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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4章

杂谈-第6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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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一江山岛显示了军队合同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能力。尽管军队参战部队和人数都不多,但他们已不再被看成是一支不能实施海、陆、空合同作战的游击力量了。一江山岛两栖作战的胜利迫使军队从除金门、马祖之外的所有沿海岛屿上撤走了。
关于海军现代化的讨论
五十年代中期海军对军队作战所取得的胜利标志了海军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海军表现了愿意吸取西方战术思想和使用新式进攻性技术装备的意向。这种新观点的主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评他的人指出,罗瑞卿认为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已经过时,并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唯一的办法是封锁海洋。有了新式技术装备,任何来犯之敌都能被消灭在海上、空中或他们的进攻出发地。”
罗瑞卿的话很重要,因为它突出了当时刚开始出现的关于军事(经济)现代化的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在许多方面同十九世纪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辩论非常相似。辩论的一方是那些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拥护者,他们赞成一种基于强大的威慑力量的前沿防御战略,强调军事业务而不注重思想教育,并要求引进必要的技术和邀请苏联顾问帮助提高中国同其他世界强国竞争的能力。就海军而论,他们希望建设一支能在岸防兵力掩护范围以外海域进行活动的海上力量——也许不是指一支远洋舰队,但至少是一支能进行有限的远洋作战和恢复中国对其领海控制的海上力量。
辩论的另一方是一些理论家、游击战的拥护者、排外主义者、大陆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他们主张保持一支文实行“人民战争”的、装备常规武器的、强大的陆军。他们不相信外国的技术,赞成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些人保持着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迷信,主张继续发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游击武装力量。他们是海岸防御的继承者,至今仍遵循着传统落后的“砖块加灰泥”(即构筑岸防要塞的意思)的海防战略。
由此则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人将如何解决这一新出现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场斗争又将如何影响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技术优先?
第451章龙的航行1950至1
           要求发展海上力量的拥护者们不失时机地说服毛泽东从苏联那里寻求海军援助和聘请海军顾问。据美国情报专家认为,到1951年,苏联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海军顾问团在协助发展中国海军。此外,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1950年2月在莫斯科签订的有关协议,一批苏联海军技师也来到了中国。在中、苏签订的协议中有些对海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苏联同意将大连归还中国,由中国人实施行政管理,并结束中苏对旅顺港的共管,将其交还中国。不过,这些协议要在与日本签订和约或者在1952午年终方可生效。一个月之后,即1952年3月,中苏又签订了三项协议,其中一项是关于帮助中国建造和修理舰艇的协议。 
苏联海军顾问团在中国的影响不久就反映在中国海军领导人的官方报告中。1951年11月,中国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在一次庆祝会上指出:“苏联海军是中国人民海军的榜样和建设方向。我们应该向伟大的苏联红军学习,以便加速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 
当时,尽管毛泽东的注意力是放在朝鲜战争上,但他不可能忙得连中苏海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重大问题都没有注意到。1952年2月,毛泽东视察了在北京新成立的海军司令部,他会见了海军军官,并听取了有关海军在组织、装备和武器方面的汇报。随后,他和海军领导人一起,着手研究制定海军发展的“长期规划”。 
肖劲光将军 
在详细讨论毛泽东的海军长期发展现划之前,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1950年担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将军。 
肖劲光与毛泽东是同代人,他们是校友,但不是同班同学。1920年,肖劲光18岁时就参加了湖南长沙的革命活动。不久,他被选派去上海,进入毛泽东负责的一所俄语学校学习。到上海数月后,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大约从1923年至1924年,他在莫斯科学习。回国后,他便在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军事教导队学习。1927年国共分裂时,肖重返苏联,在那里学习三年多。  
1933年,肖劲光不幸受挫,原因是他拒绝进攻占据的城市。进攻大城市是当时的一种战术,但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当时也不得志。于是,肖劲光被当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周恩来逮捕。肖被判处5年徒刑,但这一决定后来被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废除。肖劲光参加过长征,在1945年以前,他曾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军事职务。肖劲光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无疑是他在1950年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的一个因素。 
肖劲光还具有其它一些优越条件。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行政首长和管理家,而且还是一位坚定的毛主义者,他忠实地执行******所推行的任何路线。肖将军所表现出的品性总是与毛泽东这位传统的、理想主义的高级领导人的品性极为相似:他是一位忠实的大陆主义者,他坚信本土的海岸防御是高于一切的。 
海军设备现代化 
中国海军的长期建设计划中最突出的—点是加速海军基地和造船厂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建设计划需要苏联广泛的援助和技术。到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的各主要沿海城市,都建立了中苏友好协会。 
