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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7章

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2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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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的幌子,极尽龌龊之能事。

    于是长安的和尚先倒霉,全部被屠杀,佛经和佛像也被摧毁。

    拓跋焘接着下诏给平城的留守朝廷,让留守朝廷通告全国,仿效长安模式,在国内开展灭佛运动。

    诏书上这么说道:“从前东汉的昏君,迷惑于邪恶的假神,破坏伦理纲常,自从古代以来,九州之内从没出现过这种事!

    言语荒唐,空话连篇,不合人情,在不安定的社会中,使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

    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礼乐仁义与之败坏,天下之大,全成废墟。

    我继承天命,打算铲除虚伪,保护真主,恢复伏羲神农时的太平世界,其他的全都清扫干净,消灭到不留一点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仍事奉胡人神祗,塑造偶像、捏泥人、铸铜人,全家诛杀。

    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个多少年留下来的假神!

    有关单位应通告全国各军区、各镇、各州,对辖区内所有佛寺、佛像、佛经,全都捣毁,所有僧侣不论老少,一律活埋坑杀。”

    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偏偏是虔诚的佛教徒,崇信佛法,之前就一直向父亲宣扬佛教的好处,但没有半点效果,现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力量扭转局面,只好尽量拖延诏书颁布的时间,使国内寺庙提早得到消息,各自逃生。

    正是借着这个时间差,国内许多僧侣得以活命,部分佛像和佛经也得以保全,延续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偌大的佛寺毕竟是躲不了的,更藏不下,北魏境内所有佛寺在短时间内全都被铲平,一座未留。

    宗教信仰向来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对人造成的冲击更是火力十足。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是神圣的,但须知信仰本身其实有是非黑白之分,高低贵贱之别。

    当有了信仰,势必冒死捍卫之,因此无论什么信仰,其实都潜伏着巨大的杀伤力。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选择信仰时,就显得尤其郑重。

    世间宗教多如牛毛,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终生陪伴呢?

    不同宗教的教义也许有很大差别,专家给予的评价也千奇百怪,但有个最基本的标准值得深省,是否会对旁人造成伤害?

    不管引人向善还是引人向恶,只要不妨害旁人,大可肆无忌惮地信奉之。反之,可能其教义说的很冠冕堂皇,但当信奉之后,发现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灵魂,仍然不能掩盖其邪教的本质。

    这是关于真正“信仰”的逻辑,其实佛教发展到北魏时期,许多问题已脱离了信仰本身,成了被别有用心之人操控利用的工具,这也是遭到拓跋焘血腥镇压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北魏国内是有相当一部分教众是严格信奉佛教教义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教义,当然算得上是乱世中的一盏明灯,是诸多苦难民众的心灵鸡汤。

    如果拓跋焘是佛教徒,即便佛教内部出现问题,最后可能仍会包容,遗憾拓跋焘本就信奉道教,如今又逢敏感问题,佛教大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相比惩奸除恶的道教,急脾气拓跋焘当然选择后者,何况道士还能修仙长生(理论上说)。

    (本章完)

第377章 陆俟奇谋() 
这场浩浩荡荡的灭佛运动,让崔浩极为欣喜,终于完成了他多年来的夙愿,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内一家独大的教派。

    所谓物极必反,崔浩此时堪称位居自己的人生巅峰,从另一方面来看,还意味着他的人生马上就要走到下坡路,而且是急转直下。

    因为他得罪了一个人。

    虽然他平生得罪过无数人,但有个人却是他无论如何都得罪不起的,那就是当朝太子拓跋晃。

    许多鲜卑官员与崔浩的关系也不好,但因崔浩是国家一品要员,所以没有哪个官员能挑战其权威,甚至拓跋焘也对他言听计从。

    拓跋晃就不一样了,他可是尊贵的储君,未来的主宰,身边围绕一大群朋党,且都是为了捍卫太子荣耀和自己政治前途,而不顾一切的极端分子。

    崔浩仗恃自己的才华和智谋,以及皇帝的宠信,在朝中独揽大权,异常强势,尤其在成功说服皇帝消灭(表面上)佛教之后,更加无所顾忌,认为国内已无人能找自己的晦气,除了皇帝以外,谁都不放在眼里——包括太子。

