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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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环境即便如此险恶，司徒平仍然想坚持下去。别人都不敢去练摊儿了，他还去，只不过是乔装打扮，把自己收拾得齐整一些。东西也不敢带多，一个小编织袋而已。市场里一日数惊，警察经常来搔扰，但他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只崴过两次脚。
　　　　夜里，他睡不着，看着天花板心里嘀咕：这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早晨，他先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四下看看，确认没有警察埋伏，便西装革履地背着编织袋出了门。他走走停停，避开大路，穿小街过短巷，安全地进入了地铁站。在市场前一站他下了车，他回回都是这样：宁可背着编织袋步行一站路，也绝不冒险——万一踏进敌人的包围圈呢？
　　　　然而，敌人是狡猾的。
　　　　司徒平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在这里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他背着编织袋走出车厢，刚要跨上电梯，两个匈牙利胖警察笑眯眯地挡住了去路。
　　　　“Passport！”
　　　　司徒平双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赶紧放下编织袋，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护照，小心翼翼地递过去。
　　　　一个警察接过护照看了一眼，还给他，用英语说：“你已经超过了匈牙利政府规定的居留期限，必须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司徒平慌了，他太知道去警察局的结果是什么了——先关进集中营，等凑齐了人数遣返回国。那集中营是由一个体育场改建的，既吃不饱又受虐待。他怕得要死，急忙用闽南话加上一点国语再加上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嘈嘈地向两个警察分辩。警察见他不肯走，早烦了，一边儿一个把他架了起来，司徒平便双脚离地上了台阶。
　　　　编织袋也让警察给拎了上来。
　　　　刚说把他放下来喘口气擦擦汗，这司徒平双脚一沾地儿，撒丫子就往地铁站里蹿。俩警察一看他跑了，也赶紧在后边追。可他们怎么能追得上司徒平呢？先不说他们肥胖笨拙，司徒平瘦小灵活。他们仅仅是在执行公务，而司徒平却是在逃命！眼看着追不上了，一个警察便使出了邪招儿：拔出警棍向司徒平掷去——
　　　　这小子准练过标枪，一棍命中司徒平后心。司徒平感到一阵巨痛，知道中招了，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警察狗熊般的脚步声愈来愈近，甚至已经听到了他们哈哈的笑声！正在这时，一列地铁停下了，他强忍着痛，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就在车厢门关闭的一刹那间冲了进去。
　　　　两个警察被挡在了门外。
　　　　一编织袋小百货全丢了，光本钱就三百多美金呢。司徒平想：这种环境，怎么生存？如何发展？看来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了。他找出欧洲地图，趴在床上看——不能躺，后背疼。
　　　　他选中了风光旖旎的捷克共和国。
　　　　1991年冬天，他扔下布达佩斯的一切，只身来到美丽的布拉格。
第二十章　梦破
　　　　波希米亚人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政府温和，人民理性。虽然也不喜欢大批中国人涌入，报纸上、电视上也屡有微辞，但还是能严格依法办事：只要你符合法律规定，就允许你注册公司；只要允许你注册公司，就允许你获得居留权。司徒平庆幸自己来对了，他兴奋地写信告诉父母和妻子，说这里社会安定，人民友善，经济繁荣，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他用自己在布达佩斯的练摊儿的积蓄注册了公司，与捷克客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还频繁走访捷克有关政府部门，求得他们对中国人大批到来的理解和同情。捷克国家电视台专门制作了对他的访谈节目，他穿着得体的西装，头发梳得顺顺溜溜，温文儒雅，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与那些在市场里练摊儿的同胞有天壤之别。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怯懦。他说自己曾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干部，在国内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可以很容易的爬到更高的位置，但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这一切。