在中国北方,大连和旅顺港的综合设施是当时最先进的。在大连,扩建了各种码头以供远洋船只停泊;码头仓库和存货场也进行了扩大,足以存放几百个车皮和货物。在三个防波堤内还修建了新的锚泊地,它们可容纳40至50艘5000至10000吨级的船只。现有的那些专为大连的海军修理设施服务的干坞和双轨铁路,也得到了修复。所有旧车间的设备均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能很快地为驱逐舰规模的舰只进行修理。到1953年,大连已在生产小型炮艇。 
大连和旅顺港的设备现代化无疑是1950年中苏条约生效的结果。1952年9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项不定期地延长苏联占领和管理旅顺港的新协议。 
与此同时,青岛的造船厂和造船业也在发展。在那里,美国所留下的许多设备仍完好无损。到1953年,已投入使用的大型修理机器有120多件,可有效地为5000吨级的船只进行修理。 
海军的真正造船中心依然在上海。一个鱼雷制造厂和海军兵工厂进行了整修。海军的主要修理设备和造船设施均在江南造船厂。1953年,江南造船厂拥有3个大型干坞和6个500吨的平台。此外,有11个车间已投入使用,其中包括金工车间、船体和加工车间、锻工车间、电工车间、焊接车间、装配车间、木工车间和锻造车间等。 
到1955年末,中国计划在上海创办第一所造船学院。该院将仿效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由5个系组成,其专业包括建造、动力、电工、机械制造、经济学和造船工业体制等。该院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建有17个试验室,课程设置包括为造船工人和机械工人开设的夜校课。与此同时,中国造船协会也在北京成立了。该协会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个重要机构,它负责组织造船人员和专家进行学术和理论研究活动。该协会还开始收集、整理和分发其他国家使用的正规的海军科技书籍。 
在中国南方,造船事业和海军设施的重建速度非常缓慢。在广州、黄埔和海南岛的设施基本上还保持原先陈旧落后的状况。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它迫使首先要加强海防建设。譬如,资金和人力都用来保护广州的重要铁路枢纽而不是用来改进造船厂和海军设施。珠江沿岸的旧式岸炮设施也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那里的防御工事进行了修复,并配置了苏式远程重型火炮。 
海军武备 
苏联于五十年代初开始向中国提供各种先进的海军武器。1951年,中国接受了苏联的第一批海军援助,即50艘P4型鱼雷艇。这些艇只组成了中国海军的主要突击兵力。两年之后,即1953年,苏联提供了一艘M级近程潜艇;1954年春,苏联又提供给中国2艘S1级潜艇,1954至1956年,苏联又给中国4艘“自豪”级驱逐舰、6腰“喀琅施塔得”级猎潜艇和2艘T-43级扫雷艇。 
除给予大量的援助外,苏联还帮助中国建造新舰艇。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到1953年就能建造小型巡逻艇。从1953年到1955年,中国建造了将近100艘这样的巡逻艇。这种艇约为80-90英尺长,排水量约60吨,均采用柴油动力,艇上装有37毫米、20毫米火炮和12。7毫米机枪。1955年,中国人在上海开始执行更宏伟的造舰计划。在苏联的帮助下,上海沪东造船厂开始建造4艘“里加”级新式护航驱逐舰。此外,他们在上海还开始制定一系列的造舰计划,准备建造W级新式常规潜艇、“喀琅施塔得”级猎潜艇、T43型扫雷舰和新型的P一6鱼雷艇等。所有上述舰艇均采用苏联的设计方案。 
毛泽东对新中国海军建设计划的兴趣可从1953至1958年他对舰队的多次访问中看出。1953年2月,他首次访问舰队,并登舰参观了1949年缴获的一些老式护卫舰。他在舰上逗留了将近4天,与舰员们一起谈心并观看了各种演习。在他第一次的访问结束时,他就注意到舰艇操纵的复杂性并对舰员们说:“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海军的先进经验。” 
1956年,毛泽东参观了江南造船厂,当时,该造船厂所建造的中国第一艘W级潜艇正接近完工。他在这艘潜艇上听取了有关该艇作战能力的简介,并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这艘潜艇。 
两年之后,毛泽东登上了一艘鱼雷艇,并目睹了海上试航。他对该艇的速度感到惊讶,他要求艇长以最大速度航行。当他上岸后,他再次赞扬了建造技术,并向建造人员指出,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培养出自己的技术人员并“掌握先进的技术,以便建造出更大型的舰只。” 
技术、训练和专业化 
中国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发出掌握先进技术的号召。当时,中国的一位发言人指出,“党在领导科学工作中,应该充分依靠科学家。现代科学分为各种不同的领域。只有专家才懂得某一种科学领域内的精华。当我们在科学上遇到问题时,我们必须虚心地向专家们请教。” 
两年之后,中国军事科学院在叶剑英元帅的指导下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叶帅指出:新建立的军事科学院“应该充分运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把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以便加速我军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决心按照苏联的建军方针建设现代化军队的迹象之一就出现在1955年2月。当时,中国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条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军官队伍在过去20多年革命战争中所养成的那种不正规的、平均主义的和‘民主的’作风与习气”。在条例正式颁布的同时,中国宣布兵役法,它废除了一直延续到那时的志愿兵役制。 
新条例和新兵役法对海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5年9月,中国军队开始给军人授衔。32名原陆军领导人被授予海军少将以上的军衔(3名上将、9名中将和20名少将)。在后来的4年里,又有9名海军将官得到晋升,其中至少有7名是经过长征的老游击战士。 
新条例还包括有关军官培训的人选的重要规定,重点是强调其技术能力。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可直接授衔,而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如技术专业不过关只能授予军士军衔。军官的晋升主要是看其专业能力的高低,并受时间的限定。条例中还包括有关军官的薪金和津贴等规定。 
条例还规定了士兵的级别或专业等级。土兵专业共有90多种,其中大多数需要技术训练。1956年4月,海军明确提出技术训练的重要性,当时在海军掀起了一个“掌握技术”的热潮。据报道,一年之后,海军挑选了6000多名技师,他们的专业是多方面的,从电子、工程学到武器维修和无线电操作。为此,《青岛日报》还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该报写道:“学习军事技术已在海军中蔚然成风”。 
新建立的海军航空兵也毫不例外地积极投入了掌握技术的活动。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海军飞行员会议。大会宣布:航空兵的任务是加强训练、不断学习、快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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