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国的涅盘-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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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一首《醉太平》小令，道是：“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作者姓名已不可考，但这首小令切中时弊，在当时广为流传，“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那是元帝国末年忧患的缩影，在作者看来，开河与变钞，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
公元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五月，黄河中游连下暴雨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年久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到影响。溢出的河水涌入运河河道，又造成运河决口，使济南路、河间路的一些州县遭到水灾。
这次大灾影响严重，到八月份，山东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且祸不单行，旱灾、蝗灾、瘟疫也相继发生，许多人死亡，侥幸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
大都的蒙古贵族们，固然不怎么关心汉民的存亡，但大水灾“坏两淮司盐场，妨国计甚重”，对他们的个人收入造成了影响，这个他们还是很清楚的。至正九年冬天，元末干臣脱脱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患，顺帝遂召集廷臣商议，交通部水运司司长贾鲁（其实是“都漕运使”）到底专业对口，提出了两套具体的修治方案：或“修筑北堤以制横溃”，或开凿黄陵岗一带的白茅新河，再堵塞缺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前者“用工省”，但只是权宜之计；后者虽然“功费甚大”，但能够较长时间地解决黄河水患问题。经元廷再三斟酌后，决定取后一案，以求一劳永逸。元王朝这个决定，虽然功泽于后世，却为其本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朝廷以贾鲁为建设部部长兼治黄委员会主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十五万人，以庐州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黄河流域治河。一时间中原民众扰攘不已。
这就是所谓“开河”。
我们知道，自从秦汉以来，中原帝国一直坚持着“铜本位”制度，主要使用铜钱进行国内贸易，只在对外贸易上，才使用贵金属如金、银等——这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普遍使用贵金属作为通货是有所不同的。元朝自漠北入主中原后，信用来自西方的色目人，以其主管国家财政。这些色目人也就将贵金属金融体系引入了中原。因此元朝不甚铸钱，而以贵金属为主要通货，普遍地使用银两，使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白银黑洞”。
然而中国并不是个大量产银的国家，当时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美洲的主要银产地还没有被纳入文明世界体系，因此当庞大的中国市场骤然改用贵金属银为通货，立即导致了世界性的银荒。对于通货紧缩的危机，元朝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拼命印发纸币。
纸币的印刷和使用，早在北宋朝就有记录了，在印制的技术层面上是相当成熟的。但那时候的人们对现代金融知识缺乏概念，没能真正掌握纸币流通的潜规则，在流通中总是出问题：私人发行吧，信用难以确保；国家发行吧，动辄又把钞票印多了。所以纸币一直不能完全替代金属货币。
到了元末，由于统治阶层挥霍无度，用作货币的贵金属金银等入不敷出，财政也渐趋拮据。为了转嫁这一危机，至正十年，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两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但铸造铜钱显然比印刷钞票来得麻烦，所以元王朝趋简避繁，偷工减料，铜钱没铸多少，钞票倒印了一堆。《元史·食货志五》称为：“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至于汇率兑换，朝廷规定交钞对宝钞为一比二，等于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贬值了一半，与打劫无异。这还不算，由于交钞印刷毫无节制，很快造成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贯交钞，还买不到一斗小米。
这就是所谓“变钞”。
元王朝这些举措，让失掉了国家、失掉了饭碗，天天在奴役中挣扎的老百姓，怨气高涨。
三、假神之名
在暴风雨的前夜，天下已不宁静。到处有人在宣称弥勒佛出世、明王出世什么的，并借此发动起义。当时广为传播的，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多元宗教。你可以说它是明教，也可以说它是白莲教，甚至还可以说它是弥勒教什么的。其中既有来源于摩尼教的明暗二宗思想，也有佛教净土宗的多种教义，反正老百姓喜欢听什么它就宣扬什么，常宣扬的是弥勒佛、明王降世除恶。
南方与北方，都有人在利用宣扬这种宗教迷信思想，为改朝换代准备力量。
当时在南方活动的是彭莹玉，这是个神秘的人物，历史上关于他身世和下落的记载，都是很模糊的，他作为多次起义的领袖，却又从来不自居第一把手——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有人怀疑历史上到底是不是有过那么一颗划破天空的流星。传说他是江西袁州人（也有说是湖南浏阳人、江西万载人），十岁入慈化寺为僧，十五岁便以南泉山泉水为人治病，据说疗效显著，当地人事之如神。于是他便借此以行医为名，暗地里传播白莲教，徒众很多。
公元一三三八年，元顺帝至元四年，他和徒弟周子旺在袁州造反，周子旺自称“周王”，还改了年号，聚众五千多人。其徒众都在背心上大书一个“佛”字，据说这样可以刀兵不伤。不过弥勒佛是印度人，不大看得懂中国字，所以这些“佛”字写了也白写，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地方上的元兵前来镇压，这些没经过训练的农民军见对方的刀子居然真的能劈死人，吓得一哄而散。彭和尚侥幸逃脱，躲到淮西继续传教，周子旺一家子都被杀，其中有他本人、他的老母亲、两个儿子天生、地生，这似乎是一出灭门惨案。不过据小说家金大侠称，周子旺的女儿周芷若为部下救出，长大后成为峨嵋派掌门，还和明教教主张无忌有些暧昧不清的关系——当然，此乃野史，姑作趣谈，却实实信它不得。
