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枭雄卢俊义-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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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能够再交一次钱免役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在户税和徭役吃亏农民也只得认了。但官吏地创造能力是无穷地。宋朝附加在农业税上地杂税繁多。连粮食收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地都由官员们未雨绸缪让老百姓交了。即“鼠雀耗”。其中最著名地还是“支移”和“折变”。所谓“支移”。就是农民交了税粮以后。官府说：“这还不行。你给我运输到哪里哪里去。什么。你不想去？那好。交钱。运费按运输距离算”。甚至有指定运送到千里外地。“支移”附加比原税粮还高数倍。后来皇帝听说了。圣心怜悯。规定支移距离不得超过三百里。
皇上大发慈悲。百姓当然感激涕零。史官们怎么能违背群众地意见呢？于是史书上皇上地“圣政”又增加了一条。
所谓折变。就是指交税地时候。本来应该交粮食和布匹。官府要你折成钱交。当然。折换率是官府说了算。甚至有更狠地。先把粮折成钱。再把钱折成绢。这样折上个三五回。一匹布折出几匹。一斗粟折成几斗。那也是活该小民吃亏。宋朝地布帛折钱。开始是一匹两贯。后来改为六贯。最后折成十贯。几折之间。布帛地实际税率就上升了五倍。
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税了。又叫你提前交明年地。这叫“预借”。这种借到后期发展到了可笑地地步。有地州县都能预借六七年之后地两税。什么时候还这预借地部分。小民们自然是不敢问地。
以上指的是跟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在两税收取上为了敛财搞出的花样。到了卢俊义这里，也搞两税制，田租、户税、力役所有杂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取消所谓的“支移”、“折变”、“预催”、“预借”等苛政，然后再取消所有赵宋朝廷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当然为了义军的发展，会有更清晰的税种颁布出来。
另外，卢俊义准备推行王安石的募役法，即征收役钱，用来雇人到官府服役，原先不服役的官僚、地主等，要交纳役钱，从而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亦增加了政府收入。如果以后义军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会出钱去雇佣百姓，不会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
如果再像宋朝等一些朝代为了自己的统治，百般向官僚和地主阶层妥协（团结并不等于妥协，王安石的诸多良法被废即是妥协），致使官僚阶层势大到联合抵制任何真正有建设性的反腐举措，致使官僚阶层嚣张到罔顾民生民意的地步，卢俊义就白穿越了。朱元璋和后世某朝太祖，他们开国时搞得轰轰烈烈的反贪腐行动是卢俊义永远的榜样。
另外，如果说某某家庭一年吃盐花的钱比农业税还高，恐怕都会认为是个笑话，但不幸的是这笑话确实在宋朝出现过。宋朝的食盐实行专卖，开始是政府直接生产销售，后来改成政府出卖专卖权给私人，由他们生产销售。宋朝初年食盐专卖收入为一千万贯上下，略高于唐朝末年，到元丰年间，收入翻了一番，成了两千万，到蔡京当政时再翻一番，到四千万贯，这还只是政府出卖专卖权“盐引”的所得，加上制盐业的劳动跟附加利润，超过农业税不少。
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其特点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价格弹性很低，而且没有替代品，价格增加时销售量的减小幅度很小。低价你得买，高价你还是得买，因为人是不能不吃盐的。唐末每年在盐政上年收入几百万，已经被批评为价格过高，是刻剥百姓。宋朝人吃盐想来不会比唐朝多多少，收入超过这么多，只会是价格的问题。过高的价格甚至使百姓少吃盐或者不吃盐，“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山村中这位老翁告诉苏轼说，不要以为我是和孔子一样因为沉迷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这是因为很久没吃盐的缘故啊。
