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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三国十八扯-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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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屈,对于辱骂的理解也合儒学的道理———前一方面值得学习,后一方面也可借鉴。只不过尚须补充一点,那就是,无论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皂隶草民,采用辱骂和恐吓手段进行战斗,决然不会都遵从儒家学说,因而决然不宜践行“本本主义”。

第十四章 司马懿之心难以捉摸

司马父子成为曹魏政权掘墓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而曹氏父子恰是促成者,历史仿佛在开玩笑。扫却玩笑的迷雾,看一看司马懿那一颗难以捉摸之心,比指一指司马昭那一颗路人皆知之心,对于后世人更具吸引力。那也是另外一种“黄天”代替“苍天”,无关乎宿命。

汉语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出于三国后期,事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在位的甘露五年(260),这个时年20岁的傀儡皇帝眼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面见,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其背景在于,嘉平六年(250)时任大将军司马师擅权废齐王曹芳,另立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时年14岁的曹髦继位,改元为正元。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同其兄一样专擅军政大权,儿皇帝曹髦无非一个摆设而已。到甘露五年,司马昭任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权势尊显已可与建安末年的曹操比拟,业已成年的曹髦于心不甘,意欲有所作为。王经劝阻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顺逆之理,非一日也”;倘若“欲出疾而更深之”,势必“祸殆不测”,因而“宜见重详”。曹髦不听,决计起事。王沈、王业向司马昭告密。于是乎,由中护军贾充、太子舍人成济出面,将曹髦杀于南阙之下。随即另立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奂为帝。那就是曹魏政权的末代皇帝魏元帝,在位仅六年,到咸熙二年(265)就禅让给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了。

正如王经对曹髦所说,司马氏“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溯流竟源,要追到司马懿。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一个累世二千石的地方豪族世家。其父司马防,东汉末年任尚书右丞,曾举荐曹操担任北部尉。曹操称魏王不久,特将司马防请到邺城,设宴欢饮。席间曹操问道:“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率尔回答说:“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大笑,对司马防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铭感之情,尽在如实对答和开怀大笑之中。有这层特殊关系,司马防本人以及其子司马朗(懿之兄)、侄司马芝(懿之堂兄)都先后投靠曹操,并得到重用。《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年轻时就“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被当世名士杨俊、崔琰誉为“非常之器”。陈寿为晋臣,撰《三国志》不敢犯讳给司马懿及子、孙立传,但在《崔琰传》里,也提到崔琰曾对司马朗说:“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司马懿早年曾在本郡作过郡吏,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任丞相后,时年30岁了才被辟为相府文学掾。在曹操身边,他得到迅速提升,“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见《晋书·宣帝纪》)东曹属主管人事,主簿综理相府庶务,都属贴身秘书性的亲重职务。

然而在曹操时期,或许智囊团的杰出之士太多了,司马懿虽然时有建言,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非常”之处。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为魏太子,曹操任命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那是一个掌管太子宫禁侍卫的重要职务,从此让他成为曹丕的“四友”之一(另三人为陈群、吴质、朱铄),仕途进入了关键转折点。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一死,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立即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任丞相长史,相当于今之总理办公室主任,上了很大的几步台阶。

历来封建帝王将相身边的亲信,升宫致显都比别的人方便,司马懿在曹丕时期,自然进入了“进步”(当今中国官场术语)快车道。曹丕当丞相、魏王不久,又委任司马懿为督军御史中丞,那是一个临时设置的权要职务,相当于后来历代的监军加今之中央特派员,让他以“御史中丞”身份代表曹丕,行使监督领军将帅的重要权力。司马懿及时抓住邀宠效忠良机,〖Zei8。Com电子书下载:。 〗凭新任要职联络一批朝廷大臣上表劝进,仅止过了17天,曹丕便接受汉朝末代皇帝刘协的“禅让”请求,实现父亲曹操的遗志,成为魏国开国皇帝。这样的翼戴之功,使他进一步博得曹丕信任,跻身成为当朝心腹重臣之一。黄初五年(224)曹丕出征东吴,即任用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留守许昌,代其统摄后方的行政和军事事务。到外地出巡,也让司马懿留守坐镇,俨然依为股肱。黄初七年(226)五月,时年40岁的魏文帝曹丕“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这四个临终顾命的辅政大臣,两人为曹氏宗亲,两人为当初魏太子的“四友”成员,都有最高军职大将军头衔,共同组成了曹丕身后的最高权力核心。时年48岁的司马懿效忠曹家父子18年,由相当于今县处级官员的相府文学掾起步,登上了相当于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官场巅峰,都仰赖曹家父子,特别是曹丕的眷顾栽培。曹丕无论如何料不到,这四个辅政大臣,唯有司马懿会对曹氏的皇权基业由辅到削。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懿决然不是一个天生的背叛者和野心家,他在接受顾命重任以后,为保曹魏天下,还是尽心竭力的。与此前相比,正是以辅政作为起点,他的建功立业进入辉煌时期。黄初七年(226)七月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职务统领禁军,八月即受命率兵去襄阳解围。当时吴将诸葛恪领军围攻襄阳,司马懿大军到达,业已退走。曹叡改任他为骠骑大将军,坐镇宛城(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县南),都督荆、豫二州军事,主持魏国南部战区的对吴作战。这是司马懿平生第一次出任战区最高指挥官,在宛城四年,虽然魏、吴两方只在淮南地区打过一仗,襄樊一线再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但对他个人而言,不啻是从为政股肱到卫国干城的一次政治角色转换。有了统兵作战的历练和资本,对他后来呼风唤雨的腾挪施为,构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简单一点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关键转折点,从此他手里握有“枪杆子”,在那个乱世中,“枪”可以指挥“政”。没有这里的“枪”作底垫,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司马父子权倾朝野,直到司马炎以晋代魏。

