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亚文化-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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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倾向于以为丈夫有了一种恶习，不倾向于以为丈夫有了外遇。但就我们所知，她们把丈夫的行为看作外遇似乎更正确一些，而且此类外遇可难比一般的外遇还要糟糕。一般的外遇仅仅使妻子成为多个女人中的一个；同性恋者的妻子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恐怕还够不上这“一个”，以为同性恋是一种恶习其实是偏见，而且一位同性恋者的妻子这样想，还是自己骗自己。一个自觉的男同性恋者和妻子做爱时，往往很受罪。假设这位妻子明白自己实际上的角色，她是不会喜欢的。

有的调查对象是从婚外的男同性恋活动对家庭的作用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人的性需要既然是天赋本性，伟人圣贤也不能克服；既然其意义如同吃饭、饮水、排泄，那么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得不到满足，有了外遇也不应过多地苛责制裁。一个男子的同性恋外遇，一般对家庭无多少破坏作用，因为恋人并介入别人家庭的念头。在我们国家家庭只能以男女组成，同性恋者也认同这一事实。两个人的性游戏，仅仅是逢场作戏而已，对社会义务道德并不对抗，不知社会却为什么要给他们太多的责难！”

当然，调查对象中也有人对已婚的同性恋外遇持否定态度，一位已婚的双性恋者说：

“如果没有成家相对比较专一，两厢情愿，我就可以认同，不认为有什么不道德；成家以后还和男人保持关系就跟有女性第三者是一样的不道德了。”

在近年来社会气氛变得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渐趋宽松。这种宽松态度往往以“新潮思想”的面貌出现，其实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回到了中国文化对性问题的传统态度上去：福柯笔下的中古中国，性是自由和无拘无束的，不像近代西方社会中的性那样压抑扭曲。

一位同性恋者这样讲到他的一位朋友：“他认识一个干警，妻子是个护士。这干警把他带到自己家里，三个人关系很乱。女的看黄色录像，两个男人赤身露体在床上干，那个媳妇进进出出大大方方的，思想相当新潮。”

在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上，中西方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中国人的看法不受宗教戒条的限制，人们只是视这为多种性宣泄渠道之一，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大惊小怪。当然，这种传统态度的背后自有其文化原因。

在我们看来，同性恋者的配偶对丈夫的同性恋外遇反应是不是十分强烈，＇。　＇除了广大异性恋人群对同性恋现象的无知，除了中国人不受宗教教条的限制以外，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这就是生育重大论对人们的潜在影响。我们从价值和事实两个方面对这种现象做一分析。在价值方面，我们将讨论社会、局外人、同性恋者的家人亲友及他们本身对同性恋的看法；在事实方面，我们将讨论同性恋的感情生活、行为方式等等。然后将二者作一对比，结果非常有趣。

首先分析价值方面。从调查中我样发现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评价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第一，关于同性恋行为尤其是婚姻关系中的同性恋外遇正当与否的就我们访谈所得，几乎没有认为它是正当的。即使是同性恋者中最坚决自信的人，顶多也只能做到对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问题置之不理。他们中间很多人对异性毫无兴趣，可还是要结婚，并把这看作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这无异于承认了异性恋的正统地位。

第二，关于同性恋行为及婚姻关系中的同性恋外遇重大与否的问题。据现有材料，在婚姻关系中，同性恋外遇虽被视为不正当，但并未被视为十分严重的坏行为，至少比之不正当的异性是轻微的。我们在调查中很少遇到因同性恋败露而离婚的个案（当然不是没有，但至少有人肯定地说，婚姻中的同性恋外遇比异性第三者插足轻）；北京同性恋者的活动在有些场合是半公开的，假如异性之间有这么明显的涉及性的活动，肯定会招致更严重的干涉；我们的调查对象坦白地承认自己有很多性伴侣，而我们在另一项调查中问异性恋这方面的情况（婚前及婚外性关系）竟找不到几个肯谈的人（包括那些在问卷中注明有这方面经历的人也多拒绝访谈）。总之，人们不认为同性恋非常严重，它不像是邪恶，倒更像某种荒唐。

