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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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一幅岳飞写的4个大字的拓片：“还我河山”。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一个人死了，装进棺材钉住，他的历史便完结了。既不会爬出来为将来增添什么，也不可能把过去再减少一点儿，可以对其一生功过是非作评定了。
这也是理想。凡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之后，人们仍在对他争论不休。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后来又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怎样革法……他以不惑的气概迎接这个世界，又带着一个又一个不解之思索，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独秀生前说：“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毁，四周杂草丛生莫辨，使他免受了如瞿秋白墓地那样掘骨扬灰之灾。1979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共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陈独秀墓地。
时代不一样了。陈独秀的墓碑上，既没有极正确的话，也没有极错误的话，更没有不错又不对的话。简朴的碑石正面只有5个大字：陈独秀之墓。碑石背面记载生卒年代：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位中国一代青年学子的思想启蒙者、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士，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终回归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1946年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拍发电报：博古、王若飞、叶挺、邓发于4月8日上午飞往延安。
4月8日下午1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陆续来到机场迎接。天空阴云密布，又下起了细雨。传来了飞机声，但又逐渐远去了。一直等到下午4时，失望且不安的人们才逐渐离去。
第二天，晋西北兴县村民上山打柴，才发现摔毁的飞机机身及遇难者的尸体。随后赶来的人们，在现场找到了博古的印章。这位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不到42岁便完结了自己生命的全程。
公祭大会上，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祭文：“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最年轻的时候，就勇敢地投入中国人民民族斗争和民主斗争的行列”；“你们为了人民的自由，自愿选择了极端自我牺牲的道路，你们做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战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永远记得你们为什么牺牲”。
郭沫若则在《新华日报》发表一首悼念博古的自由体长诗，其中有一句：“我听见鸱鸪的叫声，说是‘秦邦宪死于秦’。”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起程赴莫斯科，从此再未回国。行前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他的病再也未好。所以再也无须组织另行分配。
他死前写有一篇《非不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展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吟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这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时刻。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
1974年3月，这个战斗到最后的懒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岁。其妻孟庆树说，王明本来还打算写一本批判毛泽东思想的书，未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去世了。
这个人至死不服。
延安整风后期，当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师哲，看见延安批判王明的那些东西哪里是王明自己的，分明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于是他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毛泽东：我们与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了这样一句：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
也正是这句话，让师哲豁然醒悟。
王明在苏联去世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文章，称其为“国际共产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将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
他的形象却不会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一个中国人，长期以别国的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的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的指示为最高指示，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还是少几个为好。
所以，他无法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张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另一只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上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样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才脱险而去。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与蒋军展开战略决战的轰轰炮声之中，张国焘悄悄去了台湾。1949年又悄悄离开台湾，移居香港。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与狂飙突进的历史相较，他似乎成了一道憧憧的鬼影。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晚年在香港说，张国焘“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1973年圣诞节前夕突然中风，右手右脚麻痹，从儿子家中被送入养老院。1978年在养老院中皈依基督教。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为其信仰奋斗牺牲的唯物无神主义者竟能谦卑顺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岁的晚年，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从床上翻滚掉下来，竟然一夜无人发现。
死后两日，旧金山英文报载如下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始12人之最后一人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逝世。”
最后的清醒之中，他可记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6日骑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由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由东北军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的囚徒。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这一天是张学良的89岁寿辰。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
在夏威夷瓦胡岛一处叫做“庙谷”的青山绿地之间，成为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的合葬之地。简朴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没有任何称谓，只写有：
张学良 1901…2001
赵一荻 1912…2000
连两人的生卒年代也如此简练，仅4个阿拉伯数字：“0”、“1”、“2”、“9”，多一个都毫无所用。
还需要什么呢？上面的姓名，下面的年代，已经在诉说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墓园旁边低矮的一段石墙上，录有《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亦必复活。
张学良与张国焘一样，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二人都被认为是本阵营的叛将。二人最终都葬在了异国他乡。他们二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孙中山那句话：“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张国焘逆历史潮流而行，只能被大潮卷走，无声无息。张学良顺应了历史潮流，他会长久活在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所有华人的记忆中。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其中？
在张学良的追思公祭仪式上，宋美龄送的十字花架分外醒目。这位19世纪末出生、生命横跨三个世纪的蒋介石夫人，得知张学良过世的消息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续数日沉默不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像宋美龄这样，一生中目睹如此之多的风雨烟云：眼看国民党1949年丢掉了大陆、2000年丢掉了台湾，她丈夫和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在眼前灰飞烟灭。
国民党丢失台湾政权后，她不再让身边任何人提台湾岛内的情况。
定居纽约的宋美龄晚年头脑十分清楚，但寂寞、封闭，变得愈来愈沉默。她很少说话，多数时候静坐在轮椅上沉思、祷告，或一个人静静欣赏自己以前画的国画，一幅一幅慢慢回味，沉思往事。她经常独自发问：为什么上帝让我活得这么久？周围无人能够问答。也无人敢于回答。于是她自问自答：也许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宋美龄临终前嘱咐，死后葬在纽约，不回台湾。
浙江奉化蒋家丰镐房的院落里，有当年宋美龄亲手栽种的金桂银桂各一棵，多年来一直长势旺盛。2003年春夏，奉化大旱，丰镐房内的银桂树9月枯病而死。10月23日，作为“宋氏三姐妹”中的最后一人，宋美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在纽约辞世，终年106岁。
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个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暂。
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以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俄国爆发了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
中国爆发了推翻爱新觉罗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日本也爆发了一场将国家和民族引入法西斯道路的“昭和革命”。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这四股力量在世界东方大舞台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互相矛盾，互相冲撞，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
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先进的日本人、先进的俄国人比中国人更早向西方寻找真理。俄国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日本人则找到了法西斯主义。
那是一个非凡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颠倒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昭和军阀集团成员，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北一辉第一部著作即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孙中山想加入第二国际。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