坐镇宛城期间,司马懿终于一显“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达。孟达原是蜀汉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县)守将,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并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任其为太守,率领旧部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形成蜀汉肘腋间的一颗钉子。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阶、夏侯尚相继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这位降将就“心不自安”起来。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就多次写信策反,孟达也回信表态愿响应。与孟达一起降魏的申仪素与孟达有隙,秘密上表告发其“与蜀潜通”,曹叡还不相信。

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去调查,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不已,遂于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军攻洛阳。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达提防司马懿从宛城来攻。孟达却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阳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马懿要上奏朝廷请准后才能出兵,往返加起来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兵抵新城,届时他已打到洛阳了,没有预作防备。殊不知司马懿审时度势,特事特办,不上奏朝廷就于次年(228)春果断出兵,并且倍道兼程,日行军150里,八天就包围上庸,直搞得孟达措手不及。围城强攻16天,孟达部将李辅、外甥邓贤等开门投降,孟达被擒授首。司马懿带着上万俘虏凯旋宛城,又趁申仪来祝捷,将其抓捕起来送往京城治罪。就这样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地平息了叛乱,也剥夺了蜀汉北伐一个可利用的援手。从中反映出,司马懿的确“聪哲明允,刚断英跱”,具备杰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胆识和谋略,用兵打仗也能够出奇制胜。

太和四年(230)七月,司马懿奉诏,配合大司马曹真伐蜀,攻入蜀境,因雨退还。次年(231)曹真死,诸葛亮第四次兴师北伐,兵出祁山,司马懿临危受命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代替曹真主持西部战区的对蜀作战。曹叡诏令中说:“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力,前后历时四年。

面对诸葛亮这样一个军事指挥才能优于自己的国家敌人,司马懿不像对付孟达那样以奇制胜,而是调整成为稳沉持重的求实应变。第一次对垒,他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三月进攻陇西,意图在于抢割当地新熟的麦子,以解决蜀军补给线太长,军粮接续不上的难题,因而不必轻易交锋,只把作战重心放在阻挠蜀军抢割行动上,便可以迫使蜀军不战而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是魏国的民屯重点县,司马懿派遣部将费耀、戴凌率领精兵前去防守,自己则率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领兵赶往祁山大营解围。诸葛亮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获悉魏军主力将至,立即分兵固守祁山的蜀军南围军营,自率主力转向上邽去抢割新麦。蜀军围住上邽魏军,同时抢割麦子,迫使司马懿不得不掉头赶来救援。救援的魏军赶到,使蜀军无法从容割麦,诸葛亮求战不得,也只好放弃下邽,转向卤城以求一逞。司马懿率军尾追到卤城,仍只扰不战,拒险固守。这样地跑来跑去,扰而不打,引起部将贾栩、魏平等不满,嘲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比他资格更老的宿将张郃也说:“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第一次主持西部战区战事的司马懿拗不过诸将“咸请战”,就硬着头皮打了一仗,结果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重新采用扰敌固守策略。拖到六月份,蜀军拖得军疲粮尽,只好退回汉中去。第一次较量,司马懿在战斗中确是失败了,在战略上却是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较量发生在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斜谷(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屯兵渭水南岸五丈原(又称南原,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时在当年四月。按照计划,蜀军下一步行动将是渡过渭水,进占积石原(又称北原,在今陕西岐山县西面),通过占领南、北原两个战略高地,切断曹魏与陇西诸郡间的联系。司马懿采纳郭淮建议,由郭淮带兵抢先占据了积石原,逼使蜀军退到渭南。他本人亲率主力,扎营马冢山,隔武功水(又名斜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石头河)与蜀军大营相对峙。诸葛亮劳师远征,利在速战,所以积极向魏军挑战。司马懿看准蜀军拖不起,就坚壁高垒,拒不应战,坚定不移地以拖为战。久经战事的诸葛亮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拖延战法,只好也不按常规出牌,遣使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意在嘲弄戏辱,激其应战。司马懿偏不上当,一方面接受巾帼妇女之饰,另一方面只向来使探问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来使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他由此得出结论:“亮体毙矣,其能久乎?”更加决意拖垮诸葛亮。部将不理解,认为他怯懦,强烈要求出战。司马懿吸取前一次的教训,在内部也搞拖延战法,故意上表请示裁处。曹叡明白其用心,下诏说:“但(只须)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代劳,全胜之道也。”借天子以制部属,司马懿再也无须听人唠叨,放心大胆地继续拖蜀军。拖到当年八月间,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营中,蜀军只好退回汉中。这一次,靠拖延而取得不战屈人之兵的效益,司马懿在战争史上创出一个独特战例。他的权谋和忍劲,也从中表现无遗。

诸葛亮死后,西线十余年间无战事,司马懿转往东线,主持了削平辽东公孙氏割据势力的重大战事。自汉末天下动荡以来,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打着保境安民旗号,名义上归顺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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