在事实方面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无论从感情的热烈、性生活的内容，还是同性恋关系在当事人生活中的地位等诸多方面来看其强烈程度均不弱于异性恋关系。

简言之，同性恋什么都干了，区别仅在于对象是同性而非异性。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多数同性恋者已过或将过异性婚姻生活。同性恋看来不算对婚姻关系的亵渎，或重大亵渎。如果从“不忠实”或“外遇”这个角度提出问题，那么同性恋在感情和肉体上的不忠丝毫不弱于婚外恋。这里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会搞出孩子来。

如果我们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性关系开列出来，　可以得到下列清单：（1）婚内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一物质财富说来，只要不加声明，社会默认婚姻的目的是为生育。我们曾做过另一项调查，其对象为自愿不生育的夫妇。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应属于（2）　婚内不以生育为目的（或以快乐为目的）的性关系。如此分类是因为第二类人已公开宣布不要孩子，　将生育剔除出婚姻生活的内容之外。（3）婚外异性之间的性关系。（4）同性恋的性关系。

前两种性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属正当关系。但是第二类调查对象对我们抱怨道：他们的婚姻关系受到轻视（不是指责），比如说分不到住房，听了很多闲话（没本事，生不出孩子）。因此又可将上述分类重新命名为（1）正当而且重大的性关系；（2）　正当然而不重大的性关系；（3）不正当然而重大的性关系；（4）不正当而且不重大的性关系。如下表所示：

重大　　　不重大

正当（1）婚内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2）婚内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

不正当（3）婚外异性性关系（4）同性恋性关系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涉及性问题时，重大不重大是生育可能性之间的同义语。

第一类性关系之所以正当而且重大，在于它可能产生合法的生育；第三类性关系是严重的错误，原因在于可能产生非法的生育；第二类性关系之所以被轻视，正因为它申明了不生育；第四类性关系的错误之年以显得不如第三类严重，则是因为它不会造成非法生育。至于正当不正当，则明显是结婚与否的同义语。除非经过一定手续得到社会承认和法律保护，一切与性有关的行为均为不正当。以上解释不但为我们调查中所得事实所证实，而且在逻辑上是严谨的。

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同性恋群体无论规模还是活跃程度都超出我们的预料。同性恋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至少比不受法律保护的异性恋爱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令人感到意外。可以肯定地说：同性恋者的活动完全是为了性和感情方面的满足，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如生殖）。这种行为虽然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永远得到负面的评价，但却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由于受到轻视而苟且得到的自由。追溯历史也会发现，虽然宋明以来一直有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清朝又以几千年未有过的禁欲主义风气著称，但逛相公堂养戏子之类的行为却几乎是合法的。在这里，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育重大论的传统思维方式。放纵欲望比之造成非法的生育，罪名要轻得多。

谈到同性恋的婚姻问题，最后不能不略微提及目前一些国家关于是否可以允许同性恋婚姻的论争。1971年，美国一位乡村教士拒绝发给两个男人婚姻许可证，在初级法院赞同了这位教士的作法之后，两个男子便向明尼苏达高级法院起诉。这对同性恋人争辩说：既然州法律没有特别禁止同性婚姻的条文，也就没有理由认定这种婚姻是不合法的。高级法院认为，婚姻制度作为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就像《创世纪》一样古老，因此法庭决定，这两个男子没有权利彼此结婚。

然而，在同性恋者中，有同居50多年的对子，时间短些的固定伴侣就更为常见，他们寻求合法婚姻形式是出于各种实际的原因：如为了能够公开找房同居；为了继承权问题（同性配偶不可能得到没有遗嘱的伴侣的财产）等等；同时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支持。从法律上看，他们似乎已可被视为“事实婚姻”，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

“当两个（或更多的）人进行持续的工具性和表现性交换时，即当他们既在经济上又在性行为上相互依赖时，便意味着存在婚姻。因此，从社会学角度看，两个在经济和性行为上相互依赖的男人或同样的两个女人的持续联系，也可以被叫作婚姻。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分享床铺和餐桌，并把他们自己看作配偶或爱人，而不是朋友或同居人。”（斯冈茨尼，第217页）

