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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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恰如人的诞生基本上是一个知识事件，人的消失同样是一件知识事情。在现代认识型中，作为理解人之工具的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分析、心理分析等人文科学将把人抹掉。
人的现代身份（能生产、生活和讲话）产生于现代性借以有特权探讨人的三种知识方式：经济学、生物学和语文学。
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语言本身的表象功能成了问题，能表象的主体同其自身的反思关系成了最终的确定性的唯一基础，人开始出现在其自我意识中，进而陷入了严重的悖论：在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权能的情况下要去做无限权能才能做到的事情。诚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始于一种难以置信且最终不切实际的想法，即它把人想象为这样一种存在：因为是奴隶而设法成为主人，因为是有限物而试图取代上帝。批判现代性及其同时产生的人类学主体主义，是福柯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重要内容。
但福柯并非批判现代性的第一人。黑格尔第一个把现代性看成一个问题。正是在回忆前商业化、工业化时代的旧秩序的背景下，黑格尔才认为由现时代所开创的新的社会秩序导致了个体和共同体、自我利益和共同的善、道德和政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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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分化或分离（Ｅｎｔｚｗｅｉｕｎｇ）
，并设问：如何才能克服这一折磨现代世界的分离？起初，现代性、时间意识与合理性之间的概念关系在黑格尔那里清晰可见，但后来由于膨胀为绝对精神的合理性抵消了现代人借以获得自身意识的种种条件，由于黑格尔把非理性、偶然性和特殊性都理性化了，因此，黑格尔最终破坏了这一概念关系。
鉴于黑格尔思辨哲学已经区分了启蒙运动的悟性（Ｖｅｒ－ｓｔａｎｄ）
与真正的理性（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自青年黑格尔派以来的现代哲学话语则谴责了植根于主体性原则之上的理性。尼采对理性发起了激进批判。
现代性的体验以启蒙辩证法而著称：即启蒙理性本身是其公开要拒斥的那种统治的创造者。
然而，如果这样，那么现代性的困境就更加加剧了。如果主体性原则是现代人的规范性的唯一来源，但这一原则的实现却蕴含着启蒙辩证法，那么人们怎么能为现代意识提供一个理性的规范呢？同尼采、巴塔耶、德里达和海德格尔一样，福柯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哈贝马斯则设法凭借其交往合理性理论来逃避现代性困境。如果说黑格尔把人之成为主体看成是绝对知识渐进过程中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那么海德格尔和福柯则与此相反，前者把人之成为主体看成“在”之历史的一个方面，后者则把人之成为主体看成是复杂的屈从（ｓｕｊéｔｉｏｎ）策略和技巧的结果。当然，福柯并不谈论“在”的历史，因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化。
人不仅是知识的产物，人还是权力的产物，福柯在近来对现代性之创造人的真正身份以及因此创造适合于人的行为纲领进行研究时，表明了这一点。福柯分析“监狱”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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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这两个主要的文化实践，旨在描绘一种真正特殊的权力形式以及权力借以起作用和得以实施的方法。现代知识形式取决于唯一的求真意志的机制，即获取更多知识的意志。求真意志成了联结知识和权力的关键。于是，人又成为知识—权力的产物。
有一点必须说明。尼采倡导权力意志（Ｄｅｒ
Ｗｉｌｅ
ｚｕｒ
Ｍａｃｈｔ）
，但是Ｍａｃｈｔ这个词较为模糊，既可指物理化学的力量（ｐｕｉｓａｎｃｅ）
，又可指政治、法律和道德的权力（ｐｏｕｖｏｉｒ）。而福柯所说的权力，专门用ｐｏｕｖｏｉｒ这个词来表示，指的是权力所采纳的形式、结构和规则，而不是一般含义上的力量（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
，也不是物理学或形而上学含义上的力量。
第一节 权力观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发展
福柯的权力思想集中体现在《监督与惩罚》和《性史》卷一《知识意志》中，但也散见于其他著作、论文和会谈对话中。尽管下面的论述力图把握和剖析福柯权力思想的主要内容，无意涵盖其全部思想，但由于《监督与惩罚》综合了早期著作的论题和方法（它从《癫狂与非理性》中续用了“监禁”及其经济和政治动机这一主题；它把《诊所的诞生》中的“凝视”改成监视；同《词与物》一样，它设法提供人文科学考古学，即刑罚学）
，因此，在正式检验主要内容之前，有必要先概述一下这些早期著述所体现的权力思想。不难发现，这些早期著述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集中注意从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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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到现时代的过渡，尤为关注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特征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独特地理解现代西方社会化进程的历史基础。以历史观为基础的福柯权力观不同于由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德勒泽于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中期阐发的“欲望哲学”。
“欲望哲学”设法证实个体欲望的“内在本性”
，即肉体的和爱欲的自发性的独立力量，认为欲望的生产是积极的、生产的。这种权力理论要求说明权力主宰或压制着的一切，但它缺乏历史基础。
一、权力的初步界定：话语和权力
在学术生涯之始，福柯就关心人类社会中的行政干预机构的出现、扩展和巩固，关心他近来所说的“牧师权力”。
在发表于１９７７年的一次会谈中，Ａ。丰塔纳和Ｐ。帕基诺提出了权力问题，认为福柯第一个把权力引入话语分析。
而福柯认为自己并非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他当时作系统阐述时，碰到了很大困难。当他现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反躬自问：在《癫狂与非理性》或者《诊所的诞生》中，如果不谈论权力，那还能谈什么呢？但他充分意识到，实际上，在早期著作中，他从未使用过“权力”这个词，也没有从事这种分析。
其原因在于他受制于他及同时代人所处的政治境遇。
