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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刘邦大传-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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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为求自保,黑道事业转向商场,黑道伦理被破坏后,他们再也不用伦理规范了,所以勾结官员,围标勒索,使商场伦理也跟着破坏无遗。

为顾及公平,政府自然又插手禁绝,但黑道力量不但未消灭,反而直接加入政治,黑白两道便不再分家,社会也濒临崩溃的地步,直到另一股更强的力量兴起……。

黄色的色情也一样,禁绝了以后,反走入了地下,到处流窜,成了社会的大污染。

数千年以来,这两股力量都是禁绝不了的,所以更需要审慎的管理,约束其生存范围,建立道上伦理,使新人发展空间少,自然可以限制住其成长。

日本德川幕府的创办者德川家康,在建立江户(现东京)时,便非常清楚这两股力量的“可怕”及“必要”性,分别找到道中最值得信赖的力量,协助他们发展并建立伦理,也维持住了一百多年的安定。

曹参最关心的这个问题,便是这番道理了。

萧规曹随,千古美谈

虽然在晚年,曹参和萧何处得并不好,但临终前,萧何还是认为只有曹参最适合接任相国的位置。

更有趣的是,曹参接任后,万事无所变更,完全依照萧何时代的规划。

不但如此,曹参还非常小心地慎选共同执政的官员,野心或企图心较大的绝不任用。他特别从各郡国中,选出有治理地方实际行政经验,且木讷又拙于文辞、处事待人厚重。个性稳定有耐心的官吏,将其提拔为丞相府官员,以最务实安定的手法来推动政务。

对于那些追求自我声望、急于表现以突显自己、辩才无碍、富于煽动力的官员,他则常斥责之,并冷冻起来,不给予重用。

为了降低行政效率,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以拒绝处理太多的事情。

由于吕后专政,吕氏人马加速夺权,行政和制度变更的要求很多,曹参一律不理,压积的公文件数多得惊人。

很多公卿大夫、将领们见曹参什么事都不办,便到相国府要求晋见,并且商议公事。

曹参便招待他们喝酒,让大家都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要有人想说话,曹参便以“再喝,再来干杯”阻止之。直到喝醉了,什么建议也来不及讲,便又回去了。

这样的场合,几乎也成了常事。

渐渐地,这种什么事也不办的纯喝酒,成了大家的习惯,连官吏们也学习起这种风习。因此有人密告到相国府,要求整肃这种无效率状态。

曹参便过去看看是否真有此事。到了现场,曹参不但不干涉他们,反而参与喝酒唱歌,一起同乐。

他每天花在处理相国府的公事上时间非常少,并且大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细微的小过错,曹参都帮助大家掩饰过去,因此每天几乎都没有什么事情。

刘盈当然也听到曹参荒废政事的报告。

自从“人彘”事件后,刘盈自己整天喝酒作乐,耽于女色。但政事还有工作一向认真审慎的萧何在掌舵,总算不会有什么大事。

换上曹参就不同了,他也来个万事不管,整个政务立刻陷入停顿状态。

曹参的儿子曹窋当时为中大夫。

刘盈便召见曹窋,对他埋怨道:

“你的父亲大概欺侮我年少不懂事,所以才会如此的荒唐吧!你回去对他说:‘高皇帝弃群臣而归大,当今皇上年纪尚小,您为相国,整天喝酒唱歌,无所事事,如此作为怎能成为天下臣民的领导者呢?’但不要说是我讲的,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曹窋回去后,便等待机会,将以上的意思对曹参作劝谏。

想不到曹参当场大怒,表示:

“你只要好好侍奉皇上就可以了,怎么如此多嘴?天下事岂是你这种黄口小儿能懂的!”

并当场依家法,怒责曹窋二百下,以示惩戒。

这消息自然很快传到刘盈耳中,刘盈也大怒,立刻召见曹参。

刘盈当面怒责道:

“你为何处罚曹窋呢?是我要他劝谏你的啊!”

曹参当然知道是刘盈指示,他处罚曹窋,便是作给刘盈看的。

因此曹参也立刻脱下相国冠帽,辞谢道:

“我所以什么事都不做是有原因的!”

“这又有什么道理?”

“陛下自认在圣明英武方面,比先皇如何?”

