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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杜月笙野史-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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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段时期,经杜月笙之手接出来的日方目标,大名鼎鼎的就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土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这许多显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大佬,抵达香港之初,大部住在杜月笙的家里,诗酒留连,日夕盘梗,再加上半个东道主、曾经当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第28任国务总理许世英,内阁十大阁员到了六、七个,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3)
    杜月笙得了蒋介石的亲笔函件,心知大事已成,当前最要紧的还是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一着错,满盘输。
    第二天他又飞回香港。然后把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他便是整日引颈翘望,苦等高宗武安然南来。黄溯初也住在杜公馆苦苦等侯,杜月笙长日陪伴佳宾,好在黄溯初见多识广,为人又很风趣,天大的事搁在心上,他也是从容自在,谈
    笑风生。杜月笙从黄溯初那边获益不少,杜公馆上下虽然不清楚黄先生的身份,却是人人对他尊重而又亲近。谁都喜欢听他聊天,畅谈国家前途、天下大事。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日、汪之间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完成,签字仪式订在1939年12月31日举行,高宗武决心等到密约签订过后,再盗出原本,献诸中央,揭破汪精卫等卖国的勾当。所以,他到1月4日才成行,行前,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险的陶希圣。
    汪精卫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新成立的伪中央党部,先行设置的机构只有外交,宣传和警卫三个“部”,“外交部长”由汪精卫自兼,“警卫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宣传“部长”即由陶希圣充任。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开始谈判,陶希圣一看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州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5个地带,而把海南岛和台湾一般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5大地带还不包括外蒙、新疆、西甫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说,日本要瓜分中国。陶希圣认为,像这样“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是“断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绝在中日密约上签字,一面称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的态度已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1940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斐尔路76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两夫妇当时就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杀一个办法。”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940年元旦,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并且拜年,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宗武便说:
    “走了吧。”
    事实上,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了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固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马上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上海滩码头,果然他也告顺利成行。
    1940年1月5日下午,高陶抵达香港,杜月笙、黄溯初等人心头悬着的一方巨石才轻轻落下。
    顶要紧的人到了,日、汪密约原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泰摄成底片,交给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也携来香港。
    “日汪密约”经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呈重庆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妇共同署名,交给杜月笙,转至中央通讯社发表。但是发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为高宗武在“密约全文”前面加了几百字的叙言,说明当时经过,他们认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亲自盖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续不全。高宗武夫妇解释说:“图章当然该盖,但是仓卒离沪,不及随手携带。”
    于是便为了图章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即将功德圆满的一件大事几乎就要闹僵。急起来,杜月笙便悄悄关照他的手下,说道:
    “我此刻到吴铁老公馆去,你等好在这里,等到11点钟,你再赶到吴家指明找我。你不妨质问我,到底是全文照发,还是一定要删去前言?你若见我尴尬,你就高声发话说你受高宗武之托,要立刻将全部文件收回。”
    吴铁城这时已卸任广东省主席,小住香港,是中央在港最高级人员,当晚11点钟杜月笙导演的这一出戏,让他助手声势汹汹、装模作样,以强硬姿态演出。果然使吴铁老着起急来,他亲自嘱咐中央社,序言密约,一概照发。于是,1940年1月20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之原文摄影皆发表,这一重大新闻轰动世界。
    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接近尾声,高宗武想出国留美,继续深造,由杜月笙经手替他办好了护照。当他知道杜月笙因为他们的事高空遇险得了气喘重症时,非常不安,后来,在美国为杜月笙遍访名医,请教病因及治疗方法,而且经常寄回药品。
    但是,为此“高陶事件”,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声不绝地说:
    “我跟他有什么过不去?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当时,他就令伪政府特务头脑李士群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范严密,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戴笠的中统特务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十万火急地去通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新衡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没过几天,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房间,居然有警署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
    查。这一下,杜月笙才知事态严重,于是他便去找王新衡商量。
    王新衡说:“为了正本清源,彻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应该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
    这时,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住在香港,而俞鸿钧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招待过香港总督,他和港督私交很深。因而王又建议杜月笙找到俞鸿钧,结果,俞鸿钧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此外还兼任国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及国家资本占50%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完全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港督接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汪精卫的报复也因他后来病逝东京而一直无法得逞。
    在国人交相詈骂声中,汪精卫等一些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邀约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由日、伪军数百人随车保护,自上海开一列专车到南京,参加他的“还都典礼”。这当,一列车驶近浒墅关,便由忠义救国军潜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预埋炸弹,轰然一声,列车全毁,死伤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数百人,酿成重大惨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不禁颔首微笑,频频说道:
    “我们送的这一串鞭炮,着实不少!”
