走出了村党支部。文进心想，你崔仁义不说理，自有说理的地方，他一口气跑到二道江乡党委。党员嘛，有事就得找党委书记。很巧，党委副书记丁喜春刚开完会回来。这时，文进气喘吁吁地进了书记室书记看他满脸的汗水，忙说：
“文进，怎么搞的，脸上的汗都淌流了，快坐下歇会，有话慢慢说。”
丁书记叫丁喜春，33岁，身高1。8米，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穿一身中山装。一看，就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领导者。文进休息了一会，向丁书记说道：
“丁书记，有件事你得给我评评理。”
他就把招工的事从头至尾的向丁书记说了一遍书记听完后笑了，他说：
“文进，招工是个好事。况且，这次招工不是乡里的指标，是个人争取来的，按规定应该让走。至于崔仁义他不让走，是说不过去的。但话又说回来，他就是一个劲的不让你走，我也没办法，这就叫县官不如现管吗？你先回去，我给崔仁义打个电话，和他商量一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他的上司。”
“丁书记让你费心了，那我先回去了。”
从丁书记办公室出来，王文进觉得，丁书记是党委书记，很讲理，而崔仁义是大队书记，不讲理。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过了两天，王文进又来找崔仁义签字，他还是不给签←以为，王文进到党委告他的状。你不是能告吗？你越告我越不让你走，看你王文进能把我怎么样……
说来也巧，这年7月，正是文进的弟弟王文占刚从十六中学毕业。文进回家后，听说弟弟毕业了，就和弟弟说：
“文占，正好你毕业了，现在叔叔给的那份招工表，还有两天的时间，你把它填好，明天就去体检报到。”
至此，这份招工表总算没有夭折。不久，王文占就去五道江煤矿上班去了两年以后，因为招工引起的隐痛还在折磨着他。这让他感到当队长心灰意冷，精神不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想：
“在六队当了这么多年队长，不就是因为自己是党员吗？那么，如果党员没有了，队长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于是，他想到了退党←在睡不着觉的时后，左思右想：是党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为人民服务，给我荣誉，给我权力，我怎能忘恩负义呢？我怎能吃水忘了打井人呢？他又反过来想：如果我不是党员的话，叔叔给我的招工指标，能不让走吗？如果再继续干下去的话，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呢？”他越想心越窄。于是，后者征服了前者，他终于下定了退党的决心。
这是1975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王文进写了一份厚厚的“退党申请书”←用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