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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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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新败的华军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华军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华军的主力能否被歼灭,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国军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西联系的战略。

  当时对于如何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与前线的部队,也有着不同的争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建议由华北方面军主控作战,以主力部队,大体上沿平汉铁路,由北向南的进攻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将以九十度的方向,颠倒中国战线的正面,又能迂回包抄中国防线的布置,应该是一个较佳的作战方案,但是作战的路途较远,所需兵力较大,同时后勤补给运输的困难更为复杂。而日本的华中派遣军要求,由华中派遣军负责主攻,作战路线是沿长江由东向西进逼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平庸,但是沿途是中国的精华地区,同时后勤支持作业可以利用长江水道,日军可以“节省”不少兵力投入与物力支持。这时日军大本营照例无法作出果断的裁决,不但因为日军大本营没有一个拥有远见威望与魄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大本营的参谋军官们,对于前线拥兵将帅们的意见,也不敢太唱反调。因此参谋本部提出了折衷方案,进攻武汉的日军部队,先沿淮河由东向西进攻平汉铁路的武胜关之后,然后再沿平汉铁路向南旋转,攻略武汉。

  这样让华北与华中的日军指挥官们都可以满意,同时日军因为刚发动了不成功的徐州会战,其主力多在淮河一带,可以就近集结与整补。但是这个方案,却受到淮河严重泛滥的影响,日军无法顺利沿淮河进行攻击的行动,加上日军对于这支远征军的后勤支持,发生交通、运输不足之困难。更令大本营头疼的,是由谁指挥这支部队作战。这时在东北中苏交界的图们江附近,突然爆发了日苏间的“张鼓峰事件”,虽然没有扩大成为日俄之间全面的战争,但是却给日本极大的压力。日本大本营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向苏联让步,仍然发动武汉攻略,但是调整了作战序列,进攻武汉的作战,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负责指挥,华北方面军则留控一些部队,作为防苏作战的左翼战略预备队。

  25。3 日军对武汉发动钳形攻势

  日本大本营修改作战计划后,在七月四日发布日军攻略中国武汉的战斗序列,日军共分兵两路,准备以钳形攻势进攻武汉。南路由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中将负责,统帅日军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以及四个支队和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五万人,在九江集结,然后沿长江南北两岸进攻武汉,北岸的军队直攻武汉,南岸军队负责包抄粤汉铁路的贺胜桥与咸宁,以截断武汉华军的南下退路,最后再合围在武汉的中国野战军。

  北路军由原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东久迩宫亲王稔彦王中将负责,第二军改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统帅日军第三、十、十三、十六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二万人,在合肥集结。由于淮河泛滥,不方便军事作战,因此进攻路线向南修正,沿着大别山由东向西进攻,在攻克平汉铁路之后,再向南旋转切入武汉,与南路日军会师,以对武汉的华军进行合围。另外华中派遣军控制四个师团作为预备队,以及三个飞行团的支持兵力、一个海军舰队,兵力为十四万人。两支日军以南北平行运动的钳形攻势,直扑武汉,但是以兵力与支持而言,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放在南路的长江作战上。

  这时蒋介石为了在武汉迎击日军,特别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出任司令,在长江南岸再设立第九战区,司令官也由陈诚出任,统帅了薛岳的第一兵团,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在侧翼迎击日本第十一军的攻势,而对抗沿大别山与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之责任,蒋介石仍然交给第五战区的李宗仁负责(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挥)统帅孙连仲的第三兵团负责在大别山御敌,李品仙统帅的第四兵团则在长江北岸抵抗日军的攻势。

