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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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是形神都有差异。1989年，刘晓庆访港，与林青霞会面，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亦舒没有放过这样戏剧性的时刻，专栏里的揶揄之意溢于言表：“刘晓庆最近一次外访，擦艳红胭脂，穿大花衣裳，戴金刚钻手镯腕表，脖子上一条粗金链条，用碎钻拼出英文字样。。。端的是艳光四射，把身边短直发、淡妆、毛衣牛仔裤的林青霞映得似名苦学生。

又说：‘我没有仰慕林青霞，我连她一部电影都没有看过。’还有‘邓丽君的歌已经不流行了。’。。她说她的墓志铭会这样写：‘这里埋葬了中国传闻最多的女明星，她是个对自己真实，而从来未让人理解的传奇人物。’”麦子的《美国风情录》里，对刘晓庆1987年访美情状的记载，和亦舒的小小尖刻互相映照：“如果叫我跑到台湾去，像红虹（红线女的女儿）那样，我是绝不会的。”“我觉得不化妆打扮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况且，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气质而不是打扮。”——因为是正面的、称道的口吻，更让人难过了。

明星身上，其实凝结着我们与时代有关的一切进展与心得。当然，香港台湾，在风尚方面，并非天生领先。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上海跑到香港去的李丽华或者白光，是当仁不让的风尚引领者，六十年代从上海去了香港的郑佩佩，也还能独当一面，但到了1980年，十五岁的刘嘉玲去香港时，情势已经有变，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熏陶出来的刘嘉玲（婚前接受林燕妮采访时的自陈），穿着黄色上衣鲜红喇叭裤挑着行李到了香港，无线第十二期艺员训练班出来，进了演艺圈，香港人却不接受她，始终嘲笑她的衣着处世。四十年时间，东风西风，河东河西，全都倒过来了，领涨的变成了领跌的，时代拖住了女明星的后腿。

到了合拍片时代，衣着妆容上的差异缩小了，神采上的区别却照旧是天上地下。2003年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要求，合拍片中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措施，或许为的是学习，却也有点像杨绛写的“掺沙子”——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掺沙子”之后，内地艺人大量地出现在香港电影里，但这三分之一，与那三分之二，却起了冲撞。这三分之一，是正统的、正襟危坐的、少点烟火气的，而那三分之二，却是在成熟的市民文化里浸淫多年的，是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里熏染出来的，是柔软、灵活的，细节丰富的，是注重平等的，勇于自嘲也敢于自省的，他们身段柔软，讽世讽人先拿自己开刀。偏偏两部分要放在一起，两相映衬之下，对比越发鲜明。

当然，电影是戏剧化的、高度控制的，人为的因素常常会干扰到样本的纯洁度，综艺节目里的对照，就更有说服力。作为标杆的，是内地明星在《康熙来了》里的表现。四十五分钟的节目，蔡康永和小S以庄谐齐备的手法引蛇出洞，从体力、耐力到素养储备，对艺人都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到最后，不略微露点原形，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内地艺人有所不同，他们几乎是刚一站在蔡康永和小S旁边，就显出了差别。《风声》的几位主演、黄磊、李艾、那英、小沈阳，多半如此，总体表现不过不失，甚至不乏亮点，但却坏在直、白、凛然，“杀气腾腾”，缺乏人性的细节。

这差异或许来自南北地理性格的不同，福建人广东人，生活在向海的地方，眼睛里看到的是绿树和红色的大花，地理性格属于热烈、务实一路。东南卫视有一档《海峡午报》，几乎是这种性格的具体呈现，蓝绿打架，市县政客跳淡水河博人气，小吃店用帅哥店员招揽顾客，中学生在毕业典礼上cosplay吴淑珍——再没看见过那么富有烟火气的新闻。稍北一点就不行，韩国新闻，永远看得见一片黑压压的衣服，白亮的灯光，动辄有人自杀了。气温高一度低一度，纬度多一分少一分，性格迥然两样。

