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国的涅盘-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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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邯虽然取得了戏亭之战的胜利，但他的部队战斗力实在不强。这两三个月时间里，他固守函谷关，抓紧时间整顿部队，修缮补充器械。缓过劲来的秦王朝，也调派了司马欣、董翳等几支部队支援他。整顿完成后的章邯随即开函谷关出击，在曹阳再次击败周文军。周文退到渑池，在这里与章邯决战，战败自杀。
周文战败自杀的消息传到荥阳城下，田臧等将军对吴广坐视友军覆没的态度忍无可忍，相与计议道：“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史记·陈涉世家》中，将“周文”作“周章”，如同“陈胜”之称“陈涉”）
于是田臧等人矫陈胜之命杀掉吴广，将他的人头送给陈胜，以示并非造反，而是请命。陈胜也拿他们没办法，赐田臧楚令尹印，以为上将，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认可。田臧以李归等人继续围攻荥阳，亲率主力向西堵截章邯，双方会战于敖仓，田臧军大败，他本人死于乱军中。章邯继解荥阳之围，李归等人也战死了。原本大好的局面，一下子逆转了。
秦军别将击破楚将邓说于郏，章邯亲率大军击破楚将伍徐于许，这两位将军逃回陈，陈胜大怒，又杀掉了邓说。章邯乘胜攻陈，陈胜的柱国蔡赐战死，陈胜出监驻扎于陈西的张贺军，章邯击张贺，楚军再败，张贺战死。
陈胜退出陈，经汝阳转移到下城父，此时已是寒冬腊月。在秦军浩大的声势下，陈胜身边的人也开始动摇，他被自己的御者庄贾刺杀，庄贾随即投降了章邯。
陈胜被埋葬于砀，谥为“隐王”。《谥法解》云：“谥者，行之迹；号者，行之表。”谥号是根据死者生前行迹所给予的相应称号，《周书·谥法》曰：“隐拂不成曰隐。”这并不是一个好字眼。
陈胜虽然首义亡秦，但他在人格上有致命的缺陷。
他年轻时对朋友们说：“苟富贵，无相忘！”可等到他称王后，老朋友去看望他，他却大摆排场，吓得老伙计们吐舌头：“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老朋友们不懂得礼数，“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至于他手下的将军，“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这个“隐”字，对他一生的评价是恰当的。
西汉的贾谊评价他道：“陈涉瓮牖绳枢之子，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在历史的天空中，第一次掀起质疑天命的滔天巨浪！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他偶然的行为，为未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开辟了一种可能的道路。
汉高祖时，为陈胜修缮陵墓，置守陵三十家，直到西汉末年大动乱，这座坟丘才彻底淹没在荒草中，被历史所遗忘。今天，这座陵墓还孤零零地守望在徐州以西七十公里的芒砀山南麓，在又一个大变革的年代里，被修缮一新。崭新的墓碑上是郭沫若先生的题字“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墓”，似乎还算不得是古物。
一个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新旧两个时代的思想，还在冲突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体现着——只是当时的人，未必明白而已。
沧海终究化作桑田。
七、未来的天空
陈胜称王，前后不过六个月。然而他留给历史的影响，却是异常深远的。
陈胜死后，起自会稽的项梁俨然成为了义军的领袖，他屡次击败章邯，也自得意满起来。定陶之战，在一个漆黑的雨夜里，章邯放手一搏，夜袭楚军，楚军大败，项梁战死。章邯相继击灭各路诸侯，似乎完全扭转了秦王朝的危局。
赵王武臣被大将李良所杀，张耳、陈馀复立赵歇为王。章邯北上攻赵国，张耳辅佐赵王歇守巨鹿城。陈馀收兵于外，却迟迟不敢进兵解巨鹿之围，反倒是远来的项羽破釜沉舟，在巨鹿城下大破章邯、王离，尽歼秦军主力。张、陈二人自此决裂，从刎颈之交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数年后，张耳协助韩信，在井陉口背水一战，斩陈馀于水之上。从此阴阳异路，这一场友谊，就这样告终了，这大概就是“白首相知犹按剑”吧？
章邯在战场上失利，在朝中又被赵高陷害，只得投降项羽。他的二十万军队，在新安被项羽坑杀，只剩下他和司马欣、董翳三个光杆将军，一时间怨满三秦。
沛公刘邦先入关中，史称“高祖入关中，五星聚于东井”，是了不得的祥瑞。项羽给他摆了一出鸿门宴，却偏偏又不忍心动手，气得老头子范增直翻白眼。
项羽进入咸阳后，杀秦王子婴，尽灭秦王族，一把大火将一个崭新的时代烧得干干净净，然后心安理得地回到已经灭亡的旧时代，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号为“西楚霸王”。在当时就有人评价他“沐猴而冠”，也就是只戴着帽子的猴子罢了，谈不上一点远见。
刘邦被撵到汉中，号为汉王。因为他随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长寿的王朝，所以这个“汉”字，遂成为一个民族的称谓。
数年后，楚汉决战于垓下。韩信设下十面埋伏，项羽战败而逃，在乌江渡口以二十八骑力战汉将灌婴的五千追骑，写下中国史上一段传奇故事。那一年，他也不过才三十一岁。临死前他曾高歌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刘邦赢了，成为大一统王朝的主人，然而他也过得提心吊胆，旧时代的余波还未平息，到处是艰难险阻。他回到故乡置酒高会，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六十二岁那年去世，死前仍然不能安心，还要刑白马与众臣为誓，指定几个丞相的人选。
英布应验了当王的预言；彭越也总算当上了梦想中的魏王；韩信当过齐王、楚王，最后却沦落为淮阴侯，谁都不敢理他，只有粗人樊哙不怕肇祸，肯与他攀交情——可他是刘邦的妹夫，又有什么好怕的？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三个人的下场，是人所共知的了。
燕王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的燕王卢绾，是刘邦打小一块长大的老朋友，可是他也逃不脱猜忌，被人告发谋反，辩白不得，只能逃到塞外躲起来，准备等刘邦病好点亲自回长安向他解释。可是刘邦一病不起，他只得逃到匈奴中，从此不知下落。
燕地一时大乱。燕人卫满召集亡命者千余人，渡过今天的鸭绿江，来到朝鲜半岛，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南方的赵佗，本是秦灭百越大军中的军官，后任龙川令。秦末大乱时，他也乘势而起，割据五岭之南，时而称帝，时而称王。
