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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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蒋介石下令在先建立的甲种汇报之外，建立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第一次汇报由蒋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兼研究所所长王贡生，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会议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介石意见，但是代表蒋介石做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在这次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也是唐纵。
在年度汇报之后，蒋介石又指示成立月度汇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汇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汇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蒋介石对特务工作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辅助。蒋介石亲自掌握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组长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蒋介石对戴笠已存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笠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得到密报。唐纵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要害向蒋介石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介石的宠信。
所谓建立特工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蒋介石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汇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持久的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介石直接控制运用的机关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介石借以联系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部等七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从此，戴笠成为与徐恩曾、王贡生、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想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的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介石的抑制手段，使唐纵的地位迅速上升，使戴笠确信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
这段时间，戴笠心事重重，不时在亲信特务面前长吁短叹。毛人凤见状，问道：“戴先生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戴笠说：“我的前程不是很乐观，校长现在对唐纵很感兴趣。”
戴笠把蒋介石建立年度汇报、月度汇报的意图对毛人凤说了，毛人凤亦忧心忡忡。毛人凤是依赖戴笠而存在的，没有戴笠，在军统局里他将一文不值，戴笠的荣辱兴衰，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人相对叹息了一会儿，戴笠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道：“历史上出人物一般是和家乡的风水分不开的，我们江山县过去出过一位毛恺，还有一位柴大纪。看看他们的结局就清楚我将来的命运了。”
毛人凤迷信风水，连道：“很有道理，这确是个好办法。”
戴笠突然又愁道：“可惜这里离家乡太远，还不知道这两位人物的资料县政府存了没有。”
毛人凤道：“这倒不难，周念行是活字典，对江山的历史人物了如指掌，问他就明白了。”
于是，戴笠找来周念行，言明原委。周念行看了看戴笠，犹豫了一下，道：“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不能算数的。”
戴笠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你快说，这两位人物结局如何？”
周念行说道：“明嘉靖、隆庆年间，毛恺虽官至尚书，因上疏主张‘禁滥狱’以缓和阶级矛盾，为此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清乾隆年间的柴大纪，也当了台湾总兵，因林爽文在台湾领导天地会起义反清，未能及时扑灭，被朝廷斩首……”
戴笠、毛人凤听罢，面面相觑。然后，戴笠无限忧心道：“我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江山县影响大的人物，我不会像他们一样不得善终吧？”
毛人凤道：“这事先不要下结论，派几个人根据风水学去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戴笠想了想，觉得有理，点点头道：“你去下面把毛森叫来，让他回家乡考察。”
自上海全军覆灭后，在上海工作的毛森潜逃回到浙西，戴笠、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时在江山见了他和毛万里，然后一同回了重庆。
一会儿毛森过来了，戴笠吩咐道：“回去后你再去东南办事处找毛万里，你们一道，请出家乡有名的风水大师一起考察研究，有了结果速来汇报。”
毛森领命去了，戴笠的忧愁仍无法排遣，等着家乡的答案尽快回来。
认真追究起来，戴笠的忧心自军统局成立十周年“四一”大会就已存在。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主要地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官的三至四级。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十年来，两人合作却相当默契：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答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笠也是聪明之人，知道以自己的资历、能力、水平，跳不出蒋的手心，唯一的出路是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重用。多年来，蒋介石对他一直恩宠有加。
而两人的关系，也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蒋介石给戴笠出的第一道难题，是交给戴笠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时，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极为相似，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确有祖籍在河南之说，又看郑绍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假深思，派人把郑绍发带到重庆。这件事使蒋介石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四个字。
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戴笠很聪明，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够得上杀头罪。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代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且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无法说清楚。只能把郑绍发软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让他到处乱跑。如果蒋一旦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
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让郑绍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家里寄去二百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
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已存戒心。
现在回想起来，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的本意是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十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万没想到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备心理。蒋介石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他放心的程度。
蒋、戴两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
蒋介石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待之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赠礼，目的是要唐纵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
没想到，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不偏袒军统。他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以免中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唐纵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使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蒋介石此举，使戴笠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蒋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蒋又以戴兼职过多为由，撤去戴笠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鸟尽弓藏”之感。戴笠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他知道蒋介石太多隐私，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特别是陈洁如事件给他留下了无穷隐患。
1942年11月18日清晨4点，一架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波音307型客机阿帕切号，在重庆西北一百英里处的美军空军基地待命升空。机头灯光照见一辆轿车驶上跑道，后边跟着一辆救护车。
轿车中出来的有蒋介石和几名美军军官。
从救护车里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宋美龄，被小心翼翼地抬上飞机。
宋美龄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住进长老会医疗中心。这次出国，起因是发觉蒋介石与陈洁如旧情复发而负气离国，顺便去美国就医。此前，她赴前线慰劳抗战官兵翻车负伤未痊愈，还有慢性皮肤炎。
1943年6月18日，宋美龄自美国乘专机启程归国，7月4日返回重庆。
宋美龄从美国回来后，与蒋介石的感情又和好如初，甚至更加亲昵。
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宋美龄，就没有美国的援助，也等于没有蒋家王朝。蒋介石非常清楚这层利害关系，一百个陈洁如都无法与她抗衡。
虽然宋美龄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