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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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史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他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在天圣八年(1030年),即他24岁时考中进士,景间为馆阁校勘。范仲淹、余清等被宰相吕夷简指为“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进行申辩,被贬为夷陵县令,“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又出知滁州、扬州、颍州等地,大约就在这一期间,他开始撰辑五代史记,他在免进五代史状中说:“前者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以负罪谪官,闲僻无事,因将五代史试加补辑。”欧阳修的撰辑五代史记工作,当初是和尹洙(师鲁)分工合作的,欧阳修负责梁、汉、周三代,尹洙负责唐、晋两代,但庆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以后,这一工作便不得不由欧阳修一人来完成了,直到皇五年(1053年),他才全部完成了这一工作,前后共用去了18年时间。后人为了区别于薛居正的五代史,遂称薛史为旧五代史,欧史为新五代史。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从后梁开平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清代学者赵翼评论说:“薛史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记日月,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第177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15)()
从至和元年(1054年)到嘉五年(1060年),欧阳修又用六年多的时间,主持完成了新唐书的修撰。由于宋人不满意后晋刘所奏进的唐书,仁宗庆历四年,枢密使贾昌朝始奏重修唐书,第二年,仁宗正式下诏设局修史,以贾昌朝为提举,以王尧臣、宋祁、赵桀、杨察为判馆,以张方平、余靖为修撰,以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范镇、邵必、宋敏求为编修。其中不少人任职不久就离开了史馆,始终参与修唐书的只有三人,即宋祁、范镇和宋敏求。宋祁负责列传的撰修。他在局六年,出知毫州,后又任咸德军、定州、益州、郑州等处的地方官,虽“朝廷许将史草自随,悉力编纂”,但终因史局“止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工作进展缓慢,设局已有十年来,而“纪志俱未有草卷。”为加快撰修唐书的进度,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命欧阳修“刊修唐书”,负责本纪、志表的编撰。在范镇、宋敏求、刘羲叟、梅尧区等人的协助下,嘉五年(1060年),唐书全部修成。后人为区别于刘的唐书称刘书为旧唐书,欧阳修等所修为新唐书。据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说:“初,奉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表现了欧阳修对他人的尊重和学风上的优良。新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其中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二十二卷,列传一百四十三卷。虽卷数比旧唐书多,但字数却比旧唐书少了许多,真正作到了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中所说的:“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综看欧阳修所修的两部史书,可以发现有下列共同特点:一是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如新唐书即增加了旧史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新五代史把志改为考,学同天考和职方考,其它典制则省略。欧阳修在两史中还编制了新的谱表,如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新五代史中有十国世家谱等,这虽不是创新,却是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又几乎被史家摒而不用的史表传统。二是在大力开拓史料来源,吸收丰富了史料。他曾奏请派人专门查阅当时尚存的“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不仅系统整理了唐代科举制和兵制的演变资料,写成了选举志和兵志,而且还整理了唐代不少经济史料,致使新唐书之食货志比旧志增加了一倍还多的篇幅。特别是全文志,更作了大幅度的补充。不值得一提的是新五代史司天考,旧王代史历志载有王朴钦天历经,共四篇,其中一篇亡佚,另三篇也不太完整,欧阳修则访求到了王朴原书,完整地吸收到了司天考中,其意义之大是不言自明的。三是欧阳修修史时特别注意文词简赅,力求作到刘知几所说的“文约而事丰”,事实上,欧阳修所修的两史都达到了这一要求。清人赵翼说:“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实在是中肯的评价。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常注重对古代文物的收集、著录和考辨,他在嘉七年(1062年)编成了集古录一千卷,就是这一成就的体现。
欧阳修史学成就另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极为重视对古代文物的收集、著录和考辨,嘉七年(1062年),他完成集古录一千卷,嘉八年(1063年)到熙宁四年(1071年),又完成集古录金石跋尾十卷,从而使他成了我国金石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文学家曾巩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从小就机警聪敏,读几百字的文章,脱口就能背诵。12岁那年,曾经试着写作六论,结果是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刚成年,名声就已传播四方。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十分惊奇。
