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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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白曜打算把无盐城的百姓当战利品赏赐给部下，郦范进言道：“古齐国地区形势重要，应有长远经营的计划，而今王师刚入境，人心慌乱，城池连接，互相观望，都有固守不降的气节，假如不用恩德和信誉安抚怀柔，很难平定。”
慕容白曜同意，一律赦免。
休整两天之后，慕容白曜又将进攻肥城，郦范再次建议说：“肥城虽然小，但攻击起来，颇费时日是，胜之不能增加声势，失败则有损声威，他们看到无盐城破的惨状，遍地死伤，不会不感到恐惧，如果送去一封警告信，他们即令不投降，也会四散逃走。”
慕容白曜也再次接纳，让郦范修书一封，送到城中，肥城果然崩溃，魏军共俘获粟米三十万斛。
有郦范的辅助，慕容白曜又极具从善如流的品质，加上颇有将才，魏军很快又夺取垣苗、糜沟二城，只十天左右的时间，一连克复四座城池，声威震动山东半岛。
郦范是著名地理学家、《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父亲，算得上是这一时期的北魏名臣，为儿子留下了丰富的资源，也为郦道元后来在地理方面的建树起到很大的助力作用。
魏军不久便抵达历城城外，崔道固紧闭城门应敌，但沈文秀却让人向慕容白曜投降，请派军队迎接。
慕容白曜以为自己军威所向，沈文秀毕竟屈服了，打算派军前往，但郦范瞧出其中的蹊跷，对慕容白曜说：“沈文秀的家族和祖先坟墓，都在长江以南，而他手握重兵数万，城墙坚固，武器精良，强大时挺身作战，衰弱时起身逃走，况且我们军队并没有逼近他的城下，他怕些什么，竟主动请求我们派军迎接？”
慕容白曜说：“你的意思？”
郦范说：“我看他的使节眼睛一直向下看，说话琐碎而怯懦，一定心怀奸诈，引诱我们走进陷阱，不可轻信！不如先夺取历城、盘阳，再夺取梁邹、乐陵，然后慢慢向前推进，不怕他不屈服。”
慕容白曜说：“崔道固兵力单薄，不敢出战，我们可以通行无阻，一直推进到东阳，沈文秀自知必亡，所以望风投降，有什么可怀疑？”
郦范说：“历城城内兵力雄厚，粮食丰足，不是早晚之间就能攻克，沈文秀雄据东阳，是各城的根本，现在派兵太多，则无法攻打历城，派兵太少，又不足以控制东阳，如果前进被沈文秀拒绝，后退又被各城联军阻击，腹背受敌，绝对不安全，请再加考虑，不要跳进贼寇的圈套。”
慕容白曜再三思量，终于还是放弃行动，而事实证明，沈文秀投诚确实是诈降，阴谋与崔道固夹击魏军。
就在他们互相较量的时候，北魏镇东大将军尉元，骄傲地看穿了边界的复杂局面，上疏朝廷说：“彭城是贼寇的重要基地，如果不驻屯重兵，储存粮秣，则不能守卫，如果军用物资丰富，就是刘彧出动全国军队，也不敢窥伺淮北之地。
如果盗贼胆敢攻击彭城，一定从清水、泗水穿过宿豫，下邳如果攻击青州，也必须要从下邳，顺着沂水，穿过东安——这几个地方都是盗贼军事上的必争之地，我们如果能先占领下邳、宿豫，然后驻防淮阳、东安，则青州、冀州用不着对他们攻击，他们就会自动陷落。如果这四座城池不肯屈服，即便我们占领了青州、冀州，居民仍然回头向南，怀侥幸之心。
我愚昧地认为应该征召逗留在青冀二州的作战部队，先行平定东南的土地，断绝刘彧北伐的念头，消除愚民回归南方的愿望，使他们认识到夏季雨水虽大，却没有河道可走，冬天陆路虽通，却没有高大的城墙可以固守，如此淮河以北土地就可全都占领。
兵贵神速，迟则生变。如果进入雨季，对方因河道畅通，得以运送粮食，增派大军，再作进击，恐怕淮河两岸居民，将改变立场，则青冀二州难以攻克了。”
这番分析入木三分，冯太后着令尉元一切以国家大计为重，可以相机行事。
接下来双方开始明暗的拉锯了。
沈攸之亲自运粮到下邳，为前线提供补给，北魏则不断派清水、泗水间的居民向沈攸之宣称薛安都打算回归祖国，请求派军前往迎接。
薛安都到底是一代名将，刘宋副司令官吴喜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沈攸之派一千人去接薛安都，沈攸之坚决不准。
