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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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英托人把这株植物小心翼翼地带回家乡，交到大老婆手里。
所有的钱都归了她。
她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但莎士比亚剧中所描写的黄金使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故事，在她身上又上演了。
她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她的温顺贤惠不见了，她的忠厚老实不见了，她的吃苦耐劳也不见了。替代它们的是尖刻、狡黠、懒惰。大老婆打来电话想要点钱，诉苦说只能给他天天喝粥。吴春英一顿臭骂，说哪怕你天天给他喝尿呢！钱是他的？钱是他的你让他来取好了！
她不想去做生意——苦还没受够吗？她也不愿意嫁人——哪个不是奔着她的钱来？
她开始试着做蛇头黄做过的生意，毕竟耳濡目染，所有套路都一清二楚。虽然是在刀尖儿上求利，但这利是暴利呀！偶尔不去卡西诺的夜晚，她有时也会想起自己在家乡的生活：小小年纪便下田插秧，竟被可恶的蚂蟥咬住了阴部；领着、背着、抱着妹妹们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往家跑，摔倒在泥泞中，额头碰破了，雨水中掺杂着鲜血；一直到出国之前，从没有用过卫生巾。每个月的那几天里，只拿些破布条破棉絮对付，自己都能闻到恶臭。叶兰曾对我叽笑她这位阔绰的大姐：别人集邮集币集IC卡，她可好，专集卫生巾，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都买。而且，“不管那个来不来，都垫着。”叶兰嘻嘻笑着说。
罗丽华在家乡也是农民，但是和吴春英不同，家里不但不穷，还颇有些小富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哥哥在德国黑着，弟弟在法国黑着，父亲在家里还开着一个专做假冒商品的小作坊。打黑工虽然钱少，但和青田当地收入相比，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做假冒商品虽然有风险，但只要打点好了方方面面，还是有钱赚的。她读过小学，成绩不好也不坏。哥哥弟弟共同出钱把她办出来，目的地也是西欧。但这一阵子边境查得比较紧，只好先在布拉格安顿下来。也不用打工，哥哥弟弟每月分别寄些马克法郎来，日子过得蛮写意。闲来无事，听说卡西诺是如何如何的刺激，便随小姐妹们前往开眼。这一开眼就迷住了。开始只是在一边儿看，尔后牛刀小试，不料竟颇有斩获，便开始大赌起来。她有许多关于赌博的格言，像“有赌不算输”，像“小赌养家糊口，大赌创业发财”，讲起来振振有词，一套一套的。而且她认真研究，细心琢磨，有空儿则沙盘演练，力求找到规律，克敌制胜。西欧是不肯去了，去了至少要刷碗，哪有这里安逸？可是又不能逢赌必赢，尤其是叶兰的灵眼被卡西诺发现以后，十赌至少输七回。日子长了，就感到钱不够用。于是便骗哥哥弟弟说要在这边做生意，请他们多寄些钱来启动。哥哥弟弟信以为真，寄了不少钱来，但都被卡西诺给启动走了。慢慢地，哥哥弟弟听到了传言，一分钱也不寄了。她收不了手，便与一位也是在卡西诺相识的荷兰籍同乡“傍”上了。此人是贩卖毒品的，荷兰对毒品的管制相当松，他便从那边弄到带来布拉格卖，隔两个月来一次。还算仁慈，不叫罗丽华卖白粉，只给她一些摇头丸、迷幻药之类的软性毒品卖。生意时好时坏，但就是有座金山也不够她在卡西诺豪赌。有一回我见她就在赌台边给父亲打电话，虽然听不懂说什么，但看那严肃又恳切的表情便知道在商量大事。叶兰悄悄告诉我：她是在骗老爸的钱，说有一笔好生意急需十万美金。
关掉电话，看她一副轻松的样子，事情肯定是成了。我看着她笑，说：“好大的生意。”
她也笑了，说：“调钱出来用嘛，有什么关系？再说老爸要钱做什么？不是修坟就是包二奶。”
也对。
