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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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步行动，警方共出动了四十六名侦察员，昼夜不停连续转了三天四夜，查清了皮勇抵沪后的活动情况：从3月2日抵沪后，3月2日即去二钢医院治骨伤，上石膏后三天未出门、遵医嘱卧床休息。从3月6日开始，在弄堂及附近马路闲逛，走访同学、朋友，称自己是从内蒙古插队地来沪探亲的，至3月15日被捕时，从离家时间上推算，未离开过上海市区。侦察员分析：皮勇作案得手后扭伤脚骨的情节，肯定不在克格勃的方案之内，因此有了她冒险赴沪养伤一节。从这点推理，上海无皮勇的“下家”，皮勇所窃的密件并未转移出去，而由她藏匿起来了。
这几天里，对皮勇的审讯始终没有间断过。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派出了三名优秀预审员，倪炯敏也出马助阵。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使皮勇开口说实话。倪炯敏后来回忆起这段情节时，犹自不无慨叹道：“想想四个老家伙还拿不下这样一个比我们的儿女还年轻的嫩丫头，真是老脸无光啊！”
幸好还有“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的说法，皮勇不招供，就循着她来沪后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侦察员估计皮勇把密件寄放于她的哪个同学、朋友那里，于是决定逐个进行访查。根据前面调查得知，皮勇来沪后曾和十九名同学、朋友有过接触。警方抽调了三十八名侦察员，同时出动访查那十九名对象，没人承认皮勇曾把什么东西寄放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在上海船厂工作时女青年朱某提供了一条很是模糊的线索：皮勇曾向她打听过上海公共场所现在寄存包裹物品的情况。去调查的那两个侦察员闻之一个激灵；难道皮勇把窃得的密件寄存到车站、码头、旅馆、影剧院等等地方的哪个寄存点去了？他们当即返回市局，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
临时指挥部的几位负责人紧急交换意见，认为从克格勃惯以平信、普通印刷品夹寄重要密件这一传递情报的手法来看，皮勇用寄存包裹的方式来藏匿所窃密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近乎无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把这个假设当作线索来查一查。但是上海全市可以寄存包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一查下来在操作时难度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另辟蹊径。众侦察员经过讨论，集思广益，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查寄存牌着手。皮勇既然寄存了东西，那么寄存处肯定给了她一块作为凭证的寄存牌。只要找到这块寄存牌，就等于找到了密件。
皮勇被捕时，由女侦察员在指定的密室中对其进行了搜身，并未发现寄存牌；在对她家进行搜查时，也没看到过金属圆牌、竹筹之类的东西。侦察员进行了讨论，“设身处地”从皮勇的角度考虑，应当把寄存牌放在何处。议来议去，大多数观点认为多半藏在家里。指挥部于是决定再次对皮家进行搜查。
这次搜查，指挥部精选了六名侦察员，四男二女，都是性格精细、韧性甚笃之辈。搜查从晚上9点钟开始，由于要求是“越细越好”，所以费时很长，一直搜到下半夜2点钟才结束，搜遍了屋内屋外，但并未搜到什么。带队的邵冬锋、李平傻了眼，互相对视着，嘴里嘟哝着：“怎么搞的？”
一个女侦察员：“会不会藏屋顶上了？”
邵冬锋说：“有这个可能……”
另一个侦察员说：“难道要爬到屋顶去掀掉瓦片？”
李平分析道：“掀瓦片那倒没必要，因为皮勇的脚上着石膏，不可能爬到屋顶上去，再则她如果上屋顶，势必会惊动家人和邻居，所以，既便藏在屋顶，也就在檐口处。”
邵冬锋说：“言之有理！就在檐口处找。”
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翻遍了檐口的瓦片，没什么收获，倒弄了两手灰。当时上海居民使用的还是公用自来水龙头，家里没自来水。侦察员要洗手，便从水缸中舀水。一个姓唐的年轻侦察员等不及了，找了个脸盆，抓起一个热水瓶就倒水。那水是几天前灌的，早就凉了，小唐一只手抓着热水瓶倒，另一只手已经在水里洗了。没料想到忽然从热水瓶里掉出一块铝牌牌来，正好落在他的手里。小唐一怔，定睛一看，见上面有钢印敲着的号码“390”，恍然大悟：“寄存牌！”
