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传-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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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关注共产主义就会格外安全——我们的这种稳健的人简直是太多　了”。

然而，政治压力却非常沉重。司法部长克拉克承认政府中不忠诚的雇员　人数也许很少，但却争辩说，即使有一个这样的人也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埃

德加？胡佛想要得到从公共机构中清除其观点在政治上可疑的任何人的权　力。他警告说，这种人可能会以一种“偏袒其意识形态上选择的那个外国”

的方式来深刻地影响对外政策。像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人一样，胡佛也把国　务院看作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乔？马丁在他作为众院新议长的首次演说中已

经宣布：“在美国政府中没有任何选择了共产主义制度的人的位置。”关于　新政被共产党人所迷惑的指责被不断地重复，并被广为相信，然而却找不出

证据。马丁新近才记起来：“民主党长期的执政已经毒化了我们共和党人呼　吸的空气。对政府被共产党渗透的担心是一种可怕的新现象。对国务院的怀

疑是普遍的。我们被苏联的新实力所打扰、所困惑。”

杜鲁门特别担心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可能会在其脾气暴躁而使杜鲁门鄙　视的共和党主席、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　J？帕内尔？托马斯的领导下走向极

端。杜鲁门希望在忠诚问题上抢先采取行动以阻止托马斯。更重要的是，他　想要在国内避免关于行政当局对共产主义温和的指责，就像他正在要求在国

外对共产主义采取一种新的强硬立场一样。

194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即他向国会发表演说后的第九天，杜鲁门　发布了第　9835

号行政命令，公布了一项精心设计的《联邦雇员忠诚和安全计　划》。他做这件事时心里感到很担忧。

1942　年，罗斯福曾授权文职机构在“有理由怀疑其忠诚”的情况下取消　任何雇员在政府中工作的资格，根据罗斯福后来签署的行政命令，司法部和

联邦调查局审查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忠诚状况。不过，那是在战时。迄今为止，　在和平时期还从未采取过这样的步骤。

杜鲁门后来写道，他的目的是双重的：既防范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不忠诚　雇员，又保护清白的政府工作人员使其免受不实的指责。为了证明他不打算

在这个计划中玩弄政治手腕，他任命了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名叫塞思？理　查森的华盛顿著名律师来掌管该计划的审查委员会。

所有的联邦雇员，不论其承担什么工作，都要接受忠诚调查。联邦调查　局和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档案将被调用。任何人只要被发现不忠诚，就不

再能从事政府工作。解雇的原因可以仅仅是“有合理的根据相信此人不忠　诚”；然而，从未对“不忠诚”一词下过定义。更有甚者，那些受到指控的

人不能与指控他们的人对质，甚至不知道指控他们的人是谁，具体的指控是　什么。此外，司法部长受权开列一张颠覆组织的名单。

利连撒尔很清楚那些自称“共产党人的搜寻者”可能给忠诚的政府雇员　所带来的折磨，他认为那整个计划都是不样的。在政府中工作的任何人都可

能会被任何一个恶毒的指控者来任意摆布。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任　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被看作是清白的这条惯例已经被颠倒了。”然而，

利连撒尔也承认，某些这类事情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连《纽约邮报》这样　的自由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也把这项计划称作是对颠覆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回

答。在随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被问及这件事。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给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的信。他真的如此不担心“共产

主义的鬼怪”吗？

杜鲁门答道：“我不担心共产党会接管美国政府，不过，我反对一个不　是对美国政府表示忠诚的人担任政府的工作。”当时，这似乎是任何人都能

够要求得到的答复。

几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对联邦雇员名单上的　200　万人逐一进行“个　人甄别”，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又耗费钱财的任务。到　1951　年的　4　年多时间

