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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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惨痛，为什么还只是“较为接近现实的”？因为，女主角只要正气凛然，就能保全贞洁。倒是邵氏电影《故都春梦》（根据张恨水小说《啼笑姻缘》改编）更接近现实，张大帅看中了唱大鼓书的沈凤仙，就借口唱堂会，将她留在了大帅府，成了金丝雀，就连去救她的侠女绣珠，也被张大帅压在了床上。既付出了反抗的成本，还受到了更多的凌辱。可以看出，一部关于艺人的电影的现实程度，是按照女主角保全贞洁的程度来排列的，因为，真实的情况是，艺人在受到金钱的剥削之外，还得忍受性剥削，戏班班主或者琴师，每到一地，都要领着艺人去拜码头，送钱送礼的同时，还得陪酒陪睡，才能获得安全演出的机会。所以，在社会等级排列中，艺人始终被排在最下层，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被人看见、成为欲望的目标，他们或许可以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躲过一次性剥削，却没有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点躲过所有的压榨。“抛头露面”背后隐含的，就是对这种性剥削的恐惧和蔑视。
现今明星的境遇如何呢？天真的人，会当他们是“玉女玉男”，而重庆发生的事，显然是最现实的：“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
人们津津乐道、以淫猥的口吻讨论她是谁、以“包养”定义女明星和那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了模糊其中的性剥削色彩，获得安全感，实际上，我们的女儿被他看到了，一样逃不脱。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具有延续性的时间空间里，我们假装是现代人，似乎与“古代”割裂了，却终究免不了又要和“古代”迎头相撞。那种理直气壮、隔岸观火的安全感，多少有点令人诧异。
但那也不尽是中国的事，大卫·林奇的电影《蓝丝绒》，是艺人处境的美国现代版——黑道男挟持了流浪女歌手的丈夫，从而获得她的性屈服，这和重庆故事也并无不同。看来，对艺人的性剥削，是发生在所有的时间地点的事，所以，每每看到家长主动送孩子进入娱乐圈，总是让我惊诧。
苍井空波段
苍井空
苍井空已经成了一个象征。她刚在推特开了微博，就有人发出线报，中文推特界随之沸腾，于是造就了2010年4月11日的“苍井空之夜”，网络大佬们连夜振臂高呼，网友连夜翻墙加关注，她的关注者在几天内迅速从两千人增加到几万人，她做出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的表示，久游网旗下网游《勇士OL》便要她当代言人，邀请她参加《勇士OL》发布会，刚刚改版开播的青海卫视打算邀请她上节目，谈论女性情感。总之，大家都在“想起苍井空”——香港歌手李嘉强的歌，甚至高高兴兴地称她为“苍老师”。
苍井空的好处在哪里？童颜巨乳只是寻常，她还妙在轻盈。宫部美雪的社会派推理小说《火车》，讲述日本泡沫经济崩盘之后，欠债家庭女性的最后下落，她们或者抛弃从前的身份四处逃亡，或者在风月场下海。AV达人“一剑浣春秋”的博客，也在印证这种惨境，每每说起女优下海拍AV的因由，“还债”总是频频出现。苍井空没有这么苦大仇深，她起初不过是贪一点零花钱，在成人电影星探遍布各种车站的日本，这点小贪恋，马上就会被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诱惑。这个行当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代言人，就得是这种身世素白轻盈的，以配合这个行业的日益非罪化——以前是法律上的，现在是心理上的。Mew这样的女优就不行，她的资质平常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一个崩溃的富豪之家，从前，她家的玄关和客厅之间，甚至有条小河，现在，她是面目模糊的企划女优，这种时运不济，被人世惩罚的女性，显然太“重”了，而人都喜欢“轻”。
当然，日本硬色情电影的身份，也在变“轻”。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粉红电影（pinkeigafilms）、罗曼情色电影（romanpornofilms）撑大的空间里，AV豁然跃出，三十年时间，AV的口味越来越重，身份却越来越轻，这得归功于日本AV对欲望精微之处的剖解，片长，是一场性事或者自渎的长度，光与影与场景，有平常生活的涩与杂乱，过程，处处照顾观者的心理感受，起兴、癫狂，和事后的感伤失落全都不缺，而在此基础上，又分出明媚、阴郁或者污秽的类别，应有尽有。一件事物，美起来了，自然就合法了，美感，是合法性的前提。
那背后，是日本色情业的精工细作，在美国摄影师琼·辛克莱（JoanSinclair）笔下，东京的色情俱乐部“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那里有火车俱乐部，你可以随便摸里面的任何一个女乘务员。还有假医院，在那里客人可以躺在床上接受没穿内裤的护士们的‘招待’。还有‘性骚扰’办公室，在那里男人们可以把丝袜从他们的女秘书身上扯下来”。欲望，被最大限度地照顾了，所以有人说，日本的色情业，是在“向人类致敬”。
但对我们来说，苍井空所在的那个行当，根本就不存在。《勇士OL》发布会的新闻通稿里，苍井空被称为“日本影星”，发言人一再强调她形象的健康正面。苍井优的粉丝，看到这条新闻，恐怕会更不高兴了，他们和苍井空的粉丝的互相攻击，已经有些时日了，都因为，他们的偶像，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女神”，而且都叫“苍井”，现在，苍井空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影星”，这还了得。
