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简斋看出戴笠来头不小，答道：“江先生患的并非不治之症，只是小小淋病而已。张某人不才，独治此病还可以。只需用普鲁卡因青霉素480万单位一次肌注，分两侧臀肌注射，同时服用丙磺舒1克，继而再服用氨卞青霉素0。5克，每六小时一次，每日二次，十天一个疗程保证会好。”
戴笠这才松了一口气，暗道：“吓死我了，真要得了那病，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对我来说就失去意义了。”
张简斋给戴笠注射完毕，问道：“江先生这下可以回答我了吧，这烟是何处弄的？今后我还要，愿出高价购买。”
戴笠见张简斋烟瘾如此之大，心生一计，道：“不用你出高价购买，今后只要张先生需要，随时可以提供。”
张简斋连连摆手，道：“无功不受禄，不敢不敢，报酬还是要的。”
戴笠道：“我只是说不用钱买，没有说毫无条件。张先生若有意做我的私人医生，这小小的鸦片还在话下吗？”
张简斋暗道：此人果有来头！竟敢雇我做他的私人医生。嘴上道：“不知先生到底干何种营生的，可否透露一下？”
戴笠认真道：“我早告诉你了，干的是小买小卖的生意。”见张简斋还不懂，又补上一句，“你有一位亲戚叫陶一珊，我就是他的老板。”
张简斋明白了，拍着大腿，抖着山羊胡子学着京剧《武奎传》里的吆喝道：“要人头么……别人卖蒜头，我也做些小买小卖的生意卖人头，要人头么……”
于是两人笑成一堆。
此后的几天，戴笠把张简斋接到鸡鹅巷。因暂时去不了杭州，只好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叶霞翟，一封给毛万里，连同戴笠给叶霞翟的礼物一起用专车送往杭州。
给叶霞翟的信称最近突接蒋介石任务不能前来，心中尤为挂念，望不要生气；给毛万里的信道：“你不用读警校，尽快到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本部找我，我另有安排。”戴笠急着用人，像毛万里这样从小在一起的兄弟，他放心，不用读书，便速成“毕业”了。毛万里从南京往杭州一个半来回，便当上了杭州上化桥警校特训班的书记，戴笠在处本部为他主持了宣誓仪式，并亲自充当介绍人，然后派他去杭州上任。
十天后，戴笠的淋病痊愈，便带上大堆礼物从南京到杭州与叶霞翟成亲。数日后，蒋介石一纸急电，召戴笠回去，他只好忍痛暂别。
戴笠离开叶霞翟来到南京，在处所里转了一圈，看看有无重大事情发生，然后又马不停蹄去了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
戴笠来到书房，蒋介石背门而立，听得戴笠叫他，转过身劈头就问：“戴雨农，你听说过1931年2月我在庐山的事吗？”
戴笠一愣，继而明白了蒋介石这次急召他回来的目的，点头道：“学生听说过，那一次校长真是有老天相助。”
蒋介石说的“庐山之事”，是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不久，蒋介石一次在庐山山道上观赏风光，突然一个人从怀里掏出一把枪来向他射击，由于距离稍远和刺客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后面的卫兵一拥而上，一阵乱枪把刺客打死。
据查，被打死的刺客不知姓名，估计是西南派雇请的杀手，这事已过去很久。戴笠问道：“难道这个刺客还另外有背景不成？”
蒋介石不从正面回答，道：“最近在上海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发生了一桩持枪抢劫案，案发后，上海军警将四名抢劫犯中的三人抓获，判了死刑。在执行前，这三个人犯觉得因抢劫处死不够光彩，主动承认他们是刺客，庐山谋刺也有他们的份儿。”
戴笠急问道：“他们供出谁是后台了吗？”
蒋介石说：“要是供出了，我这么急召你来干啥？你回去速速办理此事，务必查出后台来，不然，他们还会在暗中加害于我！”
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戴笠领命火速去了上海。此时的特务处上海特区，已组建得初具规模，培养了赵理君、沈醉等一批著名的杀手。
上海特区区部设在西门路法国租界内。戴笠的到来，受到余和醒等人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沈醉，更是整天不离左右。
戴笠先派人调查抢劫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案犯的身世、经历。查明了这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的主子。
戴笠拍着沈醉的肩，问道：“沈醉同志，在上海干得开不开心？”
沈醉受宠若惊：“托处长的福，样样顺利！”
戴笠道：“顺利就好。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沈醉道：“我是处长的亲信心腹，知遇之恩未报，哪还敢提要求。只是我的手下生活费太少，常常入不敷出。”
戴笠道：“你告诉他们，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
沈醉不再吭声。戴笠实行的是奖金制度，特务们如果工作没有突出的成绩，就只能拿到固定的一点点生活费。为此，大家苦不堪言，要求取缔这种做法。
一会儿，戴笠悄声道：“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同志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设法得到奖金。工作做得越好，奖金越多，也最容易表现出成绩。此外，工作不好的不给奖金，这是提高工作效果的最好办法。”
沈醉把头点得鸡啄米一样，连道：“高！处长这一招确实是高！今天不听您说，我连想都想不到，这办法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戴笠得意道：“这不算什么，熟能生巧，整天钻研这一行，比这高明一百倍的办法都可以想出来。比如你，当初杀第一个人不就很害怕吗？现在都成杀人魔王了。”
沈醉道：“这还得谢谢处长对我的栽培。”
这事要说到戴笠发展沈醉为上海秘密督察之后，沈醉发现手下有一个情报员有背叛组织的嫌疑，便立即把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请示处理办法。戴笠闻讯后，不露声色地反问沈醉该怎么处理。沈醉认为应把他开除出情报局。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杀掉这个部下。当时沈醉还不到二十岁，当他听说要亲自杀人时，满脸惊恐，慌忙拒绝。可是戴笠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我就让你去！”
