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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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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重庆就代表了中国人抗日的中心所在,日本对于重庆是恨之入骨,日军曾经企图以各种方法,来消灭或是摧毁重庆,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五月,对于重庆进行日以继夜的大轰炸,造成平民高达上万人的死伤,但是所有的中国军民仍然不肯屈服,重庆仍然是抗日的中心。

  日军在一九四年夏季,再度对重庆发动长期的战略轰炸,特别是在八月份,日本飞机的炸射简直没有一天停止过。当时中国的空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无法阻止日机的袭击,重庆几乎被炸成废墟,而中国的军民,每天都生活在日机攻击的危险下,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岗位,抵抗日本的侵略。

  “重庆精神”成为日本皇军无法抹除的抵抗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当日本南方军顺利攻略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战略目标之后,回报日军大本营:“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日本是绝对没有想到,先进西方国家的军队,是这样不堪一击,而对照之下,中国军队竟然是如此顽强不屈。日军大本营在狂喜之余,开始筹划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对日本来说,冷酷的现实是中国的顽抗,假如中国事变没有结束,日本就别想执行其它任何的战略构想,因为日本的兵力根本不够分配。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全盘检讨整个战局之后,开始倾向接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建议,就是日本对外作战问题,是从中国战场开始,就要尽量设法先结束在华作战的观点。因为只要“中国事变”不能告一个段落,日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完成其控制东亚,与德国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中国在抗日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限韧性,真是叫当时“无敌的皇军”不知如何是好。

  32。1 日军曾经研拟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

  日本的大本营考虑到,既然重庆的国民政府绝对不肯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汪精卫的伪政府又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日军准备对于重庆政府,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直接进攻四川与席卷云南,以击溃中国的抗日意志之外,也就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何况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军力最为低迷的时刻,在西北与西南通路都完全中断的情形下,中国的实际外援已被掐断,正是日军一劳永逸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时机。

  日军直接攻占四川,以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构想,特别受到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支持。中国派遣军与日大本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决定将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并且准备在日本国内,再动员二十三万的后备军人,以支持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所需的兵力;又把日军名将冢田攻中将,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为在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日军正是准备将当时的第一战将,担任进攻四川的先锋指挥官。

  当时日军拟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准备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指挥,分成南北两路向西进攻。日军准备特别组成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一军、第七军与第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是为北路军,先由山西、河南交界处,分道渡过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之后,主力向南旋转,越过秦岭,与由汉水进攻汉中盆地的另股日军会师,由北方的侧背进攻四川的成都平原。另外由在武汉十一军的五个师团组成南路的日军,则由长江的宜昌附近逆流西上,突破华军在三峡山区的防线,直接攻入四川的东部,然后将兵力直指重庆。攻入四川的两路日军,最后在重庆会师,攻占整个四川,在乘胜扫荡华军对外联络的基地云南。这样可迫使抗日的国民政府,再向西南的西藏败退,或是向日军屈服求和,或是沦为地方游击政府。日本希望这样就可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调出部队准备与盟国进行决战。在日军准备攻势的压力之下,当时的蒋介石甚至考虑过,假如四川遭到日军攻陷,他将准备将国民政府迁到西康,继续进行抵抗。

  但是当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所需之后勤准备与兵力集结,都在旷日费时的筹备时,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线,因为开始受到美军的反攻,而出现逆转的状况。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军开始以强大的兵力,反击日军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前进基地,迫使日本大本营决定,抽调在中国战区的部队与后勤支持,优先到南太平洋地区,设法顶住南方军不利的战局。

  此时,日军大本营不但缺少充裕的兵力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五号作战计划,甚至还要从中国境内抽调兵力支持南太平洋。所以日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底,被迫决定终止五号作战计划,并以正式命令通知中国派遣军,设法维持在中国战区现有的战略局势,而放弃执行进攻四川的构想。日大本营的决定,令中国派遣军非常失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虽然准备采取独立的西攻计划,但是他的坐机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炮火击落身亡。日本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的行动,也就完全的停顿下来。

  放弃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日军在基本战略上极大的失策。因为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到此时虽然已看出,能否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是日本整个大东亚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它却没有断然执行的决心。日本一则就要不惜代价的全力执行五号作战计划,以将中国的国民政府打成流亡的游击政府,要不然就要设法提出中国能够接受的和谈条件,好将日军从中国的战略陷阱中抽出,否则日本主要的军力都陷在中国战区,最后只有面临惨败的结局。

  因为以日本这样一个作战资源有限的国家,绝对不能同时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还能有能耐与国际强权在另外的战线作战。日军大本营竟然为了西南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初期的逆转,就放弃在中国战区的决定性攻势,足见日本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掌握到日本战略胜负的关键所在,又如何能够赢得这场历史大战的全面胜利?