叶兰是穷人家的孩子。母亲病死了，父亲整天抱着酒瓶子不撒手。家徒四壁，叶兰还有两个弟弟，统统饿得脖子像鹅。适逢蛇头到村子里带人，集合起二三十人的队伍要上路。她跑去了，对蛇头说她也想走。蛇头说好呀，先拿一万美金来。
她说没有，脸红红的。
蛇头笑了，仁慈地捏捏她发育得不好的小乳房，打个榧子，说：
“出发。”
一路陪蛇头睡，从上海睡到迪拜，又从迪拜睡到布拉格。
蛇头又回国带人去了，她便在一个同乡开的中餐馆里跑堂。真巧，有一位温州老板在这里请客，看上了小巧玲珑的叶兰。
老板很老，也很有钱。老板专门做鞋的生意，老板在家乡有个鞋厂。国内生意不好做，什么东西也卖不了。再加上温州的名字已经臭了，只要听说是温州的产品，便以为是伪劣东西，白给也不要，而他的鞋也确实质量很差。老板生气了，便把鞋都调到欧洲来。价低，成本价加上运费、关税和一点微利，这样就统治了华人的鞋类市场。谁能在价格上拼得过他？他是自己的工厂！
很自然的，老板把叶兰收了。
老板的事业遍及东欧，他到处跑来跑去，在布拉格的时间并不多。他对叶兰舍得花钱，她只穿巴黎和米兰的衣服，只吃荷兰的摇头丸。
他还从约翰内斯堡给她买回一只大钻戒。
但是老板的鞋业王国突然就垮了。先是由于质量太差，他的鞋在东欧各国遭到了联合封杀。继而捷克海关和税务部门也开始了对他的调查，他涉嫌走私和偷、漏税，数额巨大。
老板只身逃往西班牙，据说现在在一家中餐馆里做二厨。
叶兰并不感到有什么，老板不在了，她更自由了。以前她只能属于一个人，现在她可以属于大家。她混迹于老板以前的朋友中间，愉快的生活。过去有老板的面子，谁也不好意思染指，只能垂涎三尺地看着老板一树梨花压海棠。现在没有了这个顾忌，那么来吧！
她像一个性用品一样被大家使用，甚至有过几次被几个人同时使用的经历。有的是在吃了迷幻药之后，也有的是在清醒之中。她喜欢各式各样的刺激，当然也包括性的刺激。她乐此不疲，勇攀高峰。有什么不好呢？又快乐又能得到大把的钱。她蔑视甚至有些可怜那些在太阳底下辛苦练摊儿的同乡姐妹——死样子，怎么那么笨呢！
沈香妹绝对是她们中间的另类。
四姐妹都很漂亮，但她是花中魁首。明眸皓齿，腰肢婀娜，一颦一笑都洋溢着万种风情。然而她孤僻内向，沉默寡言。她也并不像她们那样痴迷于赌场，下的注儿也不大，纯粹是娱乐。赢了不见有多欣喜，输了也用不着蹙眉叹气。有一次我见她独自在卡西诺的酒吧里喝酒，便也走过去坐下，要了一杯啤酒，想跟她聊聊天儿。正琢磨找什么话头呢，一眼瞥见那三个在赌台上大呼小叫的姐妹，便说：“瞧她们，真快活。”
她轻轻一笑，说：“全是傻逼。”
用一句简短有力又标准的北京土话把你进行谈话的兴致就此打断。
有一次我对她说：“我觉得你在北京和广东生活过很长时间。”
“为什么你觉得？”她微笑着问。
“你的普通话不像她们那样生硬，儿化很准确，还有许多北京土话里才有的词儿。另外，你拿到一副好牌时经常说‘哗’，这是广东人最常用的赞叹语气词。你输了钱有时也会对发牌小姐骂一句‘仆街’！如果说‘哗’去过广东的都可能会讲的话，那‘仆街’则必须是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才可能懂。”
她不置可否，但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儿化语言和“哗”了。当然，别有风味的广东骂人话也没了踪影。
有一回，在市中心办完事，看看时间还早，便信步走进一个酒吧。眼睛一亮：沈香妹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喝了一半儿的红酒和一包打开了的日本七星香烟。我很惊讶，因为从来没见过她抽烟。我径直走过去坐在她面前，笑着说：“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还不知道你会抽烟呢。”
她说：“这里安静，一个人坐坐很舒服的。你不知道我的地方还多着呢，知道了吓死你！你信不信？”
我点了啤酒，又替她要了一杯红酒。她说谢谢。我仔细端详着她，她微笑，吸一口烟，问：“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说：“红酒、香烟和你，真是美极了。”
她瞟了我一眼，把一口淡淡的烟喷在我脸上，说：“是不是想泡我呀？小心点，我是一枝红罂粟，别光看见美丽，毒死你！”
