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激情燃烧岁月-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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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地主婆！”李思明回头朝还在挥手的杨月喊道。这一喊声简直是惊天动地，让身旁所有的人用奇怪的表情盯着他看，他还茫然不知，使劲地往身后杨月挥手。这一嗓子让杨月又羞又恼，也让紧跟在李思明身后的小刀像是遇到毒蛇一样与他拉开三米的距离。
这是一架老式的苏式客机，机龄估计比李思明的年纪还要大，李思明怀疑这飞机会不会半途撂挑子不干了，要是有保险卖，他一定多买。
“你这个小包里装得都是什么？”在机舱坐下后，李思明指着小刀随身带的一个皮包。
“牙膏、牙刷、毛巾、饼干、茶叶蛋。还有止痛片、纱布！”小刀在包中翻着。
“什么？连止痛片和纱布都有，咱又不是去打仗！”李思明哀叹道。在前世，他出远门时不喜欢带着太多行李，出差或者旅游时一般只带着换洗衣服就行了，日用品酒店里一般都有，犯不着都带着，在未来的时空中讲究一个“便捷”。
“这都是你爸妈硬要我带的！又不是我要带的。”小刀抱怨道，“再说了，别在福中不知福！”
李思明不说话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不知道将来他将如何报答父母。李思明有些不安，他选择了一个充满挑战的路，这条道路也许有坎坷，也许还会失败，但这并不是他所惧怕的，他只是觉得这条道路，将毫无疑问地会占用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而能分配给自己亲人的，将会很少很少。
飞机沿着跑道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在快到跑道的尽头，猛得一拉机头，腾空而起，绕着机场的上空转了几圈，然后恋恋不舍地掉头往南，扎入云层之上。飞机带着李思明对未来的期盼，对下面这个城市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些人的思念，一路朝南飞翔，大有一去不复还之势。
“别了，北京！别了，我的爱人！”李思明在心中默念道。
“别了，我的爱人！”在机场外的杨月，立在那里看着腾空而起的飞机，也在心中默念着。
第十章 广州、深圳和香港
1981年11月1日，广州。
李思明和小刀两人下了飞机，坐车到了广州市区。小刀两年前曾经和许志强来过一次，但是他明显感觉到这两年以来广州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人们的笑脸更多了一些，身上的穿着比北京人更加洋气一些，一些人穿着打着香港标签的衣服在街上显摆，商店里的货品更丰富一些，特别是一些家用电器，明显要比北方城市丰富的多。大街上的小贩绝对比北方任何一个城市要多得多，向路人特别是外地人神秘地兜售着走私过来的电子手表等小型电子产品。
这座城市因为它靠近香港，而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具有开放精神，因为李思明可以从妇女的发型可以看出来。头发若是烫成卷发，在北方往往会被认为是作风不好，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而在广州，大街上烫着一头卷发的女青年则数不尽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同时这里有很多的人在香港有亲戚，广州人去香港探亲时，则会大包小包地把香港的商品往内地带，香港亲戚来广州探亲，也往往会特意带一些内地买不到的彩电、收音机、电子表。
这个年代，如果某人家里有亲友在香港甚至在海外，那么他还会担心别人不知道，到处宣扬，往往会惹得旁人羡慕地要死。而在几年前人们却千方百计地捂着盖着，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有海外关系，以保证自己的政治清白。香港在广东人及全中国人的眼里，意味着发达的经济和梦想过上的优裕的生活，这在当时无可厚非。只不过这个世界变得太快，当时间的转轮停留在二十年之后，人们才发现香港也有穷人，内地也有大富豪，每天都有人跑香港，去香港逛一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每天也都有香港人跑内地，来广东度过一个周末，然后再回香港工作，或者就在广东工作定居，也属平常。
国门刚打开一条不算大的缝，门里门外的人都急切地想打量对方，想看看对方与自己有什么不同，试探着接触，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内地与香港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但是门缝里看人，总会有失偏颇，误会总免不了的，内地人将香港看作是天堂，并且以它为目标在不懈地努力着，而香港对内地虽然很好奇也比较亲近，但是它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资本总是很敏感，尤其是香港这个商业社会。
李思明和小刀两人在广州逛了两天，品尝了一下大街小巷的各种小吃，连野味也尝了不少，俗话说吃在广东，这句话说的没错。两天后，他们就离开广州去了深圳。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从80年经济特区正式宣告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它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日子。一支支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开到深圳河畔，一群群打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各地涌来。深圳，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长与打工仔一同住进低矮、潮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出现在工地上。没有钱，深圳人四处奔走，靠借贷、“滚雪球”支撑起一座座大厦，铺设一条条马路。“深圳速度”就是从这时开始叫起。
