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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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也只能发出那封态度模糊、说话游移的电报。
对苏区实际情况王明并非一无所知，但所知情况甚为混乱。
第五次反“围剿”以前，共产国际派美国共产党人史蒂夫？纳尔逊来华。纳尔逊出发前，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和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与他谈过话。王明说，江西的形势十分困难，苏维埃已经完全被包围。盐的供给殆尽，蒋介石抓住走私盐的人就砍头。更糟糕的事情是蒋介石要使用毒气。能用什么办法抵御毒气呢？所以派纳尔逊带5万美元去中国，任务是给中国共产党人买防毒面具。
这真是一个又严肃又可笑的任务。王明最后说，这是一个重大使命，你设法到那里，根据需要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纳尔逊到上海后，将5万美元交给了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到底还算了解一些情况，他否认毒气战是苏区的主要威胁，对共产国际除了防毒面具之外便没有别的指示，他感到甚为失望。
纳尔逊已经没有了“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的必要，1933年10月便乘轮船返回美国。
1934年春季，共产国际又派来美国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来华担任国际代表。这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时刻。尤金身上带有一份在莫斯科拟订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准备让江西苏区贯彻执行。
看到这个计划的人很少，所以详细内容恐怕无人能够讲出来了。留下来的一些情况是，连携带这个计划的尤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后，也开始对他的中国同事嘲笑那些“在别处制订好行动计划的顾问们”。1934年夏赶到的妻子佩吉？丹吉斯讽刺自己的丈夫：“那你不也是这样一个人吗？”尤金开口一笑，说：“是，跟别人一样。”但又说：“至少我试图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我们听取了这里人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学到了他们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指导路线，但不是指示。”
胜利从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不管掌声有多么热烈。它也不是计划制订出来的，不管计划有多么翔实。王明和那些只会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会议大厅鼓掌欢呼的人们，真应该看一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战斗的。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
局面越来越紧迫了。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攻击前进。我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
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调来德国造卜福斯山炮12门。卜福斯山炮侵彻力强，最远射程为9公里。蒋介石、陈诚企图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强大侵彻力，对红军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为其步兵开路。
除卜福斯山炮营外，蒋还增加了税警总团追击炮营、炮兵训练处山炮第一营、第二十三师重迫击炮连，大大增加了炮兵的攻击力量。
7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在蜡烛形阵地，攻击者是蒋军邢震南第四师之两个团。防守者是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营。邢震南及两个团长后来不知后终，红四师十团三营长是五十多年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在保护山阵地，攻击者是陈诚最为精锐之主力黄维第十一师，防守者是四师十二团，该团中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称的战将钟伟。
但那场战斗却是陈诚的天下。
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拼。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强大的兵力、火力压迫下，阵地还是失守了，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十日内伤亡2300余人，内含干部600人，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歼敌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
王明以为只要解决了防毒面具，反“围剿”就能胜利。他在莫斯科起劲地吹嘘：“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万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万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
历史的结论是：自称“100％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使苏区红军损失90％，根据地损失100％。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贮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已经有步骤地开始。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加了红军，很多村庄只剩下妇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战计划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
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
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
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随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
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红六军团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五十团在施秉县被敌截断，军团部队被敌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萧克率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10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才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
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
这支部队不但未调开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损失殆尽。
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却天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土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8月1日，毛泽东出席瑞金“红场”——大埔桥举行的阅兵典礼后，为《红星报》亲笔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也未能进入三人团。
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只以中央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内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
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
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臃肿，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
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两难。
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太仓促，该带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了很多。
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第四次反“围剿”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须苦撑危局。
有些指责是对的。
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得太多。
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若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国革命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
9月16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谈三件事。一是说明国际“七大”延期召开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给满洲省委发指示，同时川、陕苏区应联系起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最后是国际在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这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最后联系。
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
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了。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岳，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6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叛变后，上海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但中共中央还是一直保持着与上海局沟通联络的能力。当时中央红军共有电台17部，留3部给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项英、陈毅、刘伯坚，14部分别配属军委总部和一、三、五、八、九军团。后来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严重，部队大量减员，军委下令把笨重的发电机、蓄电池埋掉，对上海方面无回音的呼叫才完全中断。
所以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王明说，他听到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信社1934年11月14日所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撤出了中央苏区。该消息说：“向四川省进发的中国红军主力，在11月10日放弃了过去中央区的首都瑞金。”
战略转移是后来的说法，当时讲的是“突围”。对这一决定的保密很严。李德回忆，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其他人包括军团一级军政领导干部，也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任务。所以政治动员，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没有在干部战士中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