至正初年执政的丞相伯颜，很不喜欢汉人，曾对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人书！”曾因此停了至元元年的科考，断了汉族读书人的出身之道，惹起骂声一片。现在他又因为至元三年、四年汉人屡屡起义，益发不高兴，要在朝做官的汉人提出诛捕办法，算作投名状，以表忠心。另外，他老人家还建议朝廷，欲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以为这样可以大大削弱汉人，便造不起反来。他也不想想，灭宋的张弘范、营建两都的刘秉忠、抚平西南的李德辉这些功臣世家，可都在五姓之中呢！此说自然无疾而终。
这位伯颜先生，满脑子都是民族矛盾，原来是有道理的。传说他养了位西番巫婆，每每让其推算来年运程，巫婆说他当死于南人之手——所以伯颜当然对汉人、南人没什么好脸色了，乃至于禁止汉人、南人持有军器。这也是个假神之名的。
然而真把事情闹大的，却是北方的韩山童。
韩家出自赵州栾城，数代都是白莲教的教主，因为宗教势力太大，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被谪徙到广平府永年县居住。到了韩山童这一代，与时俱进，积极宣扬“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称天下即将大乱，河南及江淮间人民翕然响应，教徒众多。
到至正十一年，贾鲁受朝廷委派南下中原，征发民众修治黄河时，韩山童的力量已经很强了，正准备借此时机起义。
四、一只眼的石人
一三五一年初，贾鲁走马上任，黄河治水工程正式开始，工程的重点是在黄陵岗开凿白茅新河——自黄陵岗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以把黄河勒回故道。整个工程于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开始，七月间凿成河道，八月间决水入渠，九月间通行舟楫。《元史·河渠志三》中对此有一段评价：“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水利工程。然而，正是这项了不起的工程，奏响了元末天下大乱的序曲。
在那个初夏的烦躁不安中，工地上忽然流传起一首奇怪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许多古怪的人物出现在工地上，到处交朋友，还给其他民工讲故事，故事的中心总是“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什么的。
他们说，弥勒出家前曾是个爱子民的好国王，出家后是佛祖释迦牟尼座下的优等生，成绩好，守纪律。自从佛祖灭度后，世界就沦入黑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连带着地里庄稼的都减产，大家都过着倒霉的日子，辛苦得不得了。好在希望还是有的，据说释迦牟尼临死前曾留下话，再等个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佛就会出世接他的班——那时候天下就会大治，播一次种子可以有七次收成，还不用翻土拔草……总之，弥勒降生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外加土豆烧牛肉，穷苦老百姓所想要的一切统统都有了！
“那敢情好啊！”被苦日子压得直不起腰来的闰土们，在故事中满怀憧憬，末了用袖口抹抹嘴角的哈喇子，打裤腰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半个硬梆梆的馍馍——这还是晚饭的时候趁监工不注意偷藏的。啃一口，抬头幽幽地看着璀璨的星空，对讲故事的人道：“要有块狗肉吃就好了……可那该是哪辈子的事儿呢？”
讲故事的人警惕地看看四周，故作神秘地把嘴凑近人家的耳朵：“大家都说弥勒佛出世了，兄弟你还不知道？”弥勒佛出世？闰土们都摇头；但朝廷不但拖欠工资，连工地上的口粮供应都不大够，这个闰土们都是知道的。
在那些个四下里飘溢着野草芬芳的夜晚里，在小虫子们寂寞的低吟中，到处是窃窃私语：有人在讲弥勒，有人在说明王，还有人在捏造一只眼的石人的神奇古怪——总之，在用种种不大可能兑现的许诺，为即将到来的武装民选拉票。
这些夜晚里，天上的诸神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耳根子发烫，有些则不停地打喷嚏……个别有经验的神仙叹道：“他妈的，都别睡了，又有热闹看了！”
在人世间，黄陵岗工地上，某日里忽然有人在一棵树附近刨到个硬硬的东西，好奇的人们把这个物件挖了出来，原来是个石人——还是个一只眼睛的石人，这家伙够古怪的！人们还在石人背后发现了一行文字，经识字儿的先生判读，刻的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这个意思很浅显，已经完全不需要解释了。
谶谚与事实突如其来的吻合，让平日里那些广为流行的传说立刻成了河工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河工们的轮换与逃跑，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大河上下，人心思乱，积累了近一个世纪的愤懑即将迸发出来。
这是元末版的“狐语丹书”，看起来仿佛冥冥中的天意——然而我们今天却清楚地知道，这只不过是韩山童使出的手段罢了。那个作为道具的石人，因为不甚值钱，所以下落不明。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后人们会在黄陵岗下的黄河故道里再次把它发掘出来，用更为凝重的目光与它对视。
韩山童见煽动成功，大喜，遂于当年五月初与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人聚集在颍上白鹿庄，召集教众三千余人斩乌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事。刘福通向众人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正当辅佐旧主恢复天下。于是众人推举韩山童为“明王”，准备克日起兵。他们以宋室为号召，固然只是宣传的手段，但这也确确实实反映了当时人民对故国的眷念。
韩山童等人正在会盟立誓呢，教众里却有人胆子小，为表明自己没有参加叛变，居然很不讲义气地跑去告官。一队元兵前来镇压，刘福通等人侥幸逃脱，韩山童却被逮住了，立刻被斩首示众。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也逃到今江苏徐州附近的武安山中。
五月三日，逃脱的刘福通被迫提前起兵，战士皆头裹红巾，烧香拜佛，故被称为“红巾军”，又称为“香军”。刘福通的部队起得突然，元朝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