我们以为，人想要结婚是很自然的；人需要有人终身作伴。男同性恋者想要结婚，也是很自然的想法。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和女人结婚是不对的，去和男人结婚更对头一些。我们知道，有些女人不在乎丈夫的性倾向，性在她们的生活里也是可有可无的事。也许这样的女人反倒希望有个同性恋丈夫。但这样的女人毕竟是极少数。在大多数情况下，男同性恋者不结婚，或者和男友结婚，显然是更合理的选择。

勿庸讳言，我们所在的社会里，异性恋者是多数。作为少数群体的同性恋者感到社会有不公正之处，传统有不合理之处，是很自然的。对此，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向社会申诉，要求它给少数人以合理的保障；还有一种是想把这种不合理转嫁给其他人——转嫁给更无知也就是更无辜的人。同性恋者要求有合法同居乃至结婚的权利，是前一种选择；隐瞒自身的性倾向，和女人结婚，是后一种选择。我们以为前一种选择是正确的，应该支持；后一种选择是不正确的，应该反对。

卖淫与敲诈

早在古希腊，就有同性卖淫者。雅典人曾讽刺那些身着女式服装浓妆淡抹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的少年男妓，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在19世纪的法国，也有不少同性恋男妓。巴黎著名的男妓一夜可挣到1800到5000法郎，而当时一位熟练的手艺人一天只挣2到4法郎。（坦娜希尔，第403页）美国社会学家在谈到美国的同性恋卖淫问题时说：

“女同性恋者极少卖淫嫖妓，但男同性恋者中却既有卖淫的男妓，也有专嫖男妓的嫖客。男妓可分马四类：第一类是专职的街头酒吧男枝；第二类是专职应召男妓或陪住男妓，第三类是兼职男妓，第四类是利用男妓身份专事抢劫的罪犯。男妓一般不愿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而声称自己的行为只是为了赚钱。他们大多有年轻漂亮，长得男性十足及生殖器硕大等特征。”（凯查多利，第348…249页）我国同性恋群体中也有这几类人，但却处于极其隐蔽的萌芽状态。所谓“萌芽状态”不仅是指他们人数极少，而且指他们的状况尚未发育完全，只是偶发性和尝试性的。

这种人难以找到，但在调查过程中，不断有入提到，在同性恋群体中确有少数人是以卖淫为业的男妓。他们的服务对象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初起时，因中国人中的消费人群尚未形成，在京的外国同性恋嫖客在嫖客群体中所占比例较大。近年来情况已有变化，据传北京的“大款”中流传着一种说法：玩女人已经不算时髦，时髦的是玩男人。

调查对象在男妓问题上有如下说法：

“我知道XX和XX，他们以外国人为主。”

“xx找外国人是为了钱，xx和外国人睡一夜要100外汇券。”

“xx跟外国人睡觉，50美元一次。”

“有人向外国人要钱，一次100元，外汇券。”

“我认识一个小孩，　长得像个瘪三，但人很聪明，能把外国人拖住。有一次有个老外一颗颗接一颗给他递烟，他不想抽了，又不会用英语跟人家说，抓住我问：‘不想抽了’怎么说。我告诉了他。他骑一辆高档车，据说最近和一位作家同居，正在学电脑。”

“听说XX出奇的漂亮，去深圳广州挣了很多钱，买了房子。”

“那个公园里有些小伙子是属于huster（娼妓——作者注）一族。据别人告诉我，他们大都穿牛仔裤，而且挎有一包，有时是腰包，有时是背包一类。这些特征表明他是要‘收费’的。我观察了几个人之后，觉得也许这种说法是成立的，确实有几个这样的人有重大嫌疑。”

“我认识一个‘大款’，他在XX饭店租了一个套间，雇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三个人同时在床上。”

“有一次碰上XX，他说上X饭店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