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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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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起双手接他时,不断声问:“咋啦,咋啦?”

他还是哭,哭得一身颤巍巍的。我接他下树时,发觉他的裤裆是湿的!

他抬起泪眼问:“他们呢?”

这时跟我来的几个侦察兵跑拢了,我愧疚地对他说:“我从另一条路把他们接回去了,因为要交流情报,我……”

他抱住我的腰:“唉哟,我以为出事了……”

路上,我问他:“怕吗?”

他点点头:“怕!怕得很!”

“那你为啥不自己回去?不识路?”

“不是你说了的,一定要等你回来?”

多好的战士,我简直找不出话了。

从我留他在林子里到接他回来,他独自在那里待了六七个小时。

那天是除夕夜,我想他家吃团圆饭时一定多么想他,如果知道我这个“首长”这么对待他们才离家两三个月的小儿子,还不知该怎么哩。

 

他的妹妹被拐走了……

………吴道文(组织干事)

者阴山战斗中,我在二连当指导员。

我连战士韦兴林,贵州人,1983年入伍的新兵。这年底,他接到家里的信,十六岁的妹妹失踪,生死不明,母亲气病,要他赶快回去处理。他拿着信找我:指导员,我得走,回去找妹妹。当时我们已接到战备命令,但还未向下宣布,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请示请示再说吧!”他说:“你请示吧,准不准我也得走,枪毙我也得走!”他一直哭,不吃不喝。我请示上级,怕强留下他出问题,不如放他回去一趟。我给他作了工作,回去要找政府,按政策办。又叫他班长给他买了票,送他到车站。

在车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归来,一拨一拨,来自不同方向。问班长咋回事,班长咬耳朵告诉他:要打仗了!指导员考虑你家里的事关系两条人命……如此这般。韦兴林对班长什么也没说,把票退了,回来对我只说了一句:你枪毙我,我也不走啦!

攻击前,我连负责背弹药,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雾最大,敌人发现不了的时间进行,每人背两箱,一箱23公斤。那个艰苦劲真难说!如是哪个父母看到他儿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风箱似的喘息,心里不知痛得什么样?

韦兴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么时候他扭了脚,脚脖肿了,拄一根棍,照样背三箱。我对他说,你不行了,歇着吧。他只摇摇头,好像还在呕我的气,怪我不该不早对他说要打仗。

向者阴山进攻时,我们二连担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韦兴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夺21号高地时,他负伤了,班长要给他包扎,他推开班长:“别管我!”他是握着枪,瞪大双眼死的。

战后,发现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妈妈,我现在本该去找妹妹,本该和她一起回到你身边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们,我只有把他们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个欺侮妹妹的狗杂种……

战后,我们团先给韦兴林家乡贵州独山县去了一封信,接着又派专人去慰问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况,找政府妥善处理。

 

战地一百天

………赵子恩(通讯营长)

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

没水喝。半夜里做梦就到了大河边,一喝,水是咸的,咽不下……

团长谢圣明决心去找水。他有经验,说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着走着,他说:“你们别来了,我踩着了地雷!”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因见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凼,边捧水喝边说:等老子喝够了,死了也值得!然后挪开脚。“唉………”一声,真的取出个地雷来。原来他踩偏了,没踩到压发盖上。后来他从这地雷上取出了压发装置作了打火机,白金的,还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团指挥所,不但够喝,节余下的还可洗澡。杨龙明写了篇报道,叫《团长找水》,遭他骂了一顿:“团长找水有什么了不起,只能是战士找水呀?”

不过各连排阵地还是缺水。据说,一个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战士们捧着水壶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为不是每个阵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

吃到热食难。炊事班只能在山下作好饭,送上来,一般都得两小时。天热,他们一律光膀子,穿裤头,塑料袋装的热食都馊了………送到连队还得往下传送到班排。后来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气都进了饭菜里。战士们照吃,说:多了点盐肉味,更香!

有一回我跟团长去一个山头接防,从清早到晚上什么也没吃,到了军工兵团一个点上,正遇上人家吃饭。团长说,救救命吧,诸位!人家没碗筷,团长一手揭锅,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铲呀!客气什么!我铲了一帽子,两人抓了就吃,刚好军里摄影干事在,给我们拍了照,还登在“国防战士”报上。我爱人见到照片的时候哭了,现在还一直笑我。

苦累自不必说。有的连队负责运送。开始有骡马,它能驮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驮四十斤,再过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战士们呢?开始背两箱弹药,最后还是两箱,二连连长不但自己背两箱,每次遇崖坎还站在那里将全连的人拉上来。战士们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话也不少:妈哟,我们连牛马都不如,骡子垮了我们不能垮!可是叫谁下去谁也不干。

下雨塌方,把四个通讯兵压在猫耳洞里,从此大家只能睡沟槽,上面搭竹子,盖塑料布。被子能拧出水。我得了关节炎,团长叫我去师指挥所开会,我走不了,他派一个侦察兵半撑半扶着我去。到了师指,总参一个处长见我就流泪。

有个排长,感到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营长在电话里说:“你敢下来,我毙了你!”政委何兴平赶到阵地给这排长作工作,到打敌人反扑时,这个排长表现很不错。在那个环境下,谁都受不了。要是向“钱”看,给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

整整一百天后把我们换下来,团长和我们一共五个人坐一台车下山。经过第一个城镇,团长说:该我们好好吃一顿啦!大家都没带钱和粮票………阵地上用不上这。团长说:阵地上可以伸手,这个地方可不能丢人。有个人身上终于找出了半斤粮票,换了五条黄瓜。团长不让吃,喊开车!车到无人处,他又喊:“停!吃黄瓜!”一人一条黄瓜,吃得口水直流。

那生活,真是再苦也没有了,可现在回味起来又感到甜滋滋的。

 