只有基础建设跟得上，才能吸引到外商来投资谈合作，要想富先修路，也是这个时期喊起的。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五子登科”（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的特区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在酝酿建立特区时，中央首长就明确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深圳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一颗坚持不懈的心。
“小刀，看到眼前的一切，你有什么感想？”李思明问道。
“感想倒是没有什么，就是觉得这里看上去挺红火的，这里的人就像老家农村修水利时搞得大会战似的。”小刀道。
“你是这什么比喻啊！不过你说得也对，对深圳人来说是个大会战，对于我来说，我看到希望，希望就在眼前就在脚下。”李思明指着前面的工地道。
“我们就在这留下来？”小刀看着那些载重上车，因为运送着泥沙弄得尘土飞扬的大街，有些怀疑。
“当然不是现在，不过过不了多久，咱们就会回来的。我要让这里成为我的事业崛起的地方。”李思明站在一高处自信地说到。
“那我们是不是还按照计划去香港？”小刀问道。
“香港怎么了？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的人，去香港怕什么？”李思明说道。
“那可是资本主义世界，我听说这里有不少人偷逃到香港去了，我听说前些年有许多人被抓了回来关牢里头了。”小刀担心的说道。
深圳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最近的一次是1979年的一次，有谣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后人们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最高首长的视野。首长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广东老乡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帅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他的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他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领导人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
直到10天后他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后来又兼任深圳的第一书记。不久，吴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吴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首长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咱们又不是叛逃，我说你怕什么，怕香港花花世界的美女吃了你？”李思明开玩笑道。
“那当然不是，我总觉得我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咱们从部队转业不久，保密条例还没忘。去香港总觉得不对。”小刀说道。
“你这个小教条主义者，思想还这么不解放，去一趟香港，就是叛变投敌了？我看等你想通了，你孙子都有了，你啥都不要想，跟着我，我还真怕你被香港女人给吃了呢！”李思明觉得小刀的想法很好笑，上下打量了小刀一番，“你还别说，像你这样的男人，在香港还真是太稀少了！”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跟着你。不过，明哥，你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我能犯什么错误？你给我说清楚。”李思明停下了脚步，扭头问道。
“当然是生活作风问题，你已经有未婚妻了！”小刀认真地解释道。
“夏天同志，谢谢你的提醒！我要是想另寻新欢，一定会提前通知你。”李思明挠挠头，气七窍生烟，扭头加快了脚步，小刀在后面追着。
香港和深圳只有一河之隔，但却是一边一个世界，一边是繁华一边是贫穷，一边是先进一边是落后。浅浅的一条河却挡不住时代的步伐，两边的中国人开始试着接触交流起来，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发展，这条河也就成了香港与内地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
在改革开放之前，无数的人站在深圳河的北岸向梦想中的天堂眺望。但是一位海外朋友对那位富有改革精神的吴书记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资本是敏感的一种东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资本本能的反应。
这话促使深圳特区有关的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某位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特区条例》获准通过。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罗湖口岸是深圳最早的口岸，以前叫做九龙海关旅检处，当时只有几间小矮房，过境手续比较复杂，过境查验速度非常缓慢，在狭长的过境大桥上到处都是肩挑背扛、拎着大包小包、一脸焦急等待的人们。现在新的通关建筑建了起来，但是手续仍然很复杂，李思明和小刀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打量着向南或向北的人群。向南的人大多空着手，而从香港过来的人却大多大包小包的，检查时，里面装着大多是在内地紧俏的日用品，大到彩电，小到油盐，这些在内地需要凭票供应，服装最多。
通关时的工作人员很是认真，脸上却带着不耐烦的情绪，手续不妥的多半被刁难，带了违禁品一律被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