接着，戴笠又开导他：“他把情报送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叛徒行为，你是在为国锄奸、为民除害！”戴笠不断鼓励沈醉一定要把叛徒杀掉。接着，他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沈醉如何杀人。临走时，戴笠又给了沈醉一张“特别费二百元”的批条，作为对沈醉行动的奖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去领了一把削得又薄又尖有毒的竹尖刀，行动股的人当场把一些行刺要领和方法教给他。沈醉带着这把竹尖刀和二百元钱很快返回上海，开始了他第一次杀人的经历。
到上海后，他经过两天两夜的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下以及团体纪律的威逼下，鼓起勇气。他利用一次去探望同事的机会，见面后，他狠下心不顾一切地把竹尖刀刺向对方的喉部。
戴笠笑问道：“现在杀人，手还抖吗？”
沈醉道：“早不抖啦！杀个人和杀鸡一样容易。”
戴笠欣赏地点点头：“你们经常干这一行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暴露身份。对了，听说你母亲和你住在一起，她知道不知道你所从事的工作？”
沈醉道：“不知道，她是个吃斋念佛的人。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像是我，连忙大叫我的小名。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大声用上海话骂了一句‘侬瞎了眼！’她才不喊了。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说：‘人相像货，世上相貌相似的人很多，您老人家可能看错人了。’”
戴笠道：“很好，干这份工作就是要善于随机应变。”
是夜，派去调查的情报员陆续回来了。他们查出在南京路521号抢劫的三个人犯分别名叫尤林、唐明、彭光耀。又根据这三个人的籍贯查出他们都是上海“斧头帮”的成员。这一结果把戴笠惊得张大了嘴巴，这样说来，妄图杀害蒋介石的人就是他过去的恩师王亚樵。
1924年9月，戴笠离开“斧头帮”后，王亚樵仍在上海活动，继续领导“斧头帮”反对北洋军阀。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举行“奠都典礼”大会，南京各界知名人士与市民二十万人齐集省立体育场。蒋介石要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并让他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表祝词。王亚樵因对蒋介石在六天前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背离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行径非常不满，在大会上直言进谏南京政府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将北伐进行到底。王亚樵此举无疑得罪了蒋介石，大会结束，蒋介石下令追捕他，王亚樵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开始了一系列反蒋暗杀活动。此后，无论何派系，只要反蒋，他就无条件地与其合作。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划以军事实力讨蒋。由王亚樵联系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奂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兵败。王亚樵知道后，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剿匪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运动。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一时米价飞涨，民众对政府的怨恨颇深，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后蒋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策划的，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的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二十六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四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英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虽然刺蒋、刺宋均未成功，但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宋等人寝食难安。当时，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此时正是王亚樵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相继干出了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天长节”（天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天长节”，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共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十三人，此次爆炸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讨论东亚问题的政治家们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绝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于是，蒋向当时出任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查询“四二九”之案的主谋。
戴笠经过调查，确认是王亚樵所为，于是如实向蒋汇报。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四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府，作为诱饵，却仍遭拒绝。
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门生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