但是，无论如何，福柯意识到权力操作在话语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在另一次早些时候的会谈中，认为正是尼采才把权力关系详细说明为哲学话语的一般焦点。
在《癫狂与非理性》的“大禁闭”这一章中，福柯描述了１７世纪整个欧洲的隔离机构、劳动强度、工场和总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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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加。福柯认为，这些机构标志着国家与其市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与贫穷、失业和残疾一起，癫狂第一次被设想为国家职责范围内的“社会问题”。
福柯并不否认拘禁过程（通货膨胀和失业期间，作为减轻社会压力的一种措施）的经济举措，但他更为关注有关作为一般福利的保护者和增殖者的国家的新想法的影响和内涵，关注这一想法借以与人口的道德化设想相融合的方式。
这种说明为福柯讨论１８世纪末对待疯人的人道主义态度的出现提供了模式。在福柯看来，尽管图克和比奈尔砸碎了疯人身上的枷锁，但实际上这并非慈善行为，而是导致了一种比先前的残忍的禁闭实践更为压抑的“道德监禁”
，因为它虽然给予疯人以肉体上的自由，却牢牢地控制了疯人的精神头脑。
福柯历史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设法把一般的历史论证浓缩为对专门机构的出现进行的追踪，这在《诊所的诞生》中尤为明显。而他对有关发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医学地位和医学措施的争论所作的分析，以及他对医学政策的描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现代性说明具有广阔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局限于维护保卫经济活动的私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一般秩序保障，因此，资产阶级国家日益对不健全的市场机制进行干预。
《诊所的诞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认为从一开始起，现代国家的特征就是干预和行政控制。监视全民健康，这一要求已经驳斥了认为医学具有一个完全非控制的自由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如法国大革命设立的“皇家医学学会”是知识集中的场所，是记录和估价一切医学活动的权威，因此，“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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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诞生“产生于对一种能系统观察全民健康的医学机构的需要。医生在病人旁边进行的一种新的自由自在的观察形成了”医学凝视“
，并与由国家要求的健康和卫生检查系统相融合。因此，尽管这里关注的是肉体的无序，而非道德的无序，但《诊所的诞生》重新叙述了《癫狂与非理性》早已表达过的观点，即福利和控制的机构监视并干预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不再讨论现代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机构，而是探讨人文科学话语的内在结构，但福柯深信，这些话语的起源与那些控制和管理形式密切相联系。
而且，在因“五月风暴”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有关社会控制机构的政治问题使福柯愈加对惩戒和拘禁的程序进行长期关切。因此，尽管福柯并没有直接参加“五月风暴”
，但却使福柯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能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并成为左派的主要理论家。
福柯一贯认为，所谓客观的、价值中立的人文科学知识在现时代具有一种专门的政治使命。
福柯研究了精神疾病、犯罪、性征、附庸等个体经验的历史生产，因为他相信这些历史能在政治斗争中发挥战术作用。
１９７０年，福柯离开巴黎大学文森学院哲学系，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在题为《话语的秩序》的就职讲演中，福柯陈述了一个初始假定：在任何社会里，话语生产立即依照其作用为防止话语的权力和危险并把握无法预测的事件的大量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包括外部控制、内部规则和接近知识的规则。外部控制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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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而起作用，有大量的“排斥形式”在话语中起作用。
最明显的排斥形式是“禁止”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说什么（对象的禁忌）
，我们不能在我们喜欢的时间、地点谈论什么（境况的限止）
，合适的人不能谈论恰当的事（讲话主体的优先权或专有权）。由这三种“禁止”形式组成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网络在性征和政治这两个社会领域里发挥着最为严格的作用：话语是性征和政治借以实施它们某些较为危险的权力的几个优先地区之一。
话语似乎不太重要，但它所屈从于的那些禁止却迅速地揭示了话语与欲望和权力之间的联系。第二个排斥形式是“区分”和“拒斥”
，把理性与癫狂对立起来，一方面认为疯人的话语是不重要的、不真实的、无效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疯人的话语具有强大的力量或隐匿的真理。虽然１９世纪以来（不同于１８世纪末以前）
，人们开始注意疯人的话语，但癫狂与理性之间的古老区分依然适用。因为我们只要考虑我们借以描述这种话语的整个知识网络和允许疯人讲话及医生倾听的整个机构网络，就能证明这一点。第三个排斥形式是真与假之间的对立。当我们在谱系学层面上想要知道知识意志基于何种划分之上时，排斥形式就出现了。在古希腊，话语的真理和力量并不归于说些什么，而是归于谁在言说以及如何言说。约一个世纪后，人们把最高真理归于话语的所说，而不归于话语的所是或话语的所为，于是，真理从阐明（éｎｏｎｃｉａｔｉｏｎ）即仪式化行动转移到陈述（ēｎｏｎｃē）
、陈述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的指称。这意味着真话语不再与权力实施相联系，我们的知识意志及其经历的一些转化最终都产生于这个区分。科学知识的每个巨大转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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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求真意志的新形式。
求真意志在整个机构基础上起作用，并会影响其他话语。在以上三种排斥形式中，第三种形式“求真意志”是最为主导的。现代人偶然放弃了禁止和拒斥，固守其求真意志。
内部规则是把连续性强加在话语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