我无法和她接近，她永远不会跟你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脸上经常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即便偶然热情如火，但也是瞬间就会冷却下来，像一块冰冷的岩浆。
我询问过叶兰，我说你们这位冷美人儿经历一定挺丰富的。她摇摇头，说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她也不是青田人，好像是温州人，或者是闻城人，要不就是郦水人。然后她忽闪着大眼睛，一脸坏笑地问：
“想傍她？”
在国内呆了半年，回到布拉格的当天夜里便去了卡西诺。不是那么想赌，是想见见同胞们，了解一下布拉格的近况。
赌场照样人很多，照样是中国人在撑着台面儿。但是小分队却不见了，一连几天都没有踪影。代替她们的是一些新来的青田小姐，依然用一口谁都听不懂的方言在叽叽喳喳地吵闹说笑。我问她们小分队去哪儿了？她们茫然地摇头。我说出了名字，她们仍摇头，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人。
我大惑。
终于有一天碰到了那位手气背到死的北京赌客，我急忙问他是否知道小分队的下落？他说他知道一些，但也不是很清楚。吴春英听说去了荷兰，做了专业蛇头。罗丽华吸毒上了瘾，穷途潦倒在布加迪斯拉发。叶兰又傍上了一个老板，好像去了匈牙利。
“沈香妹呢？最漂亮的那个？”我问。
“最倒霉的就是她了——被引渡回国了，有人说是杀人案，也有人说是诈骗案，具体不清楚。”
我想起她对我说过的话来——
“你不知道我的地方还多着呢，知道了吓死你！你信不信？”
“小心点，我是一枝红罂粟，别光看见美丽，毒死你！”
发牌小姐也换了新人，依然丰满、高大、漂亮，她用英语问我半年前那位发牌小姐问过的问题，我粗暴地说：
“Shutup！”
第二十九章 邂逅
认真说起来，她才是我在布拉格认识的第一位中国女人。只不过我们仅相识两天也仅见了两次面之后就分别了。三年之后再度相逢，她已经不愿再提起我们最初的相识了。
1993年6月14日，我的日记里记载着这件事。那是我刚到布拉格的第三天，我没有语言，也看不懂地图，每天出来只是买一张电车票，登上不管哪一路有轨电车，随它载我到什么地方。在任何一站都不下车，沿途看景儿。
我的家门口就有电车站，许多路电车都从这里经过。
这天早晨，我看着站牌上写着的车次——9路车我已经从起点到终点六次了，这路电车几乎穿越了整个布拉格：3路车我也往返四次了，这路车经过许多巍峨的教堂和古城堡。只有这11路电车我还没乘过，于是便上了11路电车。
走了大约四站，我忽然看见电车站旁有三个中国人在练摊儿，两男一女。两个男的瘦瘦小小，那女的却亮丽打眼，漂亮不说，个子高高的，腿也长。我正想下车，车已经开了，索性坐到终点又折了回来。
我先走到两位小个子男士的摊位前，问：“是中国人吗？”
两个小个子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嘴里也不知叽叽呱呱在讲啥。旁边那女子笑了，说：“他们是越南人。”
我也笑了，说：“我说怎么听不懂呢。”便来到这位漂亮小姐的摊位前。
“先生想买点什么？”
“什么都不买，就看看。我刚来，看什么都新鲜。”我说。
“我也刚来。大哥是北方人吧？”
“对，你是南方人。”
“我是江苏人，大哥看得准。我跟你走吧大哥，帮你洗衣做饭，干什么都行呀，好吗？”她急切地说。
我吃了一惊。
她见我有些疑惑，又说：“大哥，我不是坏女人，你看我像坏女人吗？出国前我是地区歌舞团跳独舞的。”
她那婀娜的身段和颀长的双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气质证实了这一点。
“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问。
“嗨，和老公吵架了，吵得挺厉害，我就跑出来，正好碰上个办人的，就这么来了。”
她所说的‘办人的’，和蛇头有很大的区别。蛇头全部是偷渡，而办人却是合法签证。所谓办人，其实就是卖邀请书。那几年，中国人想出去的海了去了，想打工的、想移民的、想探亲的……五花八门，可有一条——没邀请书你办不下来护照，也签不了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