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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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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基地,以及与关东军交涉的筹码。

  这种布署当然立刻激怒了关东军,关东军在十月八日,不顾东京军部的反对,断然先以空军攻击锦州,然后集结军队,准备强行进攻。这些军事行动造成国际社会对于日军强悍侵略的反感,因为攻击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是既无护侨的借口,也没有确保铁路利益的理由,因而完全显示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十足的侵略行为。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只有为此再度发出四道临参命,以控制关东军企图占领锦州的行动,在临参命的压力之下(这回关东军不易为自己行动找到辩护的借口),关东军只有暂时停止进军,但是设法派遣投降日军的汉奸军阀部队,前后三次攻击锦州,但是都被东北守军所击败,因此关东军对于辽西的张学良据点,是几乎一筹莫展。但是到了十二月七日,日本政府与军部都进行全面的改组,新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决定支持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政方针,因此日本正式从本土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中国东北,同时军部也同意了关东军攻占锦州的计划。

  正当日军准备动员大军围攻锦州之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在空前的混乱与斗争之下,进行改组,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反蒋张的粤派人士孙科等人,主导国民政府的政局,并由反蒋、张最力的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虽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一连发出两道命令,叫张学良死守锦州,但是由于粤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挽回财政混乱的危机,又不能有效地掌控军队,与张学良的关系更是水火不容,因此张学良根本无意听从这个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所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其实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势力愿意接受这个国民政府的命令,就连上海的银行,也不敢接受它所发行的债卷)。

  在关东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对锦州发动攻击之后,东北军只在外围进行局部的抵抗,张学良在确定粤派的南京政府,真的是无法也无力支持东北军抗日之后,于次年元月二日下令,东北军自动弃守辽西,因此日军轻取锦州,直逼山海关的华军防线。

  日军既然顺利攻占锦州,又得到苏联方面不干预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立宣示,这时已经得到日本本土大幅增援的关东军,再度挥军北上,以优势的兵力,顺利地攻占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整个中国的东北,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完全地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不愿意成为日本奴役的东北军民,自动自发的组织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表现出中国人豪勇的民族气节。他们也开始惊醒全国同胞,中国人需要团结奋斗,以扭转可能亡国的考验。

  附注:

  '3' 可惜这个想法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在近代史中,日本与俄罗斯两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但是连藉口都不需要有,而且还会一面侵略,一面否认。

第六章、弱国的奋斗与挣扎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中日两国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分水岭事件,由于日本政府不但无法控制少壮派军人违抗命令,而且还逐步地认同他们为帝国开疆辟土所作的贡献,从此之后,日本演变成为一个由少数军人专政的国家,从此国家失去了民主、和平,最后换得了亡国的历史结局。

  而中国却从九一八事变的惨痛打击之下,开始逐步的觉醒。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受到这个危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死里求生的挣扎,从一个近乎完全破碎与衰亡的局面,开始凝聚出一点国家认同的元气,慢慢的独立进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十四年,最后是熬过历史的浩劫,获得了光荣的胜利。虽然中国的复兴立刻又受到英、苏、美强权的联手阴谋出卖的打击,但是经历过抗日战争之后,她已经走出历史的最低点,开始有了国家再生的能力。

  6。1 中国分裂与衰弱而招来外患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一九三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要不然关东军的这几个少壮派军官,也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侵略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国家,三个中央政府,十几个地方独立政府,以及边陲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实际上被外国幕后控制的局面。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够直接掌控的地区不过是长江中下游几省的地区而已,从清朝中叶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这种中国面临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刻,日本军国主义正乘人之危的侵略中国。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蒋介石一贯的主张是,只有先统一内部,才能完成建设与发展,这样才有能力与帝国主义力量争取中国应有的权利。蒋以及绝大多数的国民政府领袖们,虽然都多少的了解到东北局势已经出现危机,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连日本政府与军部,也无法控制住关东军的独断行动,斯大林更是顺水推舟的故意放任局势发展,因此国民政府对与东北所面临的危机,除了再三的交待张学良不抵抗之外,并无进一步的准备与对策。

  事实上,当时的蒋介石,甚至没有把握能否解决关内分裂(中共与广州)的危机,哪里还能有力量去对付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与挑衅。基本上,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至少当时的日本政府方面,还没有立刻要以武力公然的侵略中国的东北的准备,同时日本军部也一直担心苏联从背后突袭,因而不在中国东北采取公然的军事行动。所谓不抵抗政策,原是针对杜绝关东军的挑衅借口而发的(并非当日本真正武力侵略东北时,仍不予以抵抗)。

