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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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叛降的各城，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欲报钟离之耻，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赶。
（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恐韦症”，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战神”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势反转。南梁的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打败了南梁的守兵，占领了朐山。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派出多支军队，累计十万多兵士，力图守住朐山。
朐山地处海滨，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今江苏连云港）隔海相望（南梁的时候，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不与大陆相连），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向南推进。守朐山，根本是赔钱的买卖，性价比太低。
这一观点，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宣武帝却想不到。统领大军的卢昶，是北方名门之后，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读书好，学问大，指挥作战一窍不通。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
十二月，守朐山的傅文骥弹尽粮绝，向马仙琕献城投降。之前没有一点表示的卢昶见朐山丢了，骑上马就跑，十万魏军跟着溃散。淮北普降大雪，从朐山到郯城的路上，遍地都是冻死的、冻坏手脚的北魏士兵，加上马仙琕所率梁军乘势砍杀和俘虏的，魏军损失八成以上。
朐山失利是钟离之后北魏军事上最大的惨败，两大失败都发生在宣武帝时期，令他戴上了“外战外行”的帽子，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高肇专权是北魏衰败的内部标志，那么钟离、朐山的惨败则可以说是北魏衰败的外部标志）。
（南方的梁武帝受到胜利的鼓舞，三年后（梁天监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在降将王足的怂恿下，开始在淮水下游的浮山（今安徽五河一带）修筑拦淮大堰，想要水灌寿阳，除掉这个心头之患。虽说中国古代水利一向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梁武帝还是太异想天开了，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条件。浮山堰工程上马后，经过近两年耗人、耗力、耗钱、耗时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总长九里，高二十丈（相当于三十多米，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坝，可那年头也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申报呀），一时间令寿阳守军颇为紧张。然而就在建成当年的秋天，洪水泛滥，大堰坍塌，寿阳城没淹没，反倒将下游数百里的村落冲入海中。梁武帝施计不成，险些自废武功，只好暂时放弃北进的计划）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仿佛如梦初醒的宣武帝终于觉得先攻西线更有把握。他命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领步骑兵十五万攻打益州。大军出动两个月后，延昌四年的正月，宣武帝病故，享年三十三岁，与其父孝文帝寿命相同，作为却相差甚远。他生前的最后一次用兵，也就作罢。此后，北魏再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征讨南方的战争，直至灭亡。南北两国勉强恢复了短期的和平。