我们甚至愿意假装欲望是不存在的，我们奉行的，是克林顿针对军中同性恋的“不许问、不许说”政策，看了，但却不见，知道它占据了我们生活的空间，但却齐心协力地忽视它。就像爱尔兰作家伯纳德·麦克莱沃蒂（BernardMacLaverty）说的，尽管北爱尔兰乱象纷生，却鲜见报纸有报道，“因为所有人都已司空见惯，就好比自己屋里有头大象，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大家却都异常默契，从不谈论它，一起漠视它，很快就习惯了它的这种存在”。而我们的屋子里那些被我们视而不见的大象中，有一头是粉红色的。
不存在的事物，自然不能对它有所要求，尤其是不能要求它有美感。《性书大亨》中，拉里·弗林特有这样的认识：“使性爱性感迷人是一项十亿元的大产业”，这个产业，得建立在精工细作的基础上，处处照顾精微而娇嫩的身心感受。我们那些以偷拍流出、隐私外泄流传于世的影像，甚或“青岛小琴”、“工行女”、“兽兽视频”，以及那部由三线明星出演的《农民伯伯乡下妹》，显然做不到这点，它们之所以不美，是因为它没经过“文化的调节与塑造”，有种久经压抑之后的粗鄙，它的来历和传播方式，也使观者背负罪责感。对苍井空的那种夸大了的向往和热情，就是对这种粗鄙的鄙视，和对这种罪责感的逃离，以及对欲望被正视被正名的渴望。显然，距离美和“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救之道
在那部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她和画家里维拉持续终生的爱情，对托洛斯基那种近乎膜拜的爱恋（传记里还能提供更多让她被当做荡妇的恋情或者性事），也忽略了她最得意的时刻——穿着艳丽的衣裙，躺在担架上出现在她画展的现场，我只是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十八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十一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三十次手术，到1954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一直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同样的感受，还发生在叶凡去世的时候，我紧紧盯着新闻里这样的字句：“住院期间她到澳门、广西等地演出六七次，最后一次是11月11日在石家庄演出，当时已高烧四十摄氏度，但坚持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出之前她发高烧，上台前我们用酒精给她强制退烧，她还是完整地唱完了一首歌，然后就烧得不行了，以致病情转入危急”。
已经扩散到了肝、肺、骨头、腰椎，即便打上杜冷丁，也痛得让人发狂，可她还要打扮停当，在北方十一月的天气里，穿上晚礼服上台去唱歌。普通人会怎么想？不可理喻？争当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模范？
不画不唱可以吗？不，不画，不唱，她们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此身既不能化为淡青色的山脉，呜咽也不能唤起松涛的合唱，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创造，是唯一的自救之道。甚至那些发生在弗里达身上的，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叫蒋焦影（甘肃模范教师，带病上课，累死讲台）。
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席慕蓉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真要仰天长谢，所幸所幸，我们还有这样一条自救之道。就如尤瑟纳尔在《东方故事集》里写下的那个故事——《王佛保命之道》，画家王佛，在即将被皇帝砍头的时候，开始描绘大海，并乘着一叶扁舟从画出的碧海中从容离去。
那是神话现实里的保命之道，却也是更为玄妙的人类自救之道。甚至是唯一的自救之道。
爱是最好的唤醒
《明亮的星》二零零九年
简·坎皮恩的新片《明亮的星》，讲的是英国大诗人约翰·济慈和芳妮·勃劳恩的故事，确切地说，是他们互相将对方唤醒的故事。
那是1818年3月，患了肺结核的济慈搬到朋友布朗位于汉普斯泰德的一所房子里休养，在那里，他遇到了芳妮·勃劳恩，两人迅速滋生出了感情，但这段感情遭到芳妮家庭的阻止，两人随后私订终身，芳妮戴上了济慈的婚戒。只是，没过多久，济慈因为肺结核去世，终年二十六岁。
这段感情最重要的作用，是激起了他们的生命激情，将他们唤醒。对于济慈，这段时期，成了他创作的“奇迹时期”，他最重要的诗歌都写于这段时期。而对芳妮来说，这段相处，唤醒了她最深沉的感情，使她成了一个传奇。
她生于富家，当时不过十八岁，对文学并无兴趣，对济慈投入全部身心的诗歌也没有太多感应，她的爱好是服装设计，并时常流连舞厅，但与济慈相遇后，她开始学习读诗写诗，在济慈去世后，这个被人视为轻佻的女子，却异常悲痛，身心俱陷于崩溃，很长时间才复原。此后三年，她一直穿着黑衣为济慈守丧，尽管他们并没正式成婚。她和济慈的姐姐住在一起，终日沉浸在回忆中，翻阅那些书信，在他们去过的地方徘徊。思念一直蔓延了十二年才稍稍平息，1833年，芳妮嫁给了一个银行家，但她始终没有摘下济慈求婚时候送给她的戒指，也从未向她的丈夫透露她的过去。不论济慈，还是芳妮，都是通过这段感情，开始醒觉，进而认识自己，并向世界扎下根须，成为自己最终成为的那个人。
是的，人一落地，就会睁开眼，但未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