强迫百姓购买“盐引”也是一大景观，蔡京把各地食盐专卖收入制定一个定额，作为考课官吏的依据，创收超过定额的可以得到升迁，不能达到的则有惩罚。事关作官前程，下层官吏当然也变着法子创收，老百姓想不买专卖权怎么行呢，不买就是和上官的前途过不去。
除了食盐专卖外，宋朝还有茶专卖和酒专卖，宋初每年收入都在三四百万上下，到宋中期以后增长到一千多万，其中酒税在庆历年间达到一千七百一十万，盐专卖上的很多问题这两个专卖上也存在。（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正文 第五十三章 宋非良国
更新时间：2009…9…18 18：40：14 本章字数：3482
所谓古代税收低，乃是假象，尤其在宋朝，更是谎言T照两税的额度收取，赵宋朝廷会迅速破产，梁山义军政权恐怕连西北风都喝不到，因为它发展不起来的。上一章和这一章是为了下一章的梁山新税制做宣传准备，省得有人再说义军的税制太高。）
为了弥补财政收入，宋朝杂税繁多，自古以来凡是刻剥百姓的办法，宋朝全有。此外，宋朝还开创了无数税种，卢俊义细问了一个原来在赵宋朝廷三司工作的降官，问他赵宋朝廷到底开发了多少新税种，这名官员的回答是：“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这些税种多数极其琐碎，针头线尾都打主意，说起来简直有失国家体统。”
为了论证卢俊义新税制的合理，卢俊义命令政务院总财政部的官员必须尽快将赵宋的苛捐杂税的详细情况调查清楚。很快，卢俊义就知道了那些苛捐杂税的由来，它们大多是适应摊派的需要的临时发明，后来遂成为定制，其中以“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三个大项目下数百个税种作为主体。
“经总制钱”是经制和总制两个官署先行征收的，所以以官署命名，经制钱起源于经制使司在镇压方腊起义时的财政危机摊派，附加在各种税收之上，比如附加到酒专卖上面的是“权添酒钱”。后来提刑司、学事司诸司也都进来插一脚，每个部门都要加派，于是“权添酒钱”变成了“诸色添酒钱”。总制钱也是宋朝财政困难中所创，也都全是琐碎的杂税，如勘合米墨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钱、投税印契税钱、得产人勘合钱、茶盐司袋息等等“经总制钱”在宋朝财政危机的年份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某些年份能达到近两千万，当时大臣称当今经费，多依赖经总制钱，有些户部尚书称户部日常之用，十分之八出自经总制钱。
另外还有“月桩钱”是军费摊派，户部要求地方每年解送多少钱到中央去，至于地方怎么弄到这么些钱，户部是不管的。地方生钱的法子很琐碎，名目繁多，奇思妙想，令人赞叹，大多数如“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等多数名目都看不懂，只看懂了两条，两方诉讼不胜要罚款，获胜也要交欢喜钱，缴纳牛皮筋角要额外收钱。
“板帐钱”也是赵宋朝廷财政困难的产物，交田赋时“耗剩”的粮食由官府笑纳，“靡费”的布帛也由官府笑纳，失窃物品追回后，官府也收入仓库，此外还有无数其他收法，反正由赵宋朝廷皇帝的授意，下面官吏们的智慧和发明能力是无穷的。
在这三个名目之外，著名的还有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僧道免丁钱”，由于僧道是可以免除徭役的，农民都想去做，于是官府规定，要出家，行，交钱来。苏轼在杭州，想治理西湖，但都拿不出钱来，只好向朝廷申请了度堞来卖。财政靠度和尚来支撑，这真可谓极大的讽刺。
然后在看看那所谓的商税，赵宋朝廷是如何收取的。
中国从春秋时就有商税，即所谓“关市之税”，“关”是过税，商人带着商品经过某道路口时按商品价值抽税。“市”是住税，对在市场里买卖的商品进行抽税。北宋中期以后，商税征税范围就大大扩大了，发展到北宋末，凡是民间进行的交易，不管有没有商品交换的意义，政府都要按交易额的一定比率抽税，卖柴要收税，修房也要抽税，连婚姻嫁娶都要抽税。