北方的匈奴单于冒顿，也趁着长城线上的秦军被调走的机会，休养喘息，整顿扩张，西逐月氏，东破东胡，俨然成为汉王朝的北方强敌。汉高祖亲帅四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被困于白登山，几乎不免，从此不敢再言击匈奴之事。
到刘邦的曾孙子刘彻时，中原王朝才终于彻底消除了汉初分封诸侯的影响。这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倚仗着“文景之治”的积累，开始积极对外用兵，先后征服了朝鲜和南越，并遣卫青、霍去病等人击破匈奴——因为武功赫赫，后人奉上的谥号为“武”，他就是著名的汉武帝。
直到这时，中国才真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二章 末世的挽歌——绿林赤眉之乱
序言
近代史上有位大才子，号称一支笔杆子抵得过三千毛瑟枪兵。对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任公少年得志，不过他老师康先生的运气却背得到家。康先生十九岁就取得了秀才身份，可如今胡子都一大把了，愣还考不上一个举人——所以“公车上书”就给历史开玩笑似的延误了一把，这一拖，就到了一八九四年。
不过康老师一直挤不上“公车”，还得怨梁启超这帮少年得志的学生。
少年早达的梁任公进了京城后，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公羊学”新解。虽然也有翁太傅领衔的一帮粉丝呐喊助阵，但反对的也不在少数——比如说，号称“老道”的大学士徐桐，就对“公羊学”深恶痛绝，还说得很不客气：“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于是每次徐老道都给外派广东的主考官打招呼：选文章差点的不要紧，可千万不能录了康有为！
有一点必须得说明：徐老道和康有为还真没什么个人恩怨。但有这么个家伙挡道，康有为能出头才是怪事。
可是一八九三年的广东乡试，两个主考官忙着吵架，大家一赌气，就把徐老道的嘱托给扔到爪哇国去了，鬼使神差地把这康有为录了个第六，也有说是第八的——反正，从此康老师是够资格坐“公车”了。
于是甲午年，一帮举人们不好好考试，却大搞“公车上书”。算来晚清的政治动荡，还多一半和这场轰轰烈烈的上书有牵连。戊戌变法、庚子拳变、保皇革命之争，哪一桩都和康老师的人生轨迹沾点边。
徐老道虽然冥顽不化，但说的话还有点见地——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至少他是说准了康有为“公羊学”对晚清政治的影响。所谓“公羊学”，原指研究“春秋三传”之《公羊传》的学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儒术”，其实就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体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说的就是“公羊学”在西汉中后期对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儒家学术流派的兴替，其影响绝不亚于一次实实在在的改朝换代。汉代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这不，连刚挤上了“公车”的康老师，都已经把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扛出来贩了。
一、末世思潮
西汉一朝的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指导理论分别是初期的黄老之学、中期的公羊学、晚期的纯儒学。
黄老之学，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公羊学，系以儒学为基，刑名之术为用的哲学流派。这一学说登上政治舞台，表明了西汉政权开始以多欲政治代替初期的无为政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就是指“公羊学”打破了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使天下陷于扰攘。
后期则是纯儒学，热衷于效仿儒家经典记录的所谓“圣人体制”，如禅让哪，井田哪，周礼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书呆子气十足的政治理论，是“公羊学”的延伸。
西汉的衰亡，起自武帝后期，中间虽又经历了昭、宣两帝的复兴，但自送昭君出塞的元帝起，彻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亲宣帝曾对这个儿子有一段精准的评价，《汉书·元帝纪》中宣帝感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什么会有此一说呢？这涉及到宣帝、元帝父子两代治国理念的冲突。
这本不奇怪，自秦始皇扫平六国以来，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一直是古中国的智者们研讨的话题：儒家谈仁义、法家谈制度、兵家谈征伐、道家讲无为、农家谈力耕……从思想上，技术上开列出了许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大一统帝国，也最怕没有统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闹出大乱子的。秦始皇简单粗暴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办法统一思想——可是历史证明，这也只是鸵鸟逻辑罢了，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秦始皇仅凭经验治国，并未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论，加之秦二世庸碌无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溃了。
然而初起的汉王朝，在这一点上也强不到哪里去，汉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经验主义”，甚至还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给子孙留下祸患无穷的“七国之乱”。
惠、文、景三代，休养生息之余，开始反思治国的条理，废“挟书律”，把《春秋》、《尚书》等历史文献找出来重新整理，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学习它们——这就是儒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两千年中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西汉一朝，则先表现为“公羊学”的兴起，后表现为“纯儒学”的鼎盛。
宣帝、元帝间，正是儒家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各种依托于儒家基本理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这不奇怪，“刑”“名”之学本来就是“公羊学”理论与世俗统治相结合的关键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