一声惊呼早已引来众人，铝牌牌在一双双手里递来传去，一致认定肯定是寄存牌。邵冬锋猛然想起那天逮捕皮勇时，她正站在桌边倒水，不由大发慨叹：“这家伙的手脚也真是快，就当着我们的面把这块牌牌藏进了热水瓶，怪不得她能从机要通讯员身上窃取密件了！”
找到了牌牌，侦察员接下来的工作尽管还很烦琐，但是总算有希望了。天亮后，李平和两个侦察员驾了摩托车，直奔北火车站，未着，调头去虬江路长途汽车站，也称不是他们的寄存牌，再往十六铺轮船码头，终于凭牌领到了一个小旅行包，因已超时，付了一元八角钱。
旅行包拿到市局，先是拍照，然后打开（上面有一把密码锁，这当然难不倒侦察员），里面有几件女式衣眼、五千元人民币和一个密封着的“西装皮夹”……密件！经检查，诚如“先锋厂”警方所估计的，密件未被打开过。
破案消息随即通过电波传往北京、西南、西北各有关部门，所有有关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皮勇在最后证据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叛逃苏联成为克格勃特工、受训后又潜来中国窃取氢弹试验技术数据密件的罪行。
根据北京的指令，皮勇被押解北京。该案于当年10月审理结束，年底，皮勇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临刑前，皮勇对自己叛逃投苏一举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该这样！”
第十二章 特务学校的桃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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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官收到了特务学员的求爱
情，怎生奈何？
皮勇在中国公安机关接受审讯时，傅索安在“契他伊斯卡雅”待务学校也遇到了头痛事。她的头痛事对于一个克格勃特务学校的女教官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在克格勃几百所特务学校数以千计的女教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她收到了一个男学员的求爱情。
这个男学员名叫黄一煌，1947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他的父母以前都在白俄商人开的洋行当职员，因此都精通俄语，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有一段时间为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当过翻译，后来双双去了苏联，“文化大革命”前就获得了定居证。黄一煌留在哈尔滨和姥姥过日子，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考上哪所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恰恰碰上“文化大革命”，于是只得在家闲逛。1968年夏秋之交，中国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帷幕，第一批是去中苏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由于是反修前线，对报名者须进行政审，认为合格的方能批准。黄一煌报了名，但一政审马上退了回来：父母均在苏联，儿子去边境地区，没准儿会叛逃！
这黄一煌也是个高智商的角色，他打定主意要于的事，一杆子扎到底，怎么也要办到。政审没通过，他就写血书、刷大标语，还搞了几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最后，正当旁人在嘲笑他“痴心梦想”的时候，一纸批准他去军垦农场的通知书飞到了他的手头。
黄一煌如愿以偿去了军垦农场，头两年表现甚为出色，团里点名让他当了排长，又过了几个月，提拔为副连长。1970年底，正当上级在考虑要把他“扶正”时，这位副连长突然失踪了。当时，军垦农场的知青们对他的失踪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说他越境投敌去“老毛子”那里了，连头头们心里也犯了嘀咕。但谁也没听黄一煌说过叛逃或者看见他跑到对岸去了，所以没有证据，组织上也不好下结论，只好作为悬案挂在那里。
其实，黄一煌从报名欲去军垦农场时，就已经打定了叛逃投苏的主意。之所以伪装积极，拖了两年多才开溜，完全是出于“稳妥”的考虑，要么不逃，逃则必成。黄一煌逃得很顺利，但到了苏联却不顺利。苏联人把他关进拘留所，先是不答理，关了三四个月后才进行和傅索安叛逃伊始差不多的审查。一直审查到1971年底，才把他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黄一煌身高1米80，魁梧健壮，相貌堂堂，是一个美男子，又是高中毕业生，并且智商高人一等，所以很受克格勃专家的看重，把他安排在高级班接受训练。根据“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教学计划，高级班的学员须在该校接受三年训练，待到毕业时，基本上已具备初级“全能特工”的水平。黄一煌入校后，知晓了这一点，便有些趾高气扬，不大把其他学员放在眼里。