  蒋介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就是设法在日军进攻的沿途,不断地进行抵抗,并且进行后退包围以及侧翼的伏击,但是不到必要时,不进行主力、正面的决战。因此武汉会战的主战场不在武汉城市的保卫战,而在武汉外围的消耗战,华军作战的目的在争取消耗日军,而非击败日军或是真正的保卫武汉。就战略指导的层次而言,中国方面的表现真是进步神速。而日军大本营知道这次深入武汉作战,主要是扩大日军在中国的控制空间,将国民政府逼到地方边陲地区,同时摧毁蒋介石的再生战力补充路线,如此可以方便建立汉奸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由于负责南路进攻的日军,需要从徐州附近调回作战部队,同时要在九江集结之后,才开始进攻武汉,因此需要在一个月以前,现在长江南北两岸进行序战准备。至于在北路担任攻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参战的各个部队,本来就在淮河与黄河之间,在合肥集结是非常方便的,因此就先进行整训,等待攻击发起的时机。负责在南路进攻的日本第十一军,在大本营还没有下达汉口攻略的作战指令之前,就已先在六月十二日,抢先登陆安庆发动了序战攻势,然后十一军兵分两路,具有两栖作战装备的波田支队领军,沿着长江水道西上,在华军部队换防与接应不当的情形下,轻易地一举击破江防重镇马当要塞,接着迅速穿过彭泽,准备直逼九江;另外一支在江北的日军第六师团(稻叶四郎),则在长江北岸的陆路,不断地向东突进,沿着潜山、太湖、直攻黄梅。由于日军在汉口攻略开始的江南序战之时,作战意外地顺利,因此日方甚至认为,只要一个月,就可以攻下武汉。这个轻敌的想法,又要让日军付出极大的代价。南路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知道指挥这场会战,对于自己前途的关系非常重大,他不但希望能够首先攻克武汉,更想能够漂亮的在攻克武汉之时,歼灭华军大部分的主力。因此冈村宁次把攻克武汉的决战目标,放在长江南岸,因为他知道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兵团,就在九江与南昌之间布防。假如自己能够在此歼灭华军部队,就可以大胆地迂回攻击粤汉铁路上的贺胜桥一带,截断华军从武汉南撤的通路,从侧后方包抄武汉。事实上,冈村宁次也是有些担心,假如自己的部队沿着长江一路的深入武汉,会给留在江西的华军部队,有机会侧击自己的补给线。这正是陈诚与薛岳的作战计划,逼日军必须分散兵力,防范在江西集结之华军的企图。

  25。4 庐山的死亡阵地

  七月二十二日,冈村宁次的部队,突击登陆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据点姑塘,与华军爆发激烈的战斗,华军的第四军、五十二军、六十四军、六十六军早有反击的准备,中日双方在星子到德安地区爆发空前的激战。日军第一○六师团,被钉在金官桥阵地,日军无论如何的猛攻,都无法突破华军阵地。华军在造成日军大量的伤亡之后,仍然坚守不退,这时冈村宁次大感震惊,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日军,毫无限制地大量使用毒气进攻华军,但是纵然如此,日军仍然无法攻克德安,也无法顺利沿着长江南岸,朝向武昌进攻。冈村宁次因此再调日军一○一师团,在星子登陆,企图侧击华军阵地,但是华军的七十军军长李觉,率部固守庐山的险峻地形,发挥血战不退的作战意志,在长达四十一天的作战中,不管日军用尽一切的手段,当然包括毒气、飞机轰炸与炮舰的火力支持,就是无法突破华军阵地,反而造成进攻日军近乎歼灭性的损伤。冈村被迫再调第九师团支持作战,但是仍然无法打开战事的僵局。日军在江西北部的长江沿岸,已经陷入死亡阵地的僵持局面:日军三个参战的师团,都打到近乎失去继续作战能力的状态,这三个师团需要补充的兵员,甚至超过了原有的建制。

  在中日两军队阵之时,长江地区正好发生严重的瘟疫,不但日军受到感染,华军更是因为普遍的缺乏医药,病死的战士极多。不过南路日军在长江北岸的战事却进展较大,日军第六师团一路进攻,终于在八月三日攻克黄梅。这时白崇禧眼见长江北岸的日军过于深入,于是出动华军攻击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准备包抄第六师团。白崇禧指挥华军第七军(张淦)、第十军(徐源泉),在八月二十七日攻克日军后方的潜山与太湖,然后下令江北的华军,围攻在黄梅集结的日军第六师团,准备造成另外一次的台儿庄大捷。这次白崇禧的战略布局虽然高明,但是华军兵力的运用,却没有充裕与足够的筹码(当初李宗仁得到了蒋介石倾全国军力的支持,现在白崇禧却面对华军在全线激战,已经没有重兵可以投入的情况);更为不利的是,长江对于华军是障碍,对于拥有绝对优势海军的日本而言,却是救命的动脉。白崇禧虽然成功地切断日军第六师团的后路,但是日军却由长江支持、补给第六师团。冈村宁次更非等闲之辈,他立刻调动三个支队,加入第六师团,以进行反击战,因此华军被迫后撤。日军于是乘胜追击,对于江北的战略要地广济发动攻击。广济之战进行了八天八夜,整个阵地在中日两军之间,也是几度易手,最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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