同样的，“关”税的范围也扩大到一切过关有价值物品，不管你是担一担柴还是赶一头羊，或者座一辆马车，都是要抽税的，带银钱等财物更是要抽税的，连上京赶考的举人，也被全身收遍，找出带的盘缠来，按照比率收税。“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这是强盗们拦路抢劫爱说的话。幸好，抽商税是有比率的，不会把全部财物留下做“买路钱”，所以收商税还是和拦路抢劫有所不同的。
卢俊义听了政务院总财政部刚才地汇报。忽然想起某朝遍布全国地公路收费站。看来自古英雄所见略同。朝廷或地方官吏敛财地手段相差无几。
宋初有“和买”制度。即由政府由一定地价格向百姓买绢。仁宗时就改成强行买卖。十分之七都用官府生产地盐支付。现钱只有三分。既强买了百姓地绢。又
销了专卖地高价盐。后来盐专卖由政府直接生产改T＋专卖凭证。官府不生产食盐了。这七分盐也就名正言顺不给了。只给三分钱。再后来连这三分钱也不给了。直接由官府白拿。南宋干脆连这个“买“地名义都不要了。直接叫大家折成钱来交。和两税征收地布匹一样。先是一匹折两钱。最后上升到一匹折十钱。
跟“和买”布匹相似地还有“和”。强制购买粮食。支付纸币。还大发纸币。后期曾经创造一年发六亿地记录。纸币实际购买力可想而知。不过还好。总算还不是白拿。
宋代地赋税之繁重。早已是史家地共识。连宋朝人自己也不怕自暴家丑。他们或者称本朝赋役数倍于古或者说两税七倍于唐。或者说历来税种名目未有如今日之众。或者说古来刻剥之法。本朝俱备。这些说法在史籍中比比皆是。也可谓历代一大景观。
（如果按照汉唐地赋税标准去看宋朝。以为宋朝也是轻徭薄赋。然后以此要求梁山义军也如此。那才是不懂历史。滑天下之大稽。）
归根结底，为什么赵宋朝廷要想法设法、坑蒙拐骗地敛财呢，主要是为了奉养那个所谓高薪养廉的政府，其实赵宋朝廷的官员数量并不算太多，但愚蠢的“高薪养廉”的高薪实在太过分了，一个高层干部一年的所有收入加起来将近几千贯，相当于后世官员数十倍，如此算起来，赵宋的冗官指的是官员的数量乘以官员的俸禄太过了，而非绝对数量。
真实的宋朝，经济或者有较高程度的发展，但平头老百姓并没得到好处，官府以养廉的名义要他们向官僚支付高薪，但官僚照旧贪污受贿；官府以养兵的名义要他们支付高昂军费，但军队照旧不堪一击。除了这两大名义外，各种无名义的额外搜求更是不可计数。
农民为“使用”政府和军队支付了高昂的费用，甚至预先交清了数年的费用，最后却痛苦的发现，政府和军队为他们提供的是伪劣的“服务”，这使他们不得不当亡国奴。
有宋一代的立国精神，就建立在对官僚地主的纵容上，统治者以此自吹为”宽容“。宋代的官员一边拿着历代少见的优厚待遇（说是养廉的），一边照旧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东窗事发时还可以从祖宗遗训中得到法律的豁免。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不算，还要把这土地隐瞒起来不交税，仅仅京师附近的土地，连皇帝都不敢丈量，这个月下令丈量，下个月就收回成命，自称害怕”扰民“，王安石要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很快就成了奸臣。
或明或暗的巨大收入使官员成为了最富的一群，全国绝大部分税收都被转运到集聚着他们的京师汴京（或者临安），供养着这个巨大的消费城市，酒舍勾栏，莺歌燕舞，繁华的奢侈品制造业，通宵达旦的夜市，官僚们在这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苏轼已算治世能臣，但看他屡番蓄养大批歌姬，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普通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却过着一天没活干，一天就没饭吃的生活，农村的平头老百姓更是不得不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贩卖二十斤私盐。
宋朝由于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溺婴之风盛行，就是生了孩子怕养不活，把孩子溺死，尤其在福建等地少人多的省份。
虽然对宋词和宋朝那些文人骚客很有好感，同时对宋朝的都城汴梁很有好感，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宋朝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在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