  回顾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中国局势,刚刚结束民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内战之后,张学良的“奉系”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内部,仅次于宁系(蒋介石)的军政势力,于是造成粤系极大的不满与反弹。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在面临这种内战不息,与内斗不断的情形下,南京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分身乏术,只能疲于应付各方的挑战,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实际上只是地方型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单独面对国际强权的侵略。在这种的危机之下,经过紧急的商讨对策,南京政府只有决定不对日宣战,而采取一面进行对日的交涉,一面诉之国联,要求国联能主持国际正义。同时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立刻释放胡汉民,并且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会商团结之道,以组成新的政府来共赴国难。

  国民政府决定不对日宣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无论就军力与总体国力而言,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别说正规的战场作战是必败无疑,就是长期的游击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中国一旦正式的对日宣战,结果必然是战败亡国。何况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和关东军存有立场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以外交方式与中国政府洽商解决之道,然后可以压制关东军的行动。因此中国与日本原是准备进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变的危机。

  但是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都有不少军政领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的强出头的争功表现,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交涉的过程中,多让些利益给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终会压制关东军,不至于就此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地就被强大的政治压力所否决了。国内民意强烈的激荡,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任何的妥协与让步,因此”不撤兵、不交涉“成为中国舆论与政界的主流意见,迫使国民政府不敢进行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关东军行动的空前胜利,已逐渐赢得军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持,所以日政府也无法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放弃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利益。

  当时的东北军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国策指示之外,也有着实质生死利害的考虑,因为东北军主力在华北,负责处理中原大战之后的善后工作,当时口服心不服的晋军阎锡山部、山东的韩复渠部都与日本有联系,而剩下的西北军又与东北军有过惨烈战斗的私仇,因此张学良就算想要紧急调兵出关应战,在中央方面是兵饷都无法支持,同时谁也不敢保证,其它在华北不同派系的部队,会不会乘人之危的攻击东北的后路,这就是张学良不能不顾忌的地方。

  张学良原先也一样认为,当时日本最终的目的,只是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指令,何况日本无论如何都要考虑苏联的立场。所以只要部在东北与关东军正式开战,关东军就没有作战的借口,然后经由与日本政府交涉,达成利益的让步,最后关东军还是会退兵的。张学良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既失东北的根据地,前途已经危机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队拼光,那么自己以及东北军系,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6。2 外交无法挽回东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是确立不宣战的方针(其实也无兵可战),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击,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接触,同时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宋子文与重光葵经过密集谈判之后,已了解日本政府也不赞成关东军的行动,因此决定由中日双方派员组织一个代表团,直接到东北监督停火,然后商议撤军的问题,这个方案已经被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所接受'1'。

  但是这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意已经陷入激动与失控的状态,国人一致认为日本若是不先无条件撤兵,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必要,激动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殴打外加部长王正廷;舆论对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对日本的交涉,都当成汉奸般的严厉批判,造成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几乎为之瘫痪。“不撤军、不交涉”便成为民意强迫政府所接受的政策方针,造成当时政府中没有人敢再谈与日本交涉的事,诉之国联变成当时国民政府唯一能做的选择。

  但是当时的国联,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超国家的维护和平国际组织,但是实际上确在几个国际强权的操控下,只能做些不切实际的表面文章,九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国联的代表施肇基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二十二日国联就做出要求中日双方停战撤兵的决议'2',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根本弄不清楚状况,更控制不了关东军的行动,反正日本政府发表了所谓“不扩大”声明来敷衍国联,因此这个决议根本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

  在日本不但不能控制关东军停战撤兵,反而坐视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状况下,国联在中国的要求下,于九月三十日再度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兵,但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国需要能够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与南满铁路运”的前题,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辨称,中国无力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侨民与铁路的安全,所以日本不但不能撤兵,还要继续增兵以护侨与护路。最后国联看到日本实在是胡作非为、公然破坏和平进行侵略,才在十月十四日三度决议,要求日本撤兵,这时候日本政府只有设法作出缓兵之计,由日本外相币原在十月十九日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则,以解决中国东北的问题。

  币原的五原则是:一、中日双方互不侵犯。二、相互尊重对方领土主权完整。三、中国禁止排斥日货。四、中国负责保障日本在华侨民安全。五、中国承认与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义务。表面上看起来这五原则还算合理,但是玄机就在于第五条,日本要想国民政府承认已经被宣告无效之“二十一条”的效益,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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