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取消世俗生活的境况下生活了几十年。阿城说，中国文化基本就是世俗文化。但，这几十年时间里，世俗文化世俗生活均在被扫除之列，建筑得是整齐划一的，会议室里的杯子得在一条线上，电影里的古代士兵也要走成团体操，阳台上不能晾衣服，夜市一直被当做毒瘤，人们乐于取消人性的细节，嘲笑多余的情绪。连演员都是一派正大肃杀的气象。这三十年的重建，重建的其实是世俗生活，但有时进，有时退，如此曲折反复。而香港和台湾，世俗生活没被打断，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差异就此产生，在艺人身上格外明显。细究之下，多少令人怅然。

只是不知道，这种差别还能维持多久，水准低的渐渐追上来固然是好事，怕的是用水准高的被拉低的方式，弥补这道鸿沟，尤其CEPA之后，影像世界里的格格不入恐怕首先就得消失。触目惊心的例子，眼前就有一个，《同桌的她》，她的一甩手、一跺脚，都分明是标准的内地小品女演员做派，尤其可怕的是那一声声字正腔圆的：“老同学！”我赶紧躲到阳台上去放焰火，但，仍忍不住恨恨地学着她的“老同学”！外面焰火闪亮的刹那，我在玻璃窗上看到我的脸，扭曲地、若有所思地，嘟囔着“老同学”。

女笑星

吴君如

在电视上看到了吴君如，她和几个女演员一起为新片做宣传，仔细打量她，觉得她五官周正、妆容精致，而且表情生动、气息柔润，总之，是几个女人里最耐看的一个，但主持人不断地询问那几个长相粗陋的女演员，身为美女有什么压力之类，总之，角色已经分派好了，她负责充当不美的谐星，别的女人，负责充当花瓶，尽管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女人一旦成为谐星，立刻自动变丑。相近的例子还有宋丹丹，刚出道的时候，她可是青春偶像剧演员，一旦成为笑星，就会动不动出现在娱乐圈丑星排行榜里面。

想起从前看到的一则小S的逸事。小S认识了金融新贵许雅钧之后，暗暗认定了他是意中人，怎奈当时的许雅钧已经有了未婚妻，但小S根本不放弃，第一次和许雅钧见面，她一反常态，文静地坐着，但笑不语，于是勾起许雅钧的好奇，显然，吸引了许雅钧的，不是小S的鬼马形象，而是她刻意营造出来的淑女形象。

作为一个有幽默能力的女人，作为一个以幽默形象深入人心的女人，小S为什么要在求偶时收敛幽默感？因为，两性之间，对幽默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幽默感，从来都不是男人择偶时的重要条件，幽默感，也从来都不是欲望投射对象的必备资本。

美国学者埃里克·布雷斯勒曾经做过一项试验，分别给参加试验的男性和女性看一些异性的照片和资料，结果表明，同样的相貌水准下，女性很愿意选择那些看起来喜眉笑眼、生动活泼，并在自我介绍里加上了“有幽默感”字样的男性，而男性无一例外，选择了那些看起来不苟言笑的女人，回避了那些被标注为“有幽默感”的女性，哪怕她们更美丽。布雷斯勒最后得出结论：“幽默感确实能增加人们相互间成为伴侣的可能，但这种效能往往只是相对于男人而言。”

男性的幽默感，会增加他们的魅力指数，女性的幽默感，却成为她们的劣势，为什么？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教授萨姆·舒斯特指出，男性的幽默感，其实是攻击性的一种表现，男性体内的睾丸激素，是这种攻击性的源泉，幽默感，是掩饰这种攻击性的道具，显然，幽默感是男性气概的另一种表达。

说一千道一万，女人的幽默感，对她们赢得伴侣、维持关系，都很少有帮助，陈辉说得好：“幽默的确缓和了气氛，但同时也‘软化’了其他的东西，包括男人内心当中的那种特殊的紧张感，我们把这种紧张感称为性欲。”

所以，吴君如和宋丹丹不被视为性感偶像，尽管她们的相貌，远比一些以美女自居的明星要出色，与其说是她们变丑了，倒不如说，是她们的幽默破坏了那种微妙的“紧张感”，使她们显得丑了。所以，女性社交指南里，从不要求女性培养幽默感，甚至要“控制幽默感”，控制到什么地步呢？蔡澜说得一针见血：“有幽默感的女人，不是会说笑话的女人。是听了男人讲话时，笑得出的女人。”嗯，女人的幽默感表达，也就到此为止了。

身体契约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影业公司老板中，有好几位，或者把自己的妻子捧成明星，或者娶了明星当妻子或者儿媳。