里，经文官委员会调查并结案的联邦雇员有　300　万人，联邦调查局也审查了

1．4　万人。数千人辞去了联邦职务，仅有　212　人因忠诚有问题而被解雇。无　人被起诉，也没有发现任何间谍活动的证据。

几年后，克拉克？克利福德沮丧地说，整个计划是“对这个时代的趋势　的一种反应”，他看不出杜鲁门除了这样做还能怎么办。

不过，在与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廷的谈话中，克利福德却要率直得多：

（克利福德告诉伯恩斯廷）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杜鲁门正在准　备　1948　年的大选，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个人的感觉是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整个事件都是虚　构的。我们从未对真正的忠诚问题进行过任何一次认真的讨论？？

总统并未把基本的注意力放在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恐慌上。他认为这　大都是些胡扯。不过，政治压力摆在那儿，他不得不承认它？？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不相信存在着一个真实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被虚构出来的？？

（对伯恩斯廷来说，这可是一个让人感到格外心寒的披露，因为他自己　的父母就属于忠诚计划的牺牲者之列）。

从政治方面来看，第　9835　号行政命令的效果的确是明显的，至少在当时　是如此。正像《时代》周刊驻国会记者弗兰克？麦克诺顿在给该杂志编者的

一份秘密报告中所言：

共和党人现正严肃地看待杜鲁门？？他的关于从政府雇员中　搜寻颠覆分子的命令引起了国会的一致注意，而且还进一步地从他

的政治诋毁者的脚下抽走了地毯。关于“政府中有共产党人”以及　政府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的指责，这个反对派最得意的话题，将完

全不再能成立？？共和党人开始认识到，杜鲁门绝非是个能够轻易　被击败的对手。

杜鲁门对埃德加？胡佛的担心一直在困扰着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如　果我能够阻止（这事情），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秘密警

察）或盖世太保。”他在写给贝丝的私人信件中说，“埃德加？胡佛的组织　将会给一种公民间谍系统的建立开一个好头。这绝对不行？？”

多年后，当忠诚计划的有害影响清楚地显露出来时，杜鲁门在他的回忆　录中只能以站不住脚的理由辩护说，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了“在

当时舆论气候下”的公正。然而，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中，他承认它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是的，它太可怕了。”他说。

1947　年　4　月　22　日，参院以　67　票对　23　票的压倒多数同意向希腊和土耳　其提供援助。5　月　9　日，众院像参院一样，以将近　3　比　1

的票数、即　287　票　比　107　票通过了这项法案。5　月　22　日，在格兰德维厄探望他母亲期间，杜鲁

门坐在她小客厅中那张教会家具式的橡木桌旁，签署了这　4　亿美元的一揽子

援助法案。“杜鲁门主义”获得了认可。　尽管它当时似乎是这样，并且在后来的报道中也经常被说成是这样，但

是，杜鲁门主义并非美国政策中的一个突然的激烈的转折，它不过是一个原　则的宣言。它是自波茨坦会议以来一项持续变化的政策的继续，其精髓可以

在凯南的“长电文”及比之更为有力的克利福德—埃尔西报告中找到。甚至　可以说，它起源于波茨坦会议以前艾夫里尔？哈里曼与杜鲁门的首次会晤。

不过，即便如此，杜鲁门主义将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里指导美国的外　交政策，不论其效果是好是坏，也不管艾奇逊和范登堡曾做出过何种保证说

这并非是它的意图。

3

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　1947　和　1948　年的事件时曾说，不可能有比这　更激动人心或更重要的时期了。“我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期

之一。在那个时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哈里？杜鲁门和美国拯救了自由世　界。”

其他人也有同感。国务院中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在经历了长　期的重要的公共服务生涯后，也反映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感到像当时完成

的工作所给予他的那种愉快。迪安？艾奇逊的看法代表了所有这些人，他写　道，他们“参与了创世”。

他们的振奋部分地是来自当时极度紧急的状况。形势发展得很快。杜鲁　门回忆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做事的时间却很少。”计划必须在最短的