    但崔浩聪明一世,终究在过于顺畅的环境里犯了平常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得意忘形。

    崔浩的两重身份就已经为他划定了行动的界限,一是汉人,一是朝臣。

    在鲜卑人政权,汉人身份意味着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鲜卑人的明枪暗箭,一旦被抓住小辫子,立即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身为朝臣,无论做得有多成功,都只是皇家的服务人员,对皇帝和未来的皇帝(也就是太子)是最应该心存敬畏的,除非想要造反,不然就一定不能与他们对抗。

    崔浩同时犯了这两项错误,一方面无视鲜卑同僚的威胁,另一方面还不把太子当回事。

    因为灭佛一事,拓跋晃对崔浩恨之入骨,而崔浩丝毫不知收敛,曾推荐冀、定、相、幽、并等五个州的知识分子数十人,头一次起用,就让他们担任郡长。

    以崔浩的能力和地位,做这些事原本也掀不起多大风浪,但却成了太子的突破口,在此大作文章,上疏拓跋焘说:“在此之前,征召延聘的人才,担任现在的职务已经很久,他们辛苦勤劳,还没得到回报,应由他们优先升任郡县长,崔浩推荐的人,则填补他们的空缺,况且郡县长的主要工作是治理人民,最好也该让有行政经验的人担任。”

    但此时拓跋焘还对崔浩非常宠信,任由崔浩放手去做,崔浩便固执己见,终于分派那些人到职,让太子异常尴尬。

    从此二人的矛盾越发深刻,终致不可调和,而最终拓跋焘还是选择站在族人和儿子这边,无情地出卖了昔日的战友。

    那是几年后的事,实际上拓跋晃已开始暗中筹划扳倒崔浩了,一个天大阴谋悄悄酝酿着,主人公崔浩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大势将去,才追悔不及。

    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未知,无论未来是喜是忧,听从内心的指引,一步步把未来变成当下,乃至过去,正是此生最大的意义所在。

    当完成这些事,不论结局如何,已经是成功了。

    当然不同的人,想法也千奇百怪,心中定义的成功更截然不同,未必都能悟透这一人生的本质。

    聪明如崔浩,他追求的境界也超乎常人,试图把握精神的制高点,要将自己的意志传播大江南北,自己的信仰普及四海八荒。

    这注定是一项万般艰巨的任务,但崔浩发现虽然有诸多问题,进展却还是不错的,于是更坚定了信念。

    而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都注定由他全力承受。

    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后果,而且不管中间多少曲折,最后都会施加在行为人身上,正如佛教所说,因果都在循环之中。

    盖吴在国内引起这么大风波,最后也难免会吞食自己种下的果子。

    446年2月,逃到北山之后,盖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毕竟微弱,于是再派使节到刘宋上疏刘义隆,请求派军支援。

    刘义隆当即下诏,任命盖吴为关陇军区司令长官、雍州督导官,封北地公,下令雍梁二州出动武装部队,驻防边疆,作为盖吴的声援,并派使节送去印信121颗,让盖吴代替朝廷任官封爵。

    然而盖吴并不解渴,处境并没有得以改善,前景不容乐观。

    这时金城传来消息,当地人边固和天水人梁会,联合秦州益州境内各民族一万多户,占领了上邽东城,叛离北魏,周边的氐羌一万多人、匈奴休官部落和屠各部落二万多人,纷纷起兵响。

    盖吴大喜过望,对未来不禁又充满了期待。

    不过起义军虽然此起彼伏,但北魏国力还没有衰退得那么严重,并不致因为局面的叛变而危及全局。北魏秦益二州督导官封敕文,很快就斩杀边固,对变民集团造成重创。

    5月11日,拓跋焘再派安丰公拓跋闾根,率骑兵进击上邽,还没到达,变民余党已吓破了胆,连夜放弃上邽东城逃走。

    封敕文一早在城外挖了数道壕沟,防备变民逃窜,双方于是展开贴身肉搏,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

    封敕文寻思:“盗贼知道没有生路,所以与我们死拼,战斗力反而提高了不少,应该换个思路。”下令部将高举白虎幡,向变民宣告,投降的一律赦免,安居如初。

    变民大军已是强弩之末,本来抱着必死的打算,得此消息,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精神一抖,终于崩溃。

    封敕文得意地指挥兵马,将逃散的变民各个击破,对于投降的那部分,当然是杀之而后快,给国家造成那么多麻烦,焉能妄想活命?