出征在外的高肇接到征召，听说皇帝驾崩，如丧考妣（这也难免，没有宣武帝，又岂能有他高肇的今天？）。
他不敢怠慢，日夜兼程地赶回洛阳，上殿哭丧。朝中的官员们恨不得剔其骨、食其肉。高阳王元雍与宫中的领军于忠早就商量好，在西面侧廊设下埋伏，等高肇声泪俱下地哭完灵，来到侧廊休息，武士们一拥而上，把他乱棒打死。
不得好死的高肇倒台前，宣武帝的太子元诩已经即位，是为北魏肃宗孝明帝。元诩只有六岁，在他的背后，北魏政坛成为争夺权力的角斗场，拓跋珪开创的北魏帝国，只剩苟延残喘的份了。
九、胡太后越礼
孝明帝元诩是北魏第九任皇帝（如若不算得位不正、又短命被弑的南安王拓跋余，则是第八任），他身上有很多个第一。比如，他是北魏迁都后出生在洛阳的第一位皇帝（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是所谓“移民第二代”），也是唯一出生在洛阳皇宫、并存活下来的皇子。
在他之前，宣武帝曾有过两个皇子。头一个是与第一任皇后于氏所生的元昌，遭到高肇算计，三岁就死了。第二任皇后高氏做贵嫔时，给宣武帝生过一个皇子、一个公主，小公主养大了，小皇子却比元昌夭折得更早。高皇后没再生过孩子，但她生性好妒，对于其他嫔妃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在意，甚至千方百计阻挠她们的行动。直到宣武帝驾崩，后宫中还有不少嫔妃从来就没有侍奉过皇帝。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监控环境下，却有一名女子幸运地得到宣武帝的惠顾，有了他的孩子；不仅有了孩子，而且还是个男孩；不仅是个男孩，而且还做了太子；不仅做了太子，她本人还逃过了北魏皇室沿袭一百多年的“子贵母死”的规矩，免于一死，并靠着儿子的地位，成为北魏后期极为关键的人物。她，就是元诩的亲生母亲胡氏。
胡氏是汉人，祖上出自陇西安定（今甘肃泾川），曾祖胡略与祖父胡渊两代在后秦和夏国为官。北魏灭夏，胡渊投降北魏大军，有接待之功，拓跋焘赐他侯爵，又让他做河州刺史。
按照北魏的制度，袭爵时自动降一等，因此到胡氏父亲胡国珍的时候，由于无才无功，除了伯爵的爵位外，就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了。当初的关中大国后秦以佛教为国教，现在的北魏也是佛寺香火旺盛。胡家深受影响，一向虔诚信佛。胡国珍的姐姐就出家做了尼姑，而且理论水平还不低，经常有机会到宫中去谈经论道。胡国珍想光宗耀祖，自己又没什么本事，琢磨来琢磨去有了个主意：重点培养女儿，然后由姐姐充当皇宫“内线”，向皇帝“引荐”。
这条路走对了。胡氏容貌气质俱佳，在胡国珍姐弟的熏陶下，多才多艺，又懂了许多佛学大义。旁人一瞧，真有一丝知性女子的味道。她那位做尼姑的姑姑每次进宫，一有机会就跟宫女太监们谈起侄女的好处，时日长了，宣武帝也知道有这么一位“好女孩”，心中不免痒痒，便将胡氏召进宫中，封为承华世妇（世妇是后宫的级别之一，低于嫔）。
长期以来，北魏后宫形成了一套思维定式，嫔妃们常常相互祈祷，只愿生公主，即便是生王子，也千万别是第一个——大家都不想因为生了个太子而丢了性命。胡氏是有备而来的人，对这种思想嗤之以鼻。她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怎可为了一己之生死而令皇家没了嫡传的血脉呢？”
宣武帝听说胡氏觉悟这么高，越发宠幸她，不久胡氏就有了身孕。她每夜在佛前起誓：“但愿所怀是个男孩，生下来就是长子（宣武帝前面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即便因为当上太子而杀了我，也在所不辞！”
佛还真保佑了她一回，元诩出生。宣武帝喜不自胜，他加封胡氏为充华嫔，亲自安排抚育人员，把小元诩精心保护起来，谁都无法接近他，连皇后高氏也找不到机会下手。
高皇后杀不了元诩，却也有她的如意算盘。她心想反正有“子贵母死”的祖训，等元诩立为太子，胡氏就得赐死，到头来太子还是由她控制。
果然，元诩长到三岁即被立为太子。可谁料想，无论皇后怎么劝说宣武帝除掉胡氏，宣武帝就是不听她的。宣武帝快三十才有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传统上北魏皇帝这个年龄都应该做上爷爷了），不但不能让他受一点伤害，也要让生他的胡氏好好地活下去。宣武帝在事实上废除了“子贵母死”的规矩。（废除这项看似野蛮的制度，本应值得赞扬。可是历史偏偏在这里又开了一个玩笑，侥幸存活的胡氏，最终做了北魏一朝最后一位皇太后。北魏虽说不上亡在她手里，她对于北魏的衰亡，却也逃不脱干系）