新华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琨，娶了京剧女演员童月娟之后，和她一起组建了“新华”电影公司，童月娟顺理成章地成了“新华”的台柱子；国华、国泰电影公司的主人柳中亮和柳中浩兄弟，把旗下最著名的两位女演员凤凰与王丹凤娶作了儿媳；邵氏兄弟的天一影片公司，在胡蝶跳槽明星公司后，顿时失去了招牌女星，痛定思痛之余，邵醉翁娶了当时还是临时演员的陈玉梅，并把她捧红。

这些婚姻，都是有着现实的考虑的，当时的影片公司，规模都不大，培养出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十分不易，只要有一两个明星特别是女明星离开，对公司就是重创。那么，不是有合同吗？其实，合同的约束力十分有限，一旦明星铁了心要离开，而挖角公司的力量足够强大，留住她们，就十分困难，何况，还有王丹凤这种从不与任何一家影业公司签订固定合同的女明星的存在。现在，办法只有一个了，就是将家庭模式引入公司管理，认干儿干女，或者干脆将女明星娶进门。

周璇就是柳氏兄弟的干女儿，邵醉翁娶陈玉梅，为的也是“娶了陈玉梅而将她捧红，将来天一公司便不怕没有主角”，既是女主角，又是夫人，于是，“天一影片公司的女主角，也永远不会给第二家影片公司挖去了”。

在今天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这一切简直匪夷所思，一个公司，竟然要靠姻亲关系来维系么？实际上，演艺业虽然一直在进化，从琴师买个孤女来培育成卖唱女，或者戏班班主买了穷人家的孩子作为养女兼员工，一路进化到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公司，直到今天那些庄严堂皇的经纪公司和艺人，样式变了，但内里最原始的人身关系模式并没改变，控制和被控制的斗争始终存在，务必要使艺人听话，不能轻易被挖角或者跳槽，而契约也好，情感也罢，都是实施控制的手段，契约的控制力不够，就用情感作为补充条款。所以，琼瑶夫妇经营电影公司那些年，常常要把旗下女明星认为干女儿。温馨感人的场面之外，有着并不温馨的考虑。

当然，这样实施控制和笼络，成本也实在太高了，即便那只是情感成本，特别是在经纪公司或者电影公司的规模比较大的情形之下。肉体关系于是成为更为常见的控制手段，从荒莽时期的好莱坞到现在，一直作为隐蔽的契约存在。所以，老板和男女艺员之间的潜规则，并不完全为的是肉体的欢愉，对于艺员来说，那是表白忠心的一种方式，对于老板来讲，那是实施控制的另一种手段，纸张上的合约之外，必须还得有肉体上的契约，后者可能还更可靠。有朝一日，当事双方万一因为利益成为对手，也多少会因为顾念旧欢或者顾忌隐私曝光，而不会动辄变身为杀气腾腾的黑寡妇。

那些怀着职业理想投身演艺圈的男女，不知道有没有将这种近距离人身关系中的依附、控制与被控制考虑进去？不过，别处就好些么？“你就是剃了头发当姑子去，化个缘罢，也还是尘缘——离不了人！”张爱玲这么说。

性剥削

《舞台姐妹》一九六四年

如果把那些关于艺人境遇的电影，按照接近现实的程度排列一下，可以分为“较为天真的”、“较为接近现实的”、“更为接近现实的”。

通常所见的那些场景，都可以列在“较为天真的”行列里：辗转各地讨生活的戏子或者卖唱女子，毫无意外地遭遇恶霸欺凌，在恶少的扇子尖挑住弱女子的下巴，并淫笑着说出“给大爷笑一个”的时候，旁边有侠客跳出来了，弱女子的贞洁于是以极低的成本得以保全。

谢晋的《舞台姐妹》算是“较为接近现实的”，电影中的“阳春舞台”戏班在绍兴演出，豪绅倪三看中了邢月红，遭到拒绝，于是勾结警察陷害他们，春花为保护月红，被绑在桥头示众，他们的父亲邢师傅则被警察打死。可以想见，不管是“阳春舞台”还是春花和月红，从此都别想在绍兴地界露面，他们只好解散戏班，流落上海，反抗成本非常昂贵。

这样惨痛，为什么还只是“较为接近现实的”？因为，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