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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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②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