直到宣武帝去世，高皇后仍在找机会暗杀胡氏，在诸位亲王的关照之下未能得逞。高肇被诛，整个情势顿时完全颠倒过来。高肇恶贯满盈，取胜的高阳王元雍、领军将军于忠等人也并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这只是一场太子党与外戚党的权力斗争而已。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作为高皇后对立面的胡氏，自然而然被太子党极力拥护。太子党首先让受排挤的任城王元澄（这位孝文帝时代立过大功的老王爷在宣武帝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作为，由于高肇的猜忌，他被迫装疯卖傻，整日饮酒作乐，才得以保全性命）以及宣武帝的弟弟元怿、元怀三位分别担任司空、太尉和司徒（即“三公”），然后把高太后（小皇帝登基，自然“升”了一级）迁到洛阳附近的瑶光寺去做尼姑，不得随便入宫（几年后，机关算尽的高氏还是被胡氏派人秘密毒死，也算是“天道无常、报应不爽”了），改尊胡氏为皇太后。
权力稳固后，诸位亲王联合群臣奏请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母仪天下，成为北魏继文明冯太后之后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这级别超额完成了父亲胡国珍的目标，胡老头跟着鸡犬升天，大概也暗自佩服自己的计划吧。不过他只享了三年福，就真的升天了）
太子党自以为聪明，让没什么背景的女流来处理朝事，必不会像外戚那样难以驾驭。他们怎么会想到，眼前的这位弱女子，却有的是手段，而且会变本加厉地搞烂北魏朝廷。
保护胡太后有功的于忠第一个失势。于忠是宣武帝身边的老臣，也是经过高肇一连串恶搞还能活到孝明帝一朝的少数近臣。他仗着资格老、功劳高，一手抓政令发布，一手抓宫中侍卫，有意专断朝政。尚书左仆射郭祚和尚书裴植劝高阳王元雍想办法把于忠派到外州为官。于忠知道了，就假传圣旨，杀了郭、裴二人，免了元雍的官职。胡太后一临朝，马上解除了他侍中和领军的职位，让他去冀州做刺史。
胡太后认为于忠的功劳还是主要的，夺权之后也没理睬元雍等人的弹劾，并不过多为难他。她心里明白，五十多岁的于忠也没几年可以蹦跶了，不妨做个顺水人情，对他既往不咎。一年后又让他回京城为官，弄得于忠不但不怨恨，还感激涕零。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于忠不负她望，一命呜呼。
有了于忠的榜样，太子党的其他成员便不敢看轻胡太后，胡太后做事逐渐大胆起来。按照礼法，只有皇帝对下级发布的文书才有权称为诏，其他人发布的文书只能称为令；同理，下级只有对皇帝上疏时才能称呼陛下，对皇后、太子等只能称呼殿下。胡太后不满于低一等的称呼，把自己发布的令改称诏，要求群臣上疏用陛下的称呼，自己则用“朕”这个皇帝专用字眼。之后，她又以小皇帝年龄太小为由，提出自己代为主持祭祀，这也是越礼的行为，所以负责礼制的官员竭力反对。她就向侍中崔光请教，崔光引经据典地说：“汉朝的邓太后就曾经做过祭祀的事。”胡太后很高兴，便摄行祭祀典礼。以礼法而言，她的所作所为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
崔光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做过宣武帝和孝明帝的老师，在北魏后期算是比较敢说话的大臣。但他崇尚中庸之道，在胡太后面前，总是尽量顺应她的意思。这样的人，是不能指望挽狂澜于既倒的。（顺带一提，崔光的侄子就是《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
任城王元澄也是位比较敢谏的大臣。胡太后信佛，多次为之大兴土木，建佛寺、造佛塔、修石窟、凿佛像，还广开斋会，花费不少开销，人民赋税沉重。他多次上表，希望朝廷能够“蓄力聚财”，减轻劳役。胡太后对老王爷表示尊重，却没有什么改过行为。元澄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病故，胡太后更加放肆了。在国家的各种庆典仪式上，她动辄大办宴席、大赏群臣，收买人心的同时，也把官员贵族惯得越发贪婪。
就在元澄去世的那一年，洛阳出了件骇人听闻的案子。
征西将军张彝的次子张仲瑀上了一道秘密的奏章，要求改革选拔制度，认真评定武官的资格，不能够给他们安排清闲的职位。这道奏章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迅速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洛阳城势力最大的一批武官是羽林与虎贲，他们到处张贴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