“朕哪敢和先皇帝相比!”

“那么陛下认为我和萧相国,谁较贤能?”

“老实讲,你不若萧何!”

“是啊,陛下讲得非常对,我们是都不如他们啊!如今高皇帝和萧相国为天下所定的法令已经够清楚了,陛下只要垂拱而治,我也只要谨守职位,遵守既定的法令,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立刻醒悟,便说道:

“我知道了,相国就照您的意思去做吧!”

无为而治背后的苦衷

《史记·曹相国世家》最后记载:

“曹参为汉皇朝相国,先后三年,死于任内……百姓歌颂道:‘萧何制定法律规章,统合整体行政作业,曹参接续其职务,审慎保守制度精神,毫不修改,主政务在清静无为,让百姓有一段安静日子好过。’”

司马迁本人在最后的评语内更表示:

“百姓在经历秦朝繁苛严酷的政治后,曹参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故天下俱称其美焉!”

史记的年代离当时不远,民间对萧何及曹参的称赞,以之为当代难得的贤相,应属事实。

但后代读史者不免要直瞪眼了,萧何个性保守,一切简约,无何作为,曹参更是成天喝酒,消极无为,行政效率低落,这是那门子的贤相呢?

不过,民间反应的事实又摆在眼前,这要如何解释呢?

老子《道德经》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的确是萧何规划的最好写照。刘邦的汉皇朝介于周王朝封建制度及秦皇朝的郡县制度中,严格来讲,是无前例可循的。又值秦皇朝过分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帝国贫血症,行政一片混乱,甚至濒临崩溃。萧何因此一律简化,让各地方仍有相当自主权,以应付个别情况。

萧何小心谨慎的规划,让中央和地方间取得均衡,但实际上又由于大诸侯王骨牌效应式造反,使中央不得不直接掌控各郡县。所以当年所谓的“郡国制”,其实只是配合现状需要,更改中央集权缺点,所建立的一种特别的制度。由于简约,颇适合动乱不安的时代,适应力倒算颇强。

不过这套制度实施不久,刘邦及萧何便相继去世,幸好大的异姓诸侯也皆已解决,国家还算平定。

曹参接棒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让这套制度,发挥实际效能。既然萧何已有明确规划,并皆已付之执行,曹参只需全力维持这股气势,使制度能让大家习惯化即可。

但这时候却有另一股力量急速想夺权,以扩充自己势力,国政的最高领导者吕后便是这股力量的幕后老板。

如果不把守好制度,吕后一党必极力破坏之。曹参对此知之甚详。因此,他一律禁绝任何改变,一切依萧何规划,以确保汉皇朝制度不被吕氏一党所破坏。

曹参暗示刘盈的也在于此。

如果随便依需要而变更萧何的法制,以吕后为主的吕氏一党便有更多的借口更改法律。大家都不动,吕后也动不得,尚不稳定的汉皇朝新政权,才比较能够保持住。担任齐国实相期间的执政经验,使大老粗的曹参,养成极高洞察世事的智慧。他执政三年内,以“喝酒”阻止了吕氏一党的夺权阴谋,在表面和平、内部波涛汹涌的时代,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掌舵者。

忍辱为国,安抚匈奴

刘敬的和亲政策,只是暂时安抚住匈奴。

刘邦、萧何去世后,虽总算维持住安定,但汉皇朝的国力,却陷入了停滞状态。

此时,冒顿的态度转为顽强,居然写了一封国书给刚刚寡居不久的吕后道:

“我这个孤独寂寞的君王,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曾数度到边境去,颇思能到中国一游。陛下(指吕后)也刚寡居,想必正孤弱寂寞,心清也必快乐不起来,愿以我所有的,换取您所没有的(意谓和吕后交往)。”

国书中出现如此词句,对吕后而言算是相当轻挑的侮辱了。

和吕后较亲密的樊哙也大发脾气,立刻表示愿亲率十万兵马,攻击匈奴。

中郎将季布却大声疾呼:

“樊哙出此狂言,该斩。先前匈奴国困高皇帝于平城,汉兵有三十二万之众,樊哙当时也是军团将领之一,都无力解围。”

“当前我军创伤都尚未平抚,受伤的人也都尚未痊愈,樊哙却想以十万军讨平匈奴,此不实的狂言,将造成天下大乱啊!况且夷狄之人,本来便有如禽兽,他们的善言不足为喜,恶言也不值得生气啊!”