被克格勃选中送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受训的学员，应该说都是有些智商及其他方面的底子的，所以每个学员或多或少都有些看不起同学的想法，只不过有的人没显露出来罢了，这不足为奇。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黄一煌不但看不起同学，甚至还看不起教官。第一个被黄一煌看不起并且在课堂上公开顶撞的，是一位姓陈的越南教官。这个陈教官是主讲游击战战术的，他来自越南南方，原是中学体育老师，后来参加游击队，和美军及南越伪军打过几年游击，官至参谋长（哪一级就不清楚了）。1970年，他被送来苏联进军事院校深造。次年正好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于是把他弄来这里担任游击战战术课教官。若论真枪真刀游击作战，这陈教官无疑是行家里手，但让他在讲台上摆布却弄不大来。首先，他不善于把肚子里的体会转化成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次，他的汉语说不好，而在这所学校里必须用汉语来讲课的。所以，让他干这一行确实是很有些难为他。而黄一煌呢，人既聪明，又肯钻，没多长时间就把发下来的那几本课本、讲义看了个滚瓜烂熟，又钻进资料室大看录像、书籍，结果，对这门课程提早有了深刻了解。这家伙是个不安分的角色，又好出风头，上游击战术课时便不遵守课堂纪律，讲话、看书、走进走出，还常常插嘴和陈教官抬杠。陈教官拿他没办法，又不想上报到校部去解决，苦思冥想总算有了个主意：让黄一煌提前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就准许他不上课。
黄一煌一考，弄了个“优秀”，于是便和游击战术课“拜拜”了。
黄一煌有了这个胜利，头脑中突发奇想：何不每门课都来个提前，岂不成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名高才生，将来定会在校史上记上一笔，在克格勃内部也可以扬扬名，这于自己的前程可是大有好处的。于是，他开始排计划。被黄一煌列为第二个叫板对象的，便是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教官傅索安。他之所以选中傅索安的原因，是因为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最年轻的女教官，年龄既比他小，又具有和他相同的“知青”、“叛逃者”身份，头脑中想当然地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个姑娘搞定。
一天傍晚，黄一煌站在教官餐厅门口，候得傅索安过来，便上前打招呼：“傅教官！”
傅索安驻足，一双大眼睛望着黄一煌：“黄一煌，有事吗？”
“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时间，说一件事。”
傅索安点头：“可以。要找个地方吗？”
“不必，就这里吧。”黄一煌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望着傅索安：“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提前修完了游击战术课。我想，我有能力提前修完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想和你商量一下，到时候允许我单独提前考试。”
“就这事？”
“是的。”
黄一煌见傅索安的神态、语调都很轻松，满心以为此事绝对不成问题。哪知傅索安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全部消失，代之的是一层冷霜，而从她嘴里吐出的话语显得更冷：“这事不行！”话音未落，人已消失。
黄一煌望着教官餐厅仍在晃动的弹簧门，恨得咬牙切齿：“好吧，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次日，黄一煌所在的班级正好有傅索安的课，黄一煌决定像中国小学的调皮学生那样，给这个年轻的女教官制造点麻烦。那天傅索安讲授的是作为一名情报特工，在接受任务准备潜往危机四伏的执行地前通常会遇到的心理障碍及其克服方法。应该承认，傅索安作为一名教官，是完全合格的。她用母语讲课，又有切身体会，并且口才一向不错，所以是很容易使学员听懂的。但是，黄一煌不断打岔，一次次举手提出某个地方不理解，要求重新解释一遍，有时解释了仍说不明白，还要反复提问。傅索安是何等角色，哪有不明白他的用意的，她在心里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