    盖吴得知老乡们失败的消息,真是又气又怕,集结了被击溃的部众,重新驻军杏城,并改称秦地王,勉强支持。

    拓跋焘则决意一鼓作气荡平叛乱,又加派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让二人同时统御北方各路人马,前往讨伐。

    一支政府军就已经够盖吴周旋了,两位亲王来援,局面几无悬念。

    8月,拓跋那大破盖吴,还生擒了他的两个叔叔。

    各将领都建议送到平城献功,长安防守司令陆俟不以为然道:“长安地势险要,城垣坚固,且民风强悍,就算平时都不可大意忽略,何况在此动荡之际。

    如今不杀盖吴,长安的祸乱绝不止息,盖吴孤身一人,无论隐藏或逃亡,不是亲信,谁能接近?十万大军留在这里,去追捕一个人,不是长久之策,不如得用盖吴的叔叔,以赦免其妻儿为条件,让他们自己去找盖吴,一定可以生擒。”

    将领们都认为贼党如果已经溃散,只剩盖吴一人能逃到哪去?

    陆俟说:“盖吴天性凶恶狡狯,如果得以逃脱,必定自我宣传,说什么王者不死,用以迷惑愚昧的民众,灾难会更大,这种风险岂是我们能承担得起的?”

    将领们说:“你说的对,可是捉到贼寇却不杀,反而放虎归山,如果他一去不返,这个责任谁负?”

    陆俟说:“诸位放心,由此产生一切后果,由我陆俟一人承担。”

    说到这份上,拓跋那只得同意陆俟的计谋,但将领们依旧不怎么看好。

    他们想终究没想到,就在几天后,盖吴的叔叔果然把盖吴的人头带来了。

    带头的一死,变民集团迅速分裂,拓跋仁领兵讨伐余党,不久便完全平定。

    陆俟因此大功获升为京畿部族司法总监。

    就在将士们庆祝利时,安定卢水胡刘超,接过了盖吴的旗帜,集结一万余人叛变,掀起新的波澜。

    拓跋焘非常恼火,但又不知如何根除这种现象,就算此次镇压成功,难保没有下次、下下次。

    一味讨伐叛乱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完全治标不治本,实际上北魏急需一场重大变革。

    多年以前,北魏还只是偏居一隅的小国,地盘小而掌握的资源有限,为了实现迅速扩张,当然还是要靠武力,为了让士兵爆发最大的威力,奖赏措施就特别放得开,任由将士抢夺战果,包括治理地方的官员,也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肆无忌惮地强取豪夺。

    这些手段极大提高了鲜卑人的积极性,前期发展神速,一直到吞并整个北方,扩张几近饱和。

    当脱离了小国的处境,面临的管理问题也更加棘手,继续采用从前那种强盗流氓式的粗暴手段,再也带不来地盘的扩大(因为已经饱和),更赢不了军功,唯一的结果只是让以前敌人承受的苦难,转移到了国内民众的身上。

    内部矛盾一向比外部矛盾复杂得多,因为外部矛盾可以向外疏导,而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只会内部爆炸,最后自食其果。

    因此北魏面临的变革是极其迫切而深远的,拓跋焘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准备,而且也无意多做改变,只能被动地解决表层问题。

    毫不夸张的说,拓跋焘带领北魏登上巅峰之时,亦是北魏由盛转衰之日。

    新一轮的叛乱兴起,拓跋焘第一时间加授陆俟秦雍军区司令长官之职,并嘱咐他说:“关中接受帝国教化的日子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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