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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细说宋朝-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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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司的粮饷尚未到齐。受史嵩之的教唆,京湖制置司在筹划粮饷上阳奉阴违,不肯及时筹划粮食,贻误了战机。
  赵葵主张立即挺进洛阳,便派徐敏子为监军,率一万三千人进取洛阳,再命杨义领兵一万五千为后援,两军仅各带五天口粮。月末,留守洛阳的蒙古军有备撤退,徐敏子进入洛阳空城,蒙古军在城外设伏实行反包围。杨义所率援军在洛阳城东遭到蒙古伏兵的袭击,溃不成军,坠入罗水者不计其数,杨义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洛阳城内宋军的士气更为低落。八月初,入络宋军断食四日,被迫退兵,蒙古军纵兵尾击百余里,伤亡达十八九,徐敏子中箭负伤,步战逃回南宋边郡光州(今河南潢川)。
  驻守在东京的赵葵、全子才闻讯也不增援,反向朝廷虚报战况,把败北溃散说成“歼敌精锐”,把望风披靡说成“保存实力”。大军最后也终因粮饷不继,兼之蒙古军乘机决黄河水倒灌,只得引师南撤。
  端平入洛前后近两个月,以轻率出师始,以仓皇败退终。端平三年,理宗下罪己诏,承认“责治太速,知人不明”,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端平入洛的直接后果有三:其一,南宋国防力量大为削弱,军民死者十余万,粮食损失百万计,器甲辎重尽弃敌境;其二,南宋从此对蒙古彻底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略,转为闭关守御的消极政策;其三,蒙古确实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动侵宋战争,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端平二年,蒙故窝阔台汗在西征欧洲、东征高丽的同时,派大将阿术鲁率东路军进攻两淮,二皇子阔端率西路军攻打四川,三皇子阔出率中路军南下荆襄。先说西线战场。阔端攻陷沔州(今陕西勉县),次年九月,攻破宋军蜀口防线,深入川北,一月之间,利州、成都和潼川三路五十四州相继陷落,四川遭受蒙古军的第一次洗劫。
  再说中线战场。阔出从河南南侵,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驻守唐州(今河南唐河),闻风弃城出逃,枣阳、光化和德安等湖北郡县也先后失陷。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坐镇襄阳,朝夕酣饮作乐,边防废弛,驻襄南北军势同水火,北军最后焚城降蒙。端平三年,蒙古军也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治今湖北沙市),饮马长江。
  孟珙奉命驰援,下令封锁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列炬照江达数十里,让军队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他趁机焚毁了蒙军打造的渡江战船,这才迫使敌军撤退,确保了长江防线的安全。
  江陵保卫战以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了孟珙。他也不负所望,不但收复了襄阳等失地,还多次派兵主动深入河南作战,给蒙古军造成严重的威胁。他是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的,在其镇守荆襄期间,蒙古军始终不敢轻易南攻。
  最后来看东线战场。蒙古军队也向两淮州郡发起猛烈的攻势,前锋甚至打到过真州(今江苏仪征)。但这里是长江门户、江南屏障,宋军防御力量较强,蒙古军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端平三年,杜杲知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浚深城濠,构筑外城,为抵御蒙古军进犯预作准备。次年冬,蒙古军围城三月,架火炮焚楼橹,宋军随毁随补。蒙古军命敢死队戴金属面具,着牛皮盔甲仰攻攀城,杜杲命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使其无法得逞。安丰守军与增援部队内外夹击,大败敌军,蒙古军在安丰城下损兵折将达一万七千余人。
  嘉熙二年(1238年),杜杲因功升为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蒙古骑兵来攻,堆垒起高于城楼的土坝,日夜炮攻不停。杜杲在城中再建一座土城,以防不测,指挥军民以火攻与炮石袭击蒙古军,焚毁其炮座,趁其势竭,乘胜出击,追杀数十里,毙敌二万六千余名。安丰军之战与庐州之战,是宋蒙战争前期少有的胜仗,也开创了城市保卫战的成功先例。
  大体说来,从端平入洛宋蒙进入战争状态以来,一方面,蒙古专力西征,战略进攻重点不在南宋,另一方面,南宋在川蜀、荆襄战场初战失利后就加强了这些地区的防务,因而直到蒙哥汗在位前期,宋蒙战争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残酷悲壮的战役还在后头。

细说宋朝71:端平更化
  史弥远死前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撒手死去。理宗将明年改为端平元年(1234年),沉默了十年,他终于熬出了头,开始亲政。
  旧史家将其端平亲政后的一些改革称为“端平更化”,近来有学者认为理宗的这种改革一直持续到淳祐年间(1241…1252年),严格说来应称“端平淳祐更化”。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毕竟端平年间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改革力度也较大,这里姑且沿用旧称,但所说内容间或也延伸到淳祐之政。更化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罢黜史党。史弥远一命呜呼,他那些遍布朝廷的心腹党羽也失去了靠山。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却绝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五月,流放千夫所指的“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其二,慎择宰相。理宗纠正了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郑清之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史称他“不好立异”,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倒也投契。端平三年,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诏,他也罢去相位,但理宗对他仍眷顾不衰。史称郑清之“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端平二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清之去位以后,理宗让他独相三年,嘉熙三年,因老病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史称他“历练老成”,参与更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并任左右相。宗勉任相仅两年,即卒于任上,史称他“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其人,不是贤相,却是能臣。他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史嵩之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
