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罗瑞卿-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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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吧，总长。”
刘亚楼无奈地笑笑，躺下了。
“亚楼，我看你气色不大好，不要心急，好好养病，要想得开些。”
“没有什么……”
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刘亚楼开始说道：“瑞卿，你跟林总……不过，谈通了，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①不满而‘迁怒’于你。
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我对林总说了：“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脸上是困惑的神情。
刘亚楼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听他这样讲，也向他表示：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说完，刘亚楼叹口气，显出凄然的神情。
罗瑞卿默默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刘亚楼的双手。
“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萧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
罗瑞卿对刘亚楼的前半句话未置可否，当听到刘亚楼的后半句话时，惊讶地说：“亚楼，我能跑到哪里去呀？大家不都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这件事不用再提了，现在既然已经谈通了，你到他那儿就只管汇报工作吧……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罗瑞卿紧紧地握住刘亚楼的手，说：“亚楼，你在病中，不要考虑大多的问题，身体要紧，养病要紧。”
说完，两人道别。
从刘亚楼那里出来，罗瑞卿感到更加疑惑了。他哪里知道，就在2 月份刘亚楼因病情加重住进医院时，当时也在上海养病的林彪和叶群也频频地光顾这儿。叶群在这间高干病房里一谈就是半天，谈话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在场，包括一直伴着丈夫的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的身边坐定，叶群就又返回来了。
翟云英只好又再次离开病房。她与刘亚楼的谈话内容，谁也不知道。后来，林彪也一反常态，不再怕风、怕光、怕见人，打破他从来不探视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规，亲自和刘亚楼谈了一次话……
第二大，罗瑞卿怀着这样的疑惑心情向林彪汇报了工作。林彪问罗瑞卿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照实回答了一般性的话。接着汇报工作。
林彪听完了汇报，问道：“完了吗？”
“完了。”
罗瑞卿的情绪有点沉闷。
林彪眯了眯眼睛，把话题一转，对罗瑞卿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罗瑞卿认真地不作声地做着记录。
后来，当罗瑞卿回忆起这件事时，曾经说过：“我当时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1965年4 月12日至5 月底。全军作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罗瑞卿主持。
4 月28日，罗瑞卿、杨成武陪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于作战会议的方针给于了肯定，并且批准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即一度风行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样式。这是林彪的“创造”。作战会议开了几天后，由上海迁居苏州的林彪电召杨成武去，提出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样式的主张：采用又红又大又鼓的五角星作为帽徽，并配以两个鲜红的平行四边形的领章，作为突出政治和革命化的象征。罗瑞卿一行向毛主席汇报后，罗瑞卿即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叶群，请她向林彪报告，已向主席汇报，并请示林彪，是现在还是过几天再去请示。叶群在电话中立即一迭声地说：“应该马上来，早就该来了，请杨副总长一起来。”
5 月2 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上海去向林彪汇报，两位总长的夫人同行。
到上海后，即与林彪取得联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立即去见林彪。进屋后，看到桌子上醒目地摆着毛泽东著作和党章。
罗瑞卿刚落座，林彪就没头没脑地对罗瑞卿说：“要加强通气！嗯，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这是组织原则。”
说完，林彪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几段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又打开党章，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段落。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林彪念完后，把书放到桌上，摆整齐，窝在沙发里，用柔和中透着森严的语气说：“要加强通气。现在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接着，林彪半闭着眼睛，捻着手指说：“第一条，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第二条，我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三条，我不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四条，重大问题，立即通气；第五条，来我这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罗瑞卿默默地仔细地笔记着，合上笔记本后，坐正身子说：“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你能做到，就好。”
林彪闭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罗瑞卿将林彪的话全部告诉了杨成武，并且对杨成武说：“今后要加强对林总的通气。请你要随时提醒我，以免疏勿”
5 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出席作战会议。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
在作战会议期间，罗瑞卿经常到林彪处请示汇报工作，忠实地履行林彪“加强通气”的要求。
会议临近结束时，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 月25日深夜，罗瑞卿带着连日主持会议的疲倦刚踏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记录的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二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作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瑞卿捏着这一纸“命令”，眉头渐渐锁紧。他心里一阵阵发凉：关于作总结发言的事，不是他罗瑞卿个人提出的，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向林彪请示过，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何况，作为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也是常有的……
“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罗瑞卿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中唤醒，他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叶群的不阴不阳的声音：“喂，罗总长吗？……噢，今天我只离开了一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一○一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叶群包打天下的口气表明，她对这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
罗瑞卿不敢稍停，立即驱车来到林彪住处。
叶群在门口截住罗瑞卿，引他穿过一个卫生间，来到一间小屋子里，里面放了几张临时搬来的木椅。
使罗瑞卿吃惊的是，他看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也在场。
叶群让座后，一本正经地指着儿女对罗瑞卿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和老虎也叫来。”
罗瑞卿心里一阵不舒坦，但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这儿，他凝神听着这位林彪办公室主任的下文。
“总长啊，一○一下午可是大发脾气了呀。他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大家提这个建议时我也在场嘛。一○一是憋了一股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4 月份你没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做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这里插几句话，所谓4 月份的事，是这样的：4 月上旬，罗瑞卿在广州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在北京召开作战会议的事。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罗瑞卿说，他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到上海向林彪请示。
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罗瑞卿就回了北京。
罗瑞卿无话可说，一言不发地听着叶主任的“解释”。
叶群见罗瑞卿不吭声，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这事连杨成武、李静现在都不知道。我向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那，我该怎么去做呢？”罗瑞卿淡淡地问道。
“由我来转弯，啊，由我来转弯，说服一○一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嘛。”
罗瑞卿无言地点点头，便起身告辞。
回到家时，夫人郝治平正焦急地等他。他一进门，郝治平立即迎上来，关切地问：“瑞卿，怎么样啊？”
“哼，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一回事！”
罗瑞卿气愤地说着，把军帽脱下来，递给了夫人。
第二天，林彪夫妇又把罗瑞卿夫妇请到家中，叶群与郝治平、林彪与罗瑞卿分别谈了话，叶群以强制性的热情，又是劝慰，又是送花，并提出要罗家夫妇将孩子们的照片送给他们一些。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心组会议上，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有一个习惯，谁主持会议，最后讲几句，有叫总结发言的，有叫发言的，没有统一规定，以后是否改一下，不叫总结发言。……以后有些重要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了，还要通过一下军委常委，最近有些未通过的，我负责。”
随后，郝治平找了几张小儿子的像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一○一满意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关于这一阶段罗林两家的关系和罗林之间的“通气”情况，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那是一些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一些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是曾经很喜欢那些小东西，所以今天还记得那么清楚。
叶群也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里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我们对他们的印象是拘束、孤僻。还记得我们兄妹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得像个女孩子。
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和林彪一家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我们这一群孩子哪里知道父母亲沉重的心情呢。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门口都是事前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蛮不讲理。如果说点点的回忆带着浓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