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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张居正大大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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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愚犹恐人心玩揭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边督抚,务将边事,著实举行。候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土习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习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三条以外,振纪纲条则言:“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绚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高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重诏令条则言“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固邦本一条,从国家经费底立场立论。本来居正对于嘉靖以来,民穷财尽的情形,目睹心伤,所以一面言“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一面又说“吟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天下之元气乎?”
居正二十五岁有《论时政疏》;上《陈六事疏》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四岁了。二十年的当中,固然有许多前后一贯的地方,但是二十年的经验,在他底主张里,发生不可磨灭的变化。他底议论,已经摆脱少年文士底习气,一切扼着要点,他所陈的六事,我们不妨分为两大项:第一是论政本,第二是论急务。
第一条到第四条是论政本。他希望穆宗有主张,有决断,一切的诏令要实现,一切的政策要贯彻,一切的议论要控制。用现代的术语,他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底内容的人,也许以为君主政治都是独裁的,其实这是观念的错误。君主政治只能加强独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独裁政治。在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手里,整个的政局,常有多头政治的倾向,这不是独裁。居正底主张,是希望穆宗独裁。振纪纲,崇诏令两条,增进君主的地位;省议论一条,取缔一般的言论;核名实一条,完成独裁的机构。独裁,独裁,惟有独裁,才是居正底理想。他歌颂成汤,歌颂秦始皇,歌颂明太祖。他曾说过:
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变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建文不早自败,亦必亡国。幸赖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历仁、宣、英、宪、孝,皆以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坠,故人心大定,而势有常尊。至于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盖人心久则难变,法之行,不可虑始,即有不便于人者,彼久而习之,长而安焉,亦自无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成汤、伊尹,以圣哲勇智,创造基业,其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故国势常强,纣虽无道,而周取之甚难。以文、武、周公之圣,世历三纪,始得帖然顺服,盖天下之归殷久矣。余尝谓本朝立国规模,大略似商,周以下远不及也。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议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杂著》)
《杂著》不知是哪一年度著作,从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庆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这一段是隆庆二年以后写的了,或许是和《陈六事疏》同时或略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汤,他自己也准备做伊尹。但是居正底《陈六事疏》,和《论政事疏》一样,没有达到应有的希望。事情再简单没有,穆宗不是成汤,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连带不是世宗,他只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谈不上“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当然,居正显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谦的故事。那时只要有一个负责的大臣,国家一样地可以转危为安,但是隆庆二年,整个的国家,在粉饰太平的当中,皇帝对于居正,未必象景帝那样的信任,而且内阁还有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臣,一切的大权也轮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还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二十个字。
成效不能说是没有的。都御史王廷复振纪纲,重诏令二事,分为八条。户部尚书马森议固邦本事,言财用之当经理者十条。兵部尚书霍冀议饬武备事,一议兵,二议将,三议团练乡兵,四议守城堡,五议整饬京营;又奏请亲临大阅。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成绩,这便是省议论。隆庆二年八月以后,议论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屡次说过: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书牍一《答中丞梁鸣泉》)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李石翁宽和沈静,斡握机衡,仆亦竭其芬钝,以共相疏附,诗所谓“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者,或庶几焉。(同卷《答御史顾公曰唯》)
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同卷《答奉常罗月岩》)
太宰指吏部尚书杨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来从嘉靖末年起,内阁里面,种下斗争的种子,许多议论发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这是事实。现在高拱去了,徐阶去了,吏部尚书有老成练达的杨博,内阁首辅有宽和沈静的李春芳。一切的风波平定下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止,到隆庆三年的秋天,风波又起,以后波涛汹涌,直到隆庆六年的秋天。隆庆四年,居正曾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书牍二《答藩伯施恒斋》)居正当日的处境,我们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动乱底当中,他们谈不到干济。相传徐阶致仕以后,春芳长叹一声;
“徐公致仕了,我说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说。
“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说。
据说因此春芳连上三疏,请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事情也许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对于当时的朝政,委实十分地忧虑。后来他也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书牍十《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己》)他真不料到在这个困难中,“一起而振”的抱负只存在自己底腔子里。当他看到这几位雍容进退的大臣时,他会想起孔子底议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过激,他只觉得处在有责任的地位,应当把责任切实负起来。孔子又曾经提起质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居正当然记得《朱嘉《集注》“典守者不得辞其过。”猛兽从笼子里出来,宝贝在柜子里毁掉,这都是负责任者底罪过。居正慨然地感觉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当时第一重责任,便是国防。明朝底制度,完全是战时体制,国家底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战线上,永远脱离不了战争底威胁;忧国的大臣,当然也抱定国防第一的方略。万历三年,北边的大局,已经渐渐地稳定,居正还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驰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书牍七《答吴环洲沦边臣任事》)那么在隆庆初元,他对于边境的优虑,当然更可知。他底方针,是先行整理边防的布置,随时再作出击的计划。
从明朝初年直到张居正时代,最大的敌人只是北方的鞑靼。明朝对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筑北方的边墙,这是有名的万里长城,当时的国防工事。在长城以内设有九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用现在的术语,便是九个军区,居正所谓“神游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带,敌人底势力比较地薄弱,因此西部四镇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内长城以内,也还安定。吃紧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嘉靖二十九年,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简称蓟辽总督,宣大总督。这是北京的左、右两翼,拱卫国家底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为蓟辽总督、宣大总督;总督入京,便是兵部尚书;有时特任兵部尚书,出为总督。从一切的体制里,都看出对于蓟辽、宣大的重视,四镇之中,最吃紧的还是蓟州。
最初,辽东还没有受到外来底威胁以前,这里距离鞑靼的中心还远,所以不十分吃紧,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险可守,所以最危险的还是蓟州。自从放弃三卫以后,北京东北直至山海关,中国和鞑靼的交界,只剩一条边墙,敌人可以随时从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敌人入境以后,他们可以随时包围北京,蓟辽总督只能在外线挣扎。情势真是最危险了,所以隆庆五年,蓟辽总督刘应节上言“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成,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应节三计,上策是战略的大成功,恢复大宁以后,东北的国防线缩短,东西声息相通,北京的外围,增加几重的保障。但是自从成祖放弃大宁,整个的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蓟州。
嘉靖年间,杨博早看到蓟州底重要;三十八年杨博上疏:“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他看定当时没有大举进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张坚守。隆庆五年,杨博再起,任兵部尚书的时候,他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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