战地医院

………普友福(师医院院长,彝族)

攻老山,我们师医院所在地离老山主峰平面距离四千公尺。

开始炮击时,我们还涌到帐篷外面看炮火,像看节日焰火,觉得多好玩的。

炮击结束两小时后,第一个伤员下来了,他是触雷负伤,两腿都没有了,第一个要求是要烟抽,抽了半截就昏迷了。我们几位小姑娘见了就打抖,神色都变了,但喊献血时,立刻撸起袖管来,三个姑娘,一个通讯员的血流进了这伤员的躯体,但还是没把他抢救过来。

到下午二时,伤员像流水一样下来了,大都是奄奄一息的。我们原来准备了5个手术台,临时改为9个。这次战斗所有伤员都经过我们那里,一个不漏,能后送的才后送,估计送不到后面医院中途就可能死亡的立刻抢救。

每个伤员衣衫都撕破了,有的赤身露体,从头到脚都糊满了泥浆。大多数人身上还绑着子弹带,腿上绑腿也在,但解不下来,只能剪开。全是被他们的汗水、血水、泥浆沾得紧绷绷的呀!有的一百多天………自临战训练以来就没有解过绑腿,没洗过脸,理发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头发胡子一般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这一百多天一会雨里泡着,一会烈日曝晒!我有个录像,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怕把人吓着了。你可以看,看了你就知道不把老山这一仗写下来,你这个作家可就欠了我们战士一笔大帐呵!

我们作手术的洞子里滴嗒滴嗒直往下淌水,想找块油毛毡遮漏,没有呀,地面被伤员的血浸透又浸透,成了血的泥潭,一次次消毒,臭得很呀!我想铺上木板,哪有呀!人力有限,车辆要前运后送伤员,来不及搞别的呵。锯下来的断肢残臂,一桶桶往外抬呀!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被子、衣服、床单……你不能看着伤员光溜溜地抬走呀,你总得给他盖上点什么呀!

7。12打敌人的大反扑,我们原来的手术帐篷炸烂了,手术床炸飞了,生活车炸飞了,对面村子里老百姓炸死几个,幸好我们事先转移到了一个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条沟槽,外面垒上土包,在里面展开小手术床,不然可就不是我们抢救别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抢救了。这一天从早到晚,双方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大家分头忙着分类、喂食、止血、搞休克、清创、作手术……没有一个人躲炮。手术人员都带钢盔,炮火间隙里,便能听到手术床前一片叮叮当当的钢盔碰击声。

无论多么危重的伤员,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过来就问:“前头怎么样?”“某某高地拿下来了么?”“7。12”那天,伤员比较少,情绪也更高,下来的伤员高兴地说:“我们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摆满了!”先到的伤员高呼:“哈,总算让越南小鬼子尝到厉害啦!”看着他们,我心急更心痛!

师保卫干事张仁龙,主动要求下战斗部队建设代副营长,进攻老山战斗中,他头部负伤,脸肿得很大。我们很熟,他平时爱搞电器,帮我们医院搞过器械革新。当他被抬到我面前时,我已认不出这位相处多年的战友了。看了伤票………阵地救护组登记卡片时,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泪。我说:“我马上送你走……”他说“我没完成任务……”后来,他活过来了。

我们师医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么词形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我都觉得不过份,不够劲。可惜战后大多数都处理走了,有的连个小功都没立上。我们医院现在对外服务,赚了一些钱,我想,有一天要给我们医院每个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送去一块金质奖章,才算我对得起他们,才放得下我这颗心!

女护士蒋涛,多次给伤员输血,一个很壮实的姑娘变得像个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连续两次她自己从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邻师一个医助。她的脸都黑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她没叫一声苦,照常参加前接后送。

女战士杨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来当兵。她负责麻醉,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手术帐篷真热呀,40度上下,还潮湿。她就日夜穿着工作服、手术衣在“蒸笼”里烤着。我看到她晕倒就有两次。战后,她干部不能提,考学分数不够,转志愿兵没女的名额了。她什么也没得着,还是复员回山东农村。走时,她呜呜哭,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留下来为伤员服务。”她哭我也哭,我说:“我们向党委写过保证的呀,工作确实需要你呀,可是没有你的位置呀……”

几个女兵都走了,她们没功夫补习功课,考不上学,吃的就是这个亏!我真过意不去呀!

我们医院还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吴熙德,外科医生,女的叫丁兰仙,负责输液,她技术高,输液穿刺,一针成功。两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护时,同时负伤。两人回来时,衣服都被烧焦了,鞋子也各掉一只,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盖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只鞋也让给了妻子。老吴就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脚,耳朵还流着被炮弹震出的血。妻子伤轻一点,半撑半抱着丈夫,一瘸一捌走回来。作家,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恩爱夫妻?吴熙德第三军医大学毕业,丁兰仙原是大医院护士,两人恋爱结婚。双双上前线时,家里还留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

袁其林,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把刀”,最难做的手术都是他主刀。他身体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岁,三天三夜的连续手术他也坚持下来了,只是有时蹲下来歇一会儿,每天经他的手从阎王殿前拉回来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聪明,写过不少医学论文,搞了许多革新,我们医院用于急救的输血加压器、胸腔闭式引流器都是他创造的。1979年他上前线打仗,“打掉”了一个爱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国去了。他又找了一个,快结婚了,他又上了前线,正当他这边紧张工作时,那边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却被这样一封信击倒了,他咬牙坚持着,但内心很痛苦。也不能说女方不好。谁不见,前方打仗时,军营里的女人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谁愿意找这份罪受?何况那女人条件好,追求的人不少?为这事,我到师部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我爱人一听见我的声音,就哭开了:“你怎么样?出了什么事了吗?”我说:“你先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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