此后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吴喜坚持应该派军，沈攸之于是把那些前来“告密”的人集中起来，对他们说：“各位既有这份诚心，如果与薛家的一个子弟同来，我就代表皇上行使职权，任命你为本县县长，依照你们的意愿，如果不能，就不必空着双手跑来跑去了。“
那些人面面相觑，最终一去不返。
吴喜等人无话可说，不再提起迎接薛安都一事，沈攸之让带兵官陈显达率领一千人进驻下邳协防，然后自己返回基地。
这时刘彧再下诏书，催促沈攸之进击彭城，沈攸之认为清水、泗水正是干枯季节，粮食运输难以为继，绝对不可轻易采取军事行动，使节往来七次，刘彧勃然大怒，于8月23日，任命沈攸之代理南兖州督导官，强迫其率军北上，徐州总部行政官萧道成，率一千人接替沈攸之，进驻淮阴。
（本章完）
第411章 献文之治（）
萧道成借着刘氏皇族大乱的机会，结识许多英雄豪杰，麾下人才济济，成功积累了大批政治资本，为后来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攸之被迫上路，与北魏镇东大将军尉元展开交锋，几个回合下来，死伤惨重，尉元还特意把在正月战役中俘虏的冻烂双脚、只能用膝盖爬行的宋兵，悉数送还回去，用以打击沈攸之的士气，更让宋军壮志全无。
这时刘彧终于回过味来，认为不应该出军，于是紧急派人通知沈攸之回去。
而沈攸之已前进到距下邳五十余里的焦墟，陈显达奉命领军前往接应，双方在瞧清口会师。
魏将孔伯恭几乎同时赶到，大破陈显达和沈攸之联军，沈攸之仓惶败退，负伤逃入陈显达的营垒，龙骧将军姜彦之当场战死。
467年8月18日深夜，陈显达的营垒在过度恐惧中崩溃，军队四散逃命，沈攸之乘轻骑向南逃往淮阴基地，军用物资和武器全都丧失。
这场损失本来可以避免，刘彧不分轻重缓急，不看强弱形势，终于让部队倒了霉。
倒霉的不只有部队。
刘宋中级国务官徐爱，早在刘义隆时代就开始掌权，对于当时还是亲王的刘彧，一向没有放在眼里，刘彧怀恨在心，解决了一众侄子之后，很快就下诏列出徐爱的条条罪状，把他放逐到交州。
当然也有人占了大便宜，刘彧先前的侍从亲信就跟着“鸡犬升天”，巢尚之、戴法兴、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人，全都获准参与政事，尤其阮佃夫、杨运长和王道隆，因为直接促成了刘彧称帝，所以倍受宠信，在朝中权力如日中天，无人能及。
这些人出身卑贱，长期从事下等工作，陡然成了人上人，变得十分凶暴，阮佃夫是其中的典型，当别人谄媚他时，立刻有赏，偶尔冒犯，灾祸立即临头，送给他的绢少于二百匹，连封回信都不写，住宅饮食宴会，豪华程度远超亲王，歌女的衣裳连宫廷都自叹不如，朝中无论大小官吏，没有一个不对他巴结奉承，阮家的奴仆差役，则纷纷破格提拔当官，车夫甚至都成了虎贲禁军指挥官，马夫甚至成了员外散骑侍从官。
部属如此，刘彧本人也没能强到哪里去，消停两年就原型毕露了，给百姓和朝野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也让刘氏皇族在国内威严扫地，彻底失去了延续祖宗基业的希望，为新一轮的政权更迭埋下了伏笔。
崔道固和沈文秀等人若是能预见到刘彧未来的变化，应该不会那么卖命守城吧，为那样的主子图个什么劲呢，还不如早早归顺北面的敌人。
所幸他们没有等到刘彧黑化，就早早城破人降，否则心情一定更沮丧了。
468年2月14日，慕容白曜围攻历城一年有余，终于攻陷东门外城，崔道固无力回天，为了保全无辜百姓的生命，自己反绑双臂出城投降。
梁邹的兖州督导官刘休宾也无奈献出城池，慕容白曜把他和崔道固，以及他们的僚属，全都送到平城。
3月，慕容白曜大举进军包围东阳，对沈文秀下达最后通牒。
刘彧紧急任命沈文秀的弟弟、征北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沈文静为辅国将军，指挥高密等五郡民兵从海路北上，援救东阳。
援军抵达不其城时遭到北魏阻截，又切断退路，沈文静无法前进，只得据守不其城，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城破被斩。
12月，慕容白曜率军攻入东阳西门外城。
