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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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的基础；现在朱德在卓木碉讲“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这两条，既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又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感情基础。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对张国焘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人都傻了眼”；“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多次被蒋介石通缉，已经习以为常了。如今居然被党内自己人通缉，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即使被通缉，毛泽东也不忘对这支红军部队的争取。
11月12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致电四方面军：“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并指出，现在国民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何应钦都在污蔑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托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我们党中央，“请你们严重注意”。
同日，张国焘电毛泽东等人，称南下红军已“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以命令的口吻说“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双方都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优势。都要求对方改变做法。
事情难以转圜。很显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绝对优势，张国焘不会回心转意。
12月5日，张国焘干脆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今后，“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并宣布“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分裂达到了顶点。
这一分裂的最终解决赖于三个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影响。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情况很明显，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难以解决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
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实际情况是，在当时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论是让步还是警告、哪怕借用共产国际的权威，都还不可能扭转张国焘。除去依靠强大实力，其分裂行动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陕甘。
第二还有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
张国焘为南下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
张国焘又实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
但南下最初确实颇为顺利。
10月7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名义下达《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决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夹河并进，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懋功。
8日，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开始行动。
12日，攻占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两个团。
15日，占领崇化。16日，攻克丹巴县城。19日袭占达维。20日，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接着又连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等地，大获全胜。绥崇丹懋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溃川军第二十、第二十四军6个旅，歼敌三千余人。
张国焘乘胜再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以主力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并迎击主要敌人刘湘、邓锡侯部。
四方面军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五家口等城镇，击溃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部共17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扩大地区。
南下计划几近成功。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许诺也基本兑现。
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张国焘也并不能例外。他几乎眼见着就要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却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
四川军阀方面，刘湘等人最初确实被张国焘的突然南下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们已经作出了红军主力将北上出川的判断。
张国焘说：毛泽东改北上红军为陕甘支队，是为了让蒋介石以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仍在四川，吸引川敌主力。实际却是中共中央一直主张北上的企图和行军部署，使敌人相信红军必将出川，给张国焘南下的最初成功创造了条件。
四方面军突然由阿坝回师，击破杨森主力和刘文辉两个旅后分路南下，一路向芦山推进，一路指向天全。天全、芦山两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倘若有失，将直接威胁川西平原。刘湘立即进行军事部署，令教导师长杨国桢率部驰赴芦山，模范师长郭勋祺率部驰赴天全，分路防堵。同时，任命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名山。
11月初，红军攻势凌厉，川军的天全、芦山相继失守。刘湘再次后退，准备将部队转移到夹门关、莲花山、伍家垭口、蒙顶山、金鸡山一线占领阵地，拒止红军东进，保住川西平原。可是，教导师杨国桢部不遵令退向夹门关以南的新阵地，而是自行经飞仙关向名山退走，结果北面门户洞开，暴露了名山城，直接威胁着通向成都平原的邛崃要地。
川军的部署被打乱，前线两个师失控，情况急转直下，红军直逼名山，指向成都平原。紧急关头刘湘亲自出马，率同机枪、炮兵司令，赶到邛崃前线设“行营”，调集各路大军，准备与红军一拼。
刘湘当初与川军将领商定的作战原则就是：红军只要不危及其政治生命，就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生存。
现在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刘湘不惜同归于尽了。
顾了正面，又担心侧翼出现漏洞；尤其怕红军丢开正面，由北翼直插成都。刘湘特邀其心腹亲信、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到邛崃，反复叮嘱说：军事情况紧急，守边部队已经用光，回成都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葺城垣，以便凭恃环城碉堡，保卫成都。
不知道红军已经发生分裂的蒋介石，这时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薛岳部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军迅速参战。
川军与中央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兵力迅速增加到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张国焘南下计划最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四方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
11月16日，关键的一场战斗在邛崃、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展开。川军以优势兵力围攻百丈，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中央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将上来。四方面军在此血战七天七夜，毙伤敌军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被迫退出百丈地带。
百丈战役的失利，成为南下红军由进攻被迫转入防御的转折点。双方重兵相持。就像最初是我方得胜不想停止一样，现在是敌方不想停止了。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抗，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锐减到四万余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挫折和失败在证明南下政策的错误。
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
1935年12月30日，朱德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并转张浩，“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同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封电报令中共中央很难判断是朱德拍发的，还是张国焘以朱德名义拍发的。电报要求与一、三军团建立“密切联系”是“万分需要”，并不感到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是“万分需要”。
毛泽东对这封电报的处理是审慎的。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
1935年9月29日，周恩来用明码发报呼叫二、六军团，询问他们基本情况。当时二、六军团正在磨岗隘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任弼时随即用密码电复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但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被张国焘控制，中央无法译电，电报被张国焘截获后译出，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致电任弼时，从此沟通了与二、六军团的联系，并对其实施指挥。若再借交换情报取得对一、三军团的直接联络，全部红军尽在张国焘手里了。
毛泽东对朱德回电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毛泽东在电文中最后说，国际除派张浩来外，又有闫红阎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
此电很长，将各方面情况和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对朱德、也是对张国焘作了一个简要的通报。唯对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联系之事，毫不提及。
朱德在进行艰苦的转圜。
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现处革命新的高涨，党急宜得统一，以争取胜利。”
24日，张闻天电复朱德，“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
“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是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的最大妥协方案：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张闻天在电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