  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时人对史弥远的一口毒气都呵在了他的身上,后人对他也没有好感。他与乔行简、李宗勉先后并相,时论评曰: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他为相六年,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淳祐四年(1244年),丁父忧,理宗命他起复,舆论大哗。人们联想到史弥远在宁宗朝起复后专政二十五年的旧事,不断上书以儒家伦理抨击他,太学生、武学生与临安的府学生也轮番上书。理宗也唯恐他成为史弥远第二,便让他守丧,服除以后,借助舆论的力量也没有再起用他。因受史弥远的牵累,后人对他与郑清之俱无好语,平心而论,两人固然绝非贤德之相,但也绝非权奸之相。
  其后,范锺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锺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杜范任相,都民“欢呼载道”,都有令誉。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游似与范锺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和,但都能克制和配合。
  淳祐七年(1247年),边事转急,理宗再相郑清之。但他对御蒙并无贡献,而且“政归妻子”,其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淳祐十一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但在位仅一年;谢方叔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
  纵观理宗端平、嘉熙、淳祐之际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一时之选,较孚人望。
  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专政,台谏成为权相的鹰犬,理宗都看在眼里。史弥远一死,他就宣布“收倒持旁落之权,聿更大化,择特立独行之士,亲擢紧官”,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最后一抹余晖。
  其四,澄清吏治。光、宁以后,吏治大坏,及至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个候补官缺,即消耗国家财政,又影响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贿。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规。堂除是权臣专政下的政治陋规,也为内降恩泽滥授美差留下了后门。堂除之阙还给吏部后,“赴选调者无淹滞,合资格者得美阙”,有效抑制了内降恩泽。
  二是减少官吏权摄。所谓权摄就是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官员队伍因而膨胀。理宗规定,内地如缺州县官,必须由现任官出阙;出任两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须到两广四川等偏远地区任职,确保那里官缺不再权摄。
  三是控制取士人数。从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取士约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宝祐以后七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约六百人来,大约少取四分之一,也应是减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严格升迁制度。为了抑制侥幸得官和越级提升,理宗规定:在朝的宰执、台谏、侍从以及在外的监司、帅守不得徇私荐举;未历州县官者不得入朝为郎官,已经在朝为郎官者必须补上这一任。
  其五,整顿财政。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回应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楮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后期日渐严重的会子危机,对此将在《会子危机》里细说。
  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嘉熙二年(1238年),命各州府仿照户部会计式样,立簿记录出纳,每季送呈尚书省计簿房,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端平二年,宰执自愿减半俸,以为提倡节用的表率。这年九月,理宗命大臣审定节用项目,范围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指示“毋牵私情,毋惑浮议,日计之虽不足,岁计之则有余”。
  其六,尊崇理学。韩侂胄倒台后,理学地位逐渐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郑清之学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让真德秀讲授朱熹的《四书集注》,宝庆三年,进封朱熹为信国公,凡此都表明他对理学十分热衷。端平亲政,理学家们掀起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热潮,理宗也成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的建议,享受入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从这一名单,反映出程朱理学虽已成为主流派,但尚未定为一尊,蜀学领袖苏轼与文坛泰斗欧阳修都名列其中。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汝南伯、河南伯、伊阳伯、郿伯,与原先所封的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令学官列入孔庙入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瑗、孙复、苏轼、欧阳修也被迁出,司马光则赔了绑。
  景定二年(1261年),司马光又与邵雍、张栻、吕祖谦补祀入孔庙,这是南宋最后排定的名单,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宣告确立。
  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对朝野影响最大。真、魏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当时并称二贤。端平元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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