　　　　记者问：“为什么？”
　　　　他回答：“为了自由。”
　　　　博得满堂彩！
　　　　俨然是个人物了，他便把妻子也接了出来──这份在国内都没有得到的荣誉他要和妻子共享，结婚时，他就许诺要给妻子一种全新的生活。另外，经常出入外国人的社交场合，有一位美丽的夫人在侧，也有几分可炫耀之处。
　　　　妻子是个美女。
　　　　妻子名叫阿莲。
　　　　在我的印象中──也许是偏见──福建人和广东人一样，男人瘦瘦小小，女人干干瘪瘪。
　　　　可阿莲却不。阿莲高高的个子，身材一级棒。胸部鼓鼓的，腰细细的，臀圆圆的，腿长长的。眉眼清秀，皮肤白嫩，妩媚得很。司徒平很聪明：要想在捷克长期发展，没有语言哪儿成？阿莲一到，他马上送她去查理大学学捷语。没过多久，他的弟弟司徒阳也来了。太太读书，他带着弟弟跑买卖，挣钱不挣钱不知道，反正一天忙到晚。
　　　　那时司徒平专门批发瓷器。不是由于瓷器好卖──中国瓷器好卖的时代是宋朝。是由于司徒平和家乡一个瓷器厂的领导熟，能发出货来。
　　　　这里的华人经营什么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取决于你在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纺织品能赚钱，但他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一手钱一手货他受不了，拿不出钱来。
　　　　凭着国内的关系，付了50％的款，先发来一个20尺的小货柜。卖得好不好先别说，按时补足了余款，取得了厂家的信任。紧接着，他订了10个40尺集装箱，合同上写着货到付款。
　　　　直到司徒平破产，款一分未付。
　　　　我同司徒阳尤其熟，这小子用北方话讲有点“半吊子”。但人是好人，豪爽，讲义气。除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外，也找不出别的毛病。
　　　　这时的司徒平是野心勃勃的，他不满足于经商赚钱，他渴望成为华人领袖。他在国内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最初据司徒阳说是福州市团委书记，不久他又告诉我说他哥哥是福建省团委书记，到我们在卡西诺并肩作战的时候，司徒阳向我宣布他哥哥是团中央委员。
　　　　职务升得愈快，生意垮得愈快。
　　　　瓷器根本走不动，司徒平又动员父亲以房产做抵押，贷出款来上货。发了一集装箱福建特产香菇，但欧洲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以至于老父亲多次来信提醒他要经常晾晒，以免发霉或生虫。
　　　　漂亮的太太也不能继续上学了，因为没有钱再交学费。好在她已经有了一口足以让同胞们羡慕的捷语，先在一家中餐馆打了半年工，嫌累，不干了，便呆在家里，有时也给中国人当当翻译啥的。因为语言不是很好，所以生意也不多。我倒是有许多烂事需要办理，而且都是在外地城市，便经常请她陪我前往。当然，我每次付给她的钱都令她十分满意。
　　　　在每一次的旅途中，我们的话题都十分广泛。而她每次都要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你说司徒平的命为什么总不好？”
　　　　我每次都报以苦笑。
　　　　每次跟我去外地，她的心情都很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们有说有笑。有一次她竟然说真希望和我就这样开车一路走下去，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回布拉格。
　　　　我说：“你傻了吧？”
　　　　她看着我说：“傻一点不好吗？”
　　　　我自知不敌，赶紧躲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有一次从布尔诺回布拉格，走着走着她突然“呀”的叫了一声。我忙问：“怎么啦？”她脸红了一下，说没事儿。
　　　　又走了一会儿，路过一片森林，她说：“田力你停一下车好吗？我想方便一下。”
　　　　我在路边停下，她拿着手袋下了车，向林子里跑去。十几秒钟功夫，黑裙子便不见了。
　　　　我无意中瞥一眼她的座位，发现座套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一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是我发来的货──铺在她的座位上。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野花。打开车门刚要上车，发现了座位上的夹克衫，就要往起拿。
　　　　我说：“别动，就垫着吧。”
　　　　她一愣，脸随即红了，上车坐下，说：“真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然后发动汽车，汇入车流之中。
　　　　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说话，我只好先开口，说：“你采的这些花儿真漂亮，知道名字吗？”
　　　　她笑了，答非所问地说：“在你面前，我什么秘密都没有了。”