东阳外无救兵，内缺补给，士卒日夜奋战，头盔铠甲不能离身，都生了虱子，可是却无背叛之心，硬生生地又拖了一个多月，于次年正月24日，终于抵挡不了魏军攻势，城池正式落入北魏之手。
沈文秀脱下军装，换上文职官服，手拿皇帝颁发的符节，端坐书房，静候敌人光临。
北魏士卒先后涌到，咆哮着问沈文秀在哪里，他们被东阳城困了三年，也有理由发火，沈文秀大声说：“我就是！”
士卒们争先恐后地把他捉住，剥光他的衣服，五花大绑地押送给慕容白曜。
沈文秀坚决不肯向慕容白曜叩头，义正严辞地说：“你我都是国家大臣，为什么要我下跪。”
慕容白曜迟疑了一下，也不再追究，让人还给他衣服，送给他饭菜，然后加上脚镣手铐，押送平城。
这样的人物到底不是寻常士卒可比，献文帝拓跋弘亲自接见了他，当面指出他的罪过，但最终加以赦免，把他当作下等宾客相待，允许他穿粗布衣服，吃素食，后来敬重他顽强不屈的精神，稍加礼遇，并任命他为地方部族总监部初级官。
随着青州的丢失，宋魏两国正式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再无汉臣。
冯太后刚刚主持朝政，就收此大礼，真是做梦都要笑醒了。
在此之前的467年8月29日，拓跋弘的妃子李夫人，生下皇子拓跋宏，按惯例，李夫人被迫自杀，冯太后亲自喂养这个小孙子，朝政放手交给14岁的拓跋弘打理。
拓跋弘颇有明君风范，处理国事不辞辛苦，赏罚严明，擢升清廉有操守的人，罢黜贪官污吏，使得北魏自建国以来，首次对清廉和贪污有区别对待，民间百姓大为欢欣。
因为连年大旱，遍地饥馑，再加上对刘宋青徐的军事行动，山东人民的田赋差役十分沉重，拓跋弘下令地方官员仔细评估人民的贫富，将之分为三等，作为征收赋税的标准，每等再分三级，上三级运到平城，中三级运到其他各州，下三级则运到本州州政府所在城池。
除此之外，为了改善民生，拓跋弘还把正规田赋之外的十五种杂税全都废除，从此人北魏民众的生活终于可以自给，摆脱了赤贫的面貌。
拓跋弘崇信佛教，对佛教徒十分包容，听从佛教总监昙曜的建议，规定凡能每年捐赠谷米六十斛给寺庙的，称为寺庙户，所捐谷米称为寺庙米，遇到饥荒，拿出来赈灾，供应饥民，又把民间的重刑犯和发配到官府的奴隶改造为佛图户，到各地寺庙当差洒扫。从此寺庙户、寺庙米、佛图户遍布各州镇（北魏除依照汉人政权设立州郡以外，在北方沿边地带和重要的军事基地，设立镇，镇长官称为镇将，即防守司令）。
经过拓跋濬和拓跋弘两代的努力，佛教不但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甚至更加繁荣起来。
而在长江以南，佛教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到萧梁时已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壮观场面，实际寺庙的数目远比480要多。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佛教会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呢？
佛教从东汉引入以来，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关联，因它主张轮回、善恶有报等理论，太平盛世并不会产生多大震慑力，但在乱世之中，人民流离，生活困顿，弱者无力捍卫自己的权利，突然忽然这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片“圣地”——恶人们终将作茧自缚，下个轮回受尽切肤苦楚，弱小无依的人们，只要虔诚信仰释加牟尼，下一世会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富贵。
此生的希望已然渺茫，真的有来世吗？没人知道。但即便有亿分之一的希望，弱者总是会倾心依附。
就是无数的苦难百姓，才真正推动了佛教的盛行。
就像无数的痞子流氓促成了基督教的繁荣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基督教宣扬恶人也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