时间内构想并阐明，运用想象力，做出决策也是如此，而且还总是要在现实　与政策的无法估量的效果之间权衡轻重。压力始终不减。乔治？埃尔西在回

答日后的批评时说：“你无法坐下来，占用时间来仔细思考，令人作呕地辩　论所有要点。你没有时间。后来的某些人可以坐下来几天、几个星期，并讨

论出怎样能把事情做得不同。这都很好，也很有趣，但却与当时的情况相距　甚远。”

由于期限的压力以及长期的紧张，人们的情绪通常总是很激动。围绕起　草后来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初报告的斗争是乔治？凯南所遇到的最痛苦的“一

次心智上的煎熬”。凯南与同僚们的一场紧张的辩论形成了他在国务院所经　历的一个受难之夜，以至他不得不离开房间走到屋外，绕着整幢大楼踱步、　哭泣。

此外，他们正在试图做的事情与以往所做的事情不同。他们正在开拓，　世界的形势，正如艾奇逊所说，“对于那些不得不去处理它的人的经验来说，　是全新的”。

在　1947　年春季影响每一个人的士气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总统在观点上　的变化，至今这个问题仍吸引着很多人的注意。描写“新”杜鲁门的文章大

量出现，因为这种变化确实引人注目。《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情绪高涨”，　整个“华盛顿的政治局面已经改观”。奥尔登？哈奇在《自由》杂志上写道：

总统如今已“完全不同”，“镇静而有力”。“哈里？杜鲁门最近的变化被　各种评论归因于他的新顾问们，或者政治气候的变化，或者他本人性格上的

变化。事实上，这不是变化，而是成长。”《柯里尔》杂志写道：他的声音、　他的举止有了一种“新的权威”。他不再是罗斯福的“替身”。《时代》杂

志注意到杜鲁门的公众支持率猛增到　60％，称赞他对“他的职权的尊严所具　有的新意识”。《时代》杂志写道：总统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信心和一个新

的公式：顺其自然”。

4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美国报刊编辑协会的几百名成员聚集到杜鲁门的　办公室，听他发表即席讲话。杜鲁门像往常与这种团体接触一样使人印象深

刻——轻松、自信，确信能以一种惊喜来打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说，杜　鲁门主义绝非政策上的一种“突然”转变，他回顾了从他两年前在这同一个

房间中第一次与莫洛托夫会面以来的对苏关系的历史。他确信能够找到解决　与苏联之间问题的办法，相信一个长期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我相信这，

就像我正站在这里一样的那么真诚。”“支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信念”是非　常必要的，因为与苏联人的谈判极其艰苦。“他们天天都在讨价还价，昨天

达成的协议可以对今天或明天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约束。我们必须确定我们　的政策是什么。”

他告诉他们，他刚与一位在　68　小时内做完环球飞行的飞行员谈过话。“从　道义上和国际上来讲，我们必须赶上这机器的时代。我们必须？？以这样一

种创造世界和平的方式来赶上它，否则它将摧毁我们以及其他每一个人。这　种后果是我们不堪设想的。”

他的属下都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演说，与一年前在记者招待会上那　种笨拙的表现相比大不相同。

白宫班子的士气从未有这么高。杜鲁门骄傲地谈起他们，并深情地称之　为他的“团队”。他们也献身于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越来越了

解他，就像那些曾与他一起在陆军中服过兵役的人们一样。他们喜爱他，把　他看作是一个男子汉，并且像对待领导人一样格外尊重他，钦佩他的勇敢、

果断和那发自内心的正直。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他们天天见到的哈里？杜　鲁门，几乎完全不同于那个刻板的哈里？杜鲁门、那个趾高气扬、满嘴脏话、

“喜欢激动的小伙子”了。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具有非同寻常　的仁慈之心的人，他对他属下的官员们的尊重，不仅使他们越来越欣赏他，

而且使他们越来越欣赏自己所担负的职责。

数年后，乔治？埃尔西告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