  32。2 惊动国际瞻观的鄂西会战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大本营调出王牌,指派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出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是日本陆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虎将,他出任十一军司令官,就是要重新掌握中国战区的日本战略机动部队,虽然日军大本营放弃了五号作战计划,仍然设法运用现有的日军兵力,增加对中国作战力量的打击。

  横山勇在接任司令官之后,彻底地研究过日本的十一军的战略状况。他发现十一军,在经过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对与挑战薛岳所指挥的华军第九战区,以及向南进攻长沙,都已有些怯战的心态,所以在没有增加兵力的状况下,日十一军不宜再攻长沙;而由宜昌直接西攻四川,原是日本五号作战计划中,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因此横山决定要测试一下,日军能否通过这个复杂地形的阻碍,以及考验一下中国第六战区的防卫力量,以备日军未来若是进攻四川,增加实战的经验。

  此外横山也在考虑,日军若是进攻位于宜昌与长沙连线之间的常德,不失为一个可以迫使华军两个战区发生难以兼顾的打击点。同时日军若是控制常德,就可以由湘西威胁贵州与四川。当然横山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日军的补给已经开始受到压力,日军需要设法从中国掠夺粮食的供应,常德地区是洞庭湖以西的粮食中心,所以横山决定率领十一军,转攻宜昌与常德。

  横山所策划的作战计划,事先是经过非常细密的安排,他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逐步增加十一军的作战力量,并且开始经略长江以南与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先后增兵控制了长江两岸的沙市与石首,然后准备对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掠夺中国在宜昌的长江船队,以及湖南北部的粮食,以增加日军水运船队的能力,同时顺便测试一下中国第六战区防卫四川的作战实力。由于日本十一军在这个地区的加强活动,使得中国的第六战区也将部队调到洞庭湖北部增防。

  横山勇极其擅长多路兵马同步出击,以及迅速改变进攻战线布局。一九四三年五月,横山勇指挥十一军的部队分头出击,一路日军从沙市渡过长江,开始进攻公安一带的长江南岸地区,另一支部队由石首与华容向洞庭湖一带的地区深入,并且到处劫掠粮食。接着横山勇又从宜昌派出部队,向南渡过枝江,摆出夹击洞庭湖北部华军主力的阵势,因此造成中国的第六战区判断,日军在洞庭湖北岸的攻势,目标可能是常德,因此增派大军防御常德外围阵地。

  32。3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不料横山勇却突然在五月二十三日,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向西转北疾进,同时命令宜昌的日军向西出击,沿江逆流进攻石牌要塞,并且渡江攻占战略据点渔洋关,掩护主力部队向石牌要塞,进行多面围攻。横山勇的这项作战布局,甚至引起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的关切,亲自前往汉口,视察作战布署。横山更是将十一军司令部移到宜昌,以亲自就近指挥日军进攻石牌要塞。日军的企图是,假如能够突穿华军在三峡的防线,就可以威胁重庆的安危,进而造成国民政府全局的混乱。

  这时中国的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正在云南与史迪威筹组远征军,因此要求代司令官孙连仲,务必要派遣重兵把守长江往四川的通路,绝对不能轻易地调动江防军去支持长江南岸的作战。因为陈诚认为,第六战区的最主要责任,就是守住四川东部,以屏障重庆的安全,这个地区的安危,牵动整个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因此不可以有所闪失。当陈诚接到日军转变进攻方向,石牌要塞告急的消息,就立刻赶回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部,亲自指挥自己的嫡系十八军,死守石牌要塞与外围阵地。

  果然日军的攻势,原有引诱华军出击护粮,甚至防卫常德的策略,然后再乘虚袭击石牌要塞,以威胁重庆的安全。但是陈诚下令江防部队,绝对要坚守长江通往重庆的阵地。结果日军的主力作战,虽突然改成从宜昌向四川进行的突袭,却仍在石牌要塞,硬被守军阻挡下来,没有成功地突穿华军防线。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江水道中,劫掠了两万吨的各型船只,以及不少的粮食补给,日军藉此进行大肆的宣传,希望能够动摇中国部队的战略布署。但是陈诚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将在云南集结待训的部分远征军,抽调到石牌作战,五月二十九日,华军收复渔洋关,威胁到日军攻击石牌要塞的侧背。

  而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感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因此宣布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绝对要死守不退!在战况进入危急之时,蒋介石甚至一度准备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并且动用卫戍重庆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决战。而华军的各路兵马,更是奉到蒋介石的命令,在中美空军的支持之下,也开始汇集围攻日军。这时进攻的日军,在渔洋关既已失陷,石牌要塞在血战八个昼夜候仍无法攻破,因此横山不愿恋战,以免遭到损失。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横山下令日军退回长江北岸,但后撤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宜都遭到华军的夹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场称作鄂西会战的作战,相当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正在为如何援助中国而进行决策上的争辩(当时宋子文与宋美龄都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其中又以中国能否有能力协同美国作战,早日击败日本,最事关重要。因为美国政府参战的基本立场,是如何能以最少代价与最短时间击败日本,列为他最优先的战略考虑。假如中国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么美国政府就只能依赖苏联的参战,来减轻美国对日本作战的压力。因此华军宜昌的作战成果,就成为中国展现战力的指标。

  32。4 史迪威的谎言

  虽然中国军队成功地击退日军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史迪威究竟是“哪一边”的参谋长?),他本人既不前往战场实际的察看,又不察核华军所呈报的战况,却基本上引用日军的宣传资料,就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鄂西会战,中国方面是虚报战功。史迪威声称,日军的出击,只是为了劫掠粮食与船舶而已,根本无意进攻宜昌外围而进入四川防区的阵地;他严厉指责华军竟然不敢出战护粮,反而虚报日军猛攻石牌要塞,其实日军并无进攻四川的攻势作战,日方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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