　　　　有一天下午，在从外地城市返回布拉格的路上，一个小镇旁边儿，我的车坏了。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油门线松了。我对阿莲说必须去找人换油门线，否则就得在车上过夜了。她听了一愣，说去哪儿找人呢？我也不会说这个词儿。我说到镇子里呗，不会说没关系，拿着这根线，给人一看就明白。她推三阻四地不想去，说肚子疼。眼看着太阳也要没了，我只能自己去镇子里找人。等修好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半夜才回到布拉格，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口，她一句话不说就下了车，竟有些生气的样子。
　　　　我纳了半天闷儿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司徒阳也格外不争气，在国内交了一个女朋友，天天往回打国际长途电话。那时阿拉伯人还没发明出后来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张的黑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永远也打不完──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有一次我去外地批发市场，正好和司徒阳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他的货批得并不好，──都是拉别人的货拼缝儿，赚不了几个钱的。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晚上我准备叫他一块儿出去玩儿，一推门，见他正和国内女朋友煲电话粥，声音贱兮兮的，便自己走了。在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玩儿老虎机，玩儿了两个小时，没劲，便回去睡觉。路过他房间进去一看，老天爷，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我不由得替司徒平捏了一把汗。
　　　　后来，在司徒平向我控诉司徒阳的罪行时，我想起了这个段子，便告诉了他。他说这算什么？他光在卡西诺就输了我五万美金呀！
　　　　我知道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分。
　　　　春节快到了，司徒阳兴冲冲地来看我，说他要回家结婚去了，然后把新娘子也带出来。我祝贺他爱情成功，还送了点钱给他当贺礼。
　　　　年还没过完，他蔫儿蔫儿地回来了。一问，嗨！──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他从此沉迷于赌场。
　　　　那时，阿莲一家搬到了一座大HOUSE里。三层，听着不错，可实在太破烂了，简直就是一座废墟。司徒平得意地领着我参观，我惊异他为什么要租这样一所破房子住，而且因为是HOUSE，房间多，租金也不便宜。他笑了，说可以分租给朋友。原来，他是打着做二房东的主意。他领我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说要把这里装修成一间办公室。还兴致勃勃地给我比划：这里放大班台，这里放书柜，这里是一套沙发，这里放一个小几儿，搁传真机。
　　　　我说：“你也不需要办公室吧，花钱弄这干什么？”
　　　　他说：“怎么不需要？太需要了。做生意就要正规，不正规哪儿行？”又领我去看了地下室，真不小，堆着很多纸箱。我问是什么？他告诉我全是瓷器。又对我说你的货柜到了也可以放到这儿来，保证安全，而且便宜。
　　　　我一笑。
　　　　过了几天，他真招来了几位房客，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都是在布拉格穷得底儿掉的同胞。
　　　　我说：“你这儿可以改贫协了。”
　　　　他笑笑说：“你可别小看他们，以前都是老板，全在卡西诺瓢了底。”
　　　　当二房东的收入远不够维持他和阿莲的生活，本来租金就低，又遇上全是穷人，到月底交不上房租是常事，你能拿他怎么办？司徒平苦思冥想，决定开一个汽车修理厂。
　　　　看到他散发的广告纸我真吃了一惊，因为他根本不会修车，连开车也是在布拉格现学的呢。他刚到布拉格时买了一辆二手老款斯柯达卧车，歪歪扭扭地开着到处跑。这辆破车也怪了，水温高，而且永远是从40度直接蹦到100度，中间没有过渡。因此，从司徒平的后车窗里永远可以看到有十几个可口可乐瓶子摆在那儿，灌满了水，随时准备加。有一天在大街上跑，排气管坏了，劈劈啪啪震耳欲聋。警察示意他停车，他怕罚钱，装没看见，猛跑。警察火了，驾车就在后边追。跑着跑着水箱就开了，老款斯柯达的机器在后边，警察只能看见一团白雾在飞跑，却看不到汽车。
　　　　当然，最终还是落入了警察手中，被狠狠罚了一笔钱。
　　　　还有一次，他开车走在快到布拉格市中心的路上。前面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他为了省油，早早就灭了火，让车缓缓往前滑行。可他不懂斯柯达车只要灭了火制动就没有用了，前面正好停着一辆警车，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慢慢地撞上了警车，把警车的尾灯变成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