嘉佑二年(1057),曾巩中了进士。被调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来,仁宗皇帝又召命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任实录检讨官。不久外出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官府本来向酒场收税钱给官府中管理税收的官吏,因为酒场钱赋不足,就向那些乡户征取,期约是七年;七年期满之后,管理赋税的人希望收入多一些,所以仍旧按照旧约收税。曾巩了解了这个情况,立即禁止了这种做法。那一年是荒年,曾巩估计常平仓的储粮难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乡下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来购粮,就告示越州所属诸县,婉言劝说富人自己派人到外州县去采购粮食,总数共15万石,然后可以比常平仓的粮价稍稍提高一些卖给人民。人民能够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这样就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家乡,而做到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贷给农民们种籽,让他们和秋赋一起归还,农事因此不受影响。
曾巩在主管齐州(今山东济南)工作的时候,把迅速严厉打击奸邪和盗贼作为治理齐州政务的根本方针。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凭着自己拥有的巨大资产在乡里称霸,他家的儿子周高骄横放纵,残害良民,奸淫妇女,穿着和器用都越出了礼制规定的等级,但是他的能量很大,可以直接影响地方上的权贵和豪绅,因此州县的官吏都不敢追问他,曾巩把他逮捕起来依法进行了处置。章丘地方有人在乡里聚众结党,号称“霸王社”,诸如杀人劫财,抢夺囚车,没有一桩不能如愿的。曾巩配备了31个捕快,又嘱咐百姓编制成保伍,命令他们侦察这些强盗的活动,有强盗就击鼓相互救援,所以每次发现强盗总能抓住他们。有个叫葛友的人,他的名字已列入被追捕者的名单里了,一天,这个人到官府自首,曾巩就招待他吃饭,并且送给他帽子和衣服,送给他车马和骑从,把买来的金银布帛装在车上跟着他到齐州的四境去夸耀。强盗们听说了,很多人都出来自首。从表面看来曾巩对他们很客气,骨子里实在是为了离间这些党徒,使他们不能再聚众结党。从此以后,齐州就做到了门户不闭。
河北征发百姓疏浚黄河,征调役夫的面涉及其他路、府,按规定齐州应当出役夫二万名。开始各县按照原来的薄册应该是三个成年男子中出一个役夫,曾巩搜求隐瞒和遗漏的户口,结果是九个成年男子中出一个役夫,这样就节省了几倍的费用。又取消了无名渡的渡钱,造了桥以引渡两岸的百姓。又重新改置驿站,从长清(今属山东)到博州(今山东聊城),一直到魏(今河南开封),一共省设了六个驿站,百姓们都认为是件好事。
诗帖后来徙襄州(今湖北襄樊)、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时正值江西发生大瘟疫,曾巩命令各县镇亭传,都要储备药品以备急用。凡是士兵和百姓中有不能自养的就收容到官舍来吃住,官舍资助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具,并且派医生分别替他们检查和治疗,再把他们是否全部失去生活能力,和失去生活能力的多少记录下来,然后再决定对他们治疗的先后次序。当时朝廷正发大军征讨安南,凡是部队所经过的州府都要作好供给一万人食宿的准备。其它州府的官员因此横征暴敛,极力搜刮,人民不堪忍受。曾巩则事先划出了一块供大军突然到来时吃和住的地方,因此部队开走了,城乡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后来加直龙图阁,知福州。
南剑将乐地方的强盗廖恩,官府赦罪以后就投降了,他的余部本来已经散了,以后却又聚合起来,他们暗地里聚集在一起,牵连到好几个州。其中特别凶恶的匪徒连官府传呼也不去,百姓非常恐慌,曾巩用计策把他们抓了起来,此后陆续来归降的有二百多人。福州多佛寺,和尚们贪图它的富饶,争着想做寺庙的住持,就纷纷贿赂官府。曾巩让这些人互相推举,然后把名字登记在簿册中,按照登记的先后次第递补。凡是选中的人就在公庭上当堂发给他任命书,这样既停止了私下送谢礼,又杜绝了手下人借此进行勒索的流弊。福州太守没有禄米田,每年靠出卖公家果园蔬圃的出产收钱,常常自己可以有三四十万的收入。曾巩说:“太守和百姓争利,可以吗?”于是就把这个惯例取消了。后任的官员也就不再收取这项钱财。
后来徙官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县)、沧州(今河北沧县)。曾巩享有才名,却长期做地方官,世上很有些人认为他命运不好,时运不佳。而且就在曾巩外任地方官的时候,朝廷里一批年轻的后生们却被安置在重要地位,曾巩对这些却看得非常淡泊。在路过京城的时候,神宗召见了他,慰劳问候很是尊宠,就留任三班院。曾巩曾上书议论财政经济问题,神宗说:“曾巩把简省财政支出作为理财的根本方针,世上谈理财的人,却没有说到这一点。”神宗因为三朝国史、两朝国史都是独立的一书,就想把它们合而为一,加曾巩为史馆修撰,专门负责主持这项工作,不用大臣监忌,后来没有完成。正值神宗推行新官制,曾巩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中书省、门下省、侍中省的百官都被选授一新,曾巩执笔起草的任命诏书,每天有几十封,每个人都被封了官,任命诏书中写到神宗皇帝教导的话都写得极其典雅精练深透。不久掌管延安郡王佑奏。按惯例本来是翰林学士做的事,现在却都由曾巩承担了。但是曾巩只做了几个月,因为母亲去世而去了官。又过了几个月,曾巩就去世了,终年65岁。
曾巩天性孝顺友爱,父亲死后,他侍奉继母益加周到,在门庭衰落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挑起了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的重任,凡是弟妹们的读书、求功名、出嫁婚娶都是他独力承当。曾巩写作的文章,上下驰骋气势很盛,而且是愈往下写愈是精工,推其本原得自六经,而又受司马迁、韩愈的深刻影响,同时代的长于写作文词的人,很少能超过他。曾巩年轻的时候同王安石交游,当时王安石的声誉还不大,曾巩就把他介绍给欧阳修。等到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就和他逐渐疏远了。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他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德行道义,不比扬雄差,因为‘吝’,所以不如扬雄。”神宗又问:“王安石视富贵如粪土,怎么说他‘吝’呢?”曾巩回答道:“我所说的‘吝’,是他勇于作为,而‘吝’于改正过错呀!”神宗赞同这个看法。吕公著曾经告诉神宗,认为曾巩的为人行义不及他办理政务的能力,而办理政务又不及他写文章的才能,所以曾巩才不被大用。
理学家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营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英宗皇帝旧名宗实,避讳改名敦颐。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保举,做了分宁县的主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敦颐到任后,审讯一次立即弄清。县里的人吃惊说:“老狱吏也比不上啊!”部使者推荐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当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