樊哙也知道自己毫无把握,便不再反驳。

众大臣和诸将领都深知目前绝非用兵之际,更纷纷提出劝谏。

吕后自己也很清楚,汉皇朝根本无力开战,只得忍辱负重,由大谒者张释代为回信,以颇谦逊的语气表示自己年岁已大,一切以国事为重,不会在乎孤独寂寞的,并以车二乘、马二驷答谢冒顿慰问的好意。

冒顿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派使节来道歉说:

“我不懂得中国文明国家的礼仪,有所冒犯,幸得陛下原谅,才能不发生冲突啊!”

也献马表示歉意,双方和亲政策得以获得贯彻,边疆也保持住了一时的和平。

惠帝五年八月,曹参病逝。

这三年的危险期,总算在曹参无为地掌舵中,平安度过。汉皇朝的运作已趋向安定,短期内吕氏一党也由于一切平静,无所作为。

吕后便依刘邦早年遗言,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出任军事最高长官的大尉。

惠帝六年,留侯张良和樊哙先后去世。

对吕后具有约制性的元老功臣一一去世,稳定的制度也开始松动,变动时代即将到来。

隔年,成天耽于酒色的荒诞生活、用自己慢性自杀来报复吕后残忍的惠帝刘盈,终因健康急速恶化,以二十一岁的英年去世。

刘盈曾立张敖的女儿为皇后,此女虽是张敖之女,但非鲁元公主所生,不过仍算刘盈的甥女。日后作此乱伦之婚事,心中所想为何,无人得知。

不过张皇后年纪太轻,无所出。

刘邦的嫡传血亲体系到此断线。吕氏一党的夺权,此时获得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63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急以德。国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给之,故终无难矣。”

体道的圣人,一切顺其自然,是以事事无为,更不制造事端,也不会有自己的意见,是以无不、无事、无味。

以小观大,以少见多,所以一切无所事,虽有仇怨也以德报之。

解决困难的事,要从最简单的着手,做大事,也要由细微的地方开始。

所以真正体道的圣人,不自以为了不起,谦虚容人,故反而能成大事。

审慎小心,不轻易承诺,故能坚守住其诚信。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经常会陷入失败,遭遇因难。像圣人这样把任何事都当作困难事,小心地去进行,反而不会发生真正的困难。

刘邦去世的这段期间,可以说是汉皇朝生死存亡的重大关键。

强大的异姓诸侯骨牌式的叛乱才刚刚敉平,重要的将领皆拥兵在外,继任的刘盈只有16岁,根本不可能发挥强势领导。

吕后则野心勃勃,她对功臣将领极端不信任,甚至嫉恨非己身所出的刘氏诸王,因此她宁可相信自己的亲人——吕氏一党。她希望由吕氏一党来掌大权,为此她甚至不惜准备出兵诛灭军团将领。

幸赖审食其、郦商、陈平、樊哙等劝阻和协调,才没有让功臣派和太后派进行火并。

但真正使一切灾难没有发生的,最主要仍在萧何审慎的掌握。

汉皇朝是个空前的大皇朝,版图甚至大于周王朝和秦皇朝。萧何的确真正懂得治大在于无为,他不卷入任何派别,也不在意这些派别,对明争暗斗视若无睹,完全信任大家的善意,不怀疑、不急躁,反而让所有事情自然顺利地解决了。

曹参的无为更为彻底,由于惠帝不务政事,吕后取得完全的主导权,功臣派已陷入不利情境。尤其曹参主政时代,刘氏政权的危机更形恶化,惟一的希望是刘盈赶快长大,赶快振作起来。

表面平静,内部却波涛汹涌,萧何所规划的一切制度犹未稳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尚未确立,这的确是吕氏一党最容易夺权的时刻。

危机中最难得的便是稳定,即所谓不动如山的气势。在齐国深得盖公教诲的曹参,在这方面的确有了不起的功力。因此他不仅是清静无为,还刻意让别人也不得有为,这便是曹参天天喝酒吟歌、不务正事的主要原因了。

最大的事情,是由最小的地方着手,最难的事也往往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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