家道变故,一夜感慨不已
    正在这时,突然之间从英国伦敦来了航空信。原来,孙夫人带维屏和维新两个儿子负笈英伦,1938年底两兄弟转赴美国求学,孙夫人关切国内大局和杜月笙的行止,当她获悉杜月笙业已逃出虎口到了香港,她便命维屏、维新去美国,自己飘洋过海到香港来了探视丈夫。
    杜月笙对于孙夫人万里来共患难,非常高兴。随后孙夫人从1938年到1941年,
    足有3年随侍杜月笙之侧。
    抗战发生后,杜月笙家庭之中发生的一项变故是沈月英逝世。
    沈月英身体一向虚弱,鸦片烟瘾又越来越大,整日从早到晚,一榻横陈,喷云吐雾,鸦片剥削了她的健康,毒素在加速她的死亡,1938年底,她旧疾复发,衰弱不堪,杜维藩两夫妻1天24小时衣不解带的侍疾,一度情势危急,孝心可嘉的杜维藩还割了股。
    晚年时期,沈月英是和杜月笙分了居,杜维藩对他母亲之死是非常伤心的。
    早在1937年底,杜月笙逃出重围,只身抵达香港时,便有不少亲友向他忠告,日本人既已对他的门徒、学生采取报复手段,杜维藩和杜美如这一对长子、长女住在上海就有危险。因为谁都知道:杜先生最喜欢的便是大少爷和大小姐,杜维藩之结婚和杜美如之满月,铺张之盛,场面之大,向与杜月笙开祠堂、陈夫人过生日相提并论。杜月笙自家曾经解释他为什么对这两个孩子特别钟爱,因为,———
    “维藩和美如出世,脚步走得最正。”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杜维藩诞生于民国五年,从那一年起,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大亨”义结金兰,打出了十里洋场的大好江山。而杜美如出世,是为民国十九年,杜月笙从这一年起脱颖而出,连升三级,和财金工商、乃至党务政治都结了不解之缘。
    所以,杜月笙听到亲友们的警告,身在客地却思念子女,这想得他愁眉不展,魂梦为萦。于是,他向上海家中拍出一封封的电报,叫杜维藩和杜美如快到香港来,杜维藩在1938年春匆匆的到香港一趟,不久便因为他母亲的病,夫妻两人双双又回了上海。杜月笙心底下极是担忧,却是苦于拦阻的话说不出口,他不能留下儿子不许他去娘面前尽孝心,因此一直到1939年9月,杜维藩在上海办好了他母亲的丧事,才戴着重孝,十分沮丧的重来香港。
    一到杜公馆,当他见到望眼欲穿的父亲,又是悲从中来,杜维藩放声大哭,扑跪在杜月笙的面前。
    这一晚杜月笙心情悒闷,他辞却一切应酬约会,跟杜维藩谈了很久的话,倾吐他自己的感慨,同时也抚慰惨遭失恃之恸的大儿子,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初娶你娘进门,两夫妻一家一当还是朋友们帮的忙,我没有正当职业,用钱又松,家里经常青黄不接,我们一家也只有你娘跟我吃过几年苦头。开不出伙食的时候我常在想,只要两夫妻同心协力,有朝一日混出一个平安是福,窄门浅户,粗茶淡饭,我跟你娘就此满足。哪里想到往后场面越来越大,事体越来越多,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过过那种衣食无忧、绵密深稳的小家庭生活咧!如今回想起来,越加叫我心里难过。”
    这一夜,父子两人都觉得是从所没有过的亲近,军国大计、银行公司、朋友弟兄、徒子徒孙全抛开了,两父子间仿佛就只有沈月英凄然带笑的孤魂正和他们在一起。从沈月英说起,杜月笙又感触自己的一生,他又谈起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小时候我从浦东到浦西,水果店里学生意,每天清早忙到夜晚,老板给饭钱,只够到摊头上吃两客蛋炒饭,人家食量小,叫一客蛋炒饭还可以喊一碗黄豆肉骨汤,我刚从乡下来,身体结实,食量大得吓坏人,一顿两客蛋炒饭还不够饱,因此一日到夜肚皮里闹饥荒。天一亮西瓜船到岸,船老大把西瓜一只只往下抛,我们这些小伙计在码头上一只只接,做过不久,只要西瓜碰到手,我就晓得瓜好瓜坏,挑一只好西瓜装做一时失手,西瓜落地,碎成几瓣。老板看见了,跑过来骂两句,等歇收了工,把地上的碎片拣起,吃蛋炒饭以后,嘴里面渴,正好拿烂西瓜当汤汁茶水。”
    杜月笙悼念亡妻,抚慰爱子。从这以后一改常例,他和儿子、媳妇也一道玩玩。
铁血除奸行动,把张啸林给杀了(1)
    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它直属军事调查统计局,情报工作“行动”一环是由戴笠亲自指挥。杜戴一家亲,在上海成立“行动小组”时,戴笠便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担起这个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的要紧任务。
    杜月笙向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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