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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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居然获得资料判断温州的金匠行会很长时间内由宁波人组成！这次考察欧洲，印证了他对欧洲的很多分析。例如，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正派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这就证明，新教伦理也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我们在欧洲旅行，两眼离不开无处不在的教堂尖顶，两耳躲不掉时时鸣响的教堂钟声，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好的引领。
韦伯写了这些著作后还曾有过一段从政的经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魏玛共和国，几乎成了政治理论的主心骨。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学度过的，其实也不能说“晚”，去世时才五十六岁。
我遗憾的是，在他之后，直到今天，欧洲对于自身文明的剖析，对于别种文明的了解，都还没有从整体上超过他，而他却已被遗忘。
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失记。
2在韦伯去世两年后，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学生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就是弗洛姆（Erich Fromm），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将和元老。海德堡大学在介绍自己培养出的人才时没有提到他，但你一提，他们还是为之而骄傲。
“怎么，连他，你们中国人也知道？”他们不无惊讶。
我说，在中国，即便是对哲学毫无兴趣的某些青年群落，也有很多人读过他的《爱的艺术》。
我说这话时想起十余年前到中国南方旅行，在广州夜市的每个书摊上都见到这本书，那些刚刚从农村到广州打工的淳朴女孩子，半懂不懂地翻阅着，然后红着脸把它买回。
我知道她们误会了弗洛姆，但又高兴她们在休息时间能够去啃几句弗洛姆。
弗洛姆的学术出发点是精神分析学，但最后让他知名于世间的是以爱为中心的人生哲学。他所说的爱不同于广州青年女工们的期待，而是一种弥散型、循环型的大爱。按他的说法，你爱一个人，也就是通过他爱了所有的人，包括爱你自己。他的憧憬是所有的人互爱，爱世界、爱生活，使爱充溢人间。
我喜欢他天真的善良，但从学术水平来看，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缺少逻辑深度，显得比较空泛。他在理论上比较显出功力的部分是对人类困境的分析，这在他的思想结构中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因为他认为爱是人类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唯一生路。
他说，人类的困境产生于人的自然归向与理性归向之间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远有一种发自天籁的冲动，耳边永远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呼唤，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了，回归只是一种向往，或是一种设计。这样一来，理性也就很难讨人喜欢，时时成为一种压抑天性的痛苦力量。总之，人类既苦于自然又苦于理性，恍惚其间孤立无援，甚至引起一系列病态人格，与健康告别。唯一能化解这种困境的只有一个字：爱。
弗洛姆认为，爱是什么的问题可暂时搁置一下，人们需要警觉的是没有爱将会如何。这种反证法正是他立论的聪明之处，而且由于每个人都体验过缺少爱的孤独，看到过离开爱以后的病态，这种反证法对广大读者有切身的说服力。我想，《爱的艺术》畅销，部分原因是书名，部分原因是这种反证。
一位高层哲学家的书成了畅销书，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还不很习惯。其实，要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说得深奥难解很容易，而反过来，要把一个深奥难解的问题说得简单明了就很不容易，需要支付高昂的时间代价和学术代价。近几百年来欧洲文化为了从经院释放到民间做了多种试验和努力，与此相反，本来侧重于人间情理的中国文化却有一部分走了相反的方向，由顺畅退缩到拗口，由通达退缩到生涩，由响亮退缩到嗫嚅，由开阔退缩到狭窄，我想这正如弗洛姆所说，陷入了一种“病态人格”。
文化最需要谋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终原因是博爱。
盈缩空间
1汉诺威的空间概念总是怪异的。
英国有个汉诺威王朝。那是由于两国联姻，阴错阳差，汉诺威王室的公子成了英国国王，结果两国共用一个元首，而且代代继承。这事直到英国与中国打鸦片战争前不久才结束。
德国统一后，汉诺威作为工业基地，既频频地输出侵略工具又屡屡遭受毁灭性打击，据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成为盟军空袭目标，市中心原有数万居民，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蜷缩在防空洞里存活下来。一种强蛮的空间欲望一旦失控，就有可能转化为最狭隘又最危险的小空间，真可谓盈缩无常。
汉诺威从防空洞钻出来后又遇到英国，但这次它与英国的关系与以前大不一样了，有点尴尬。英国占领军旧情未泯，想给废墟中的汉诺威带来一点什么，便在一家工厂的旧址举办工业博览会，没想到这一个点子渐渐发展成一个举世嘱目的事业。现在，汉诺威博览会已成为世界各主干企业发展趋向的重要坐标。我已来过多次，每次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车潮向那里集中，又从那里出发，心想，这座城市还在做空间盈缩的文章，只不过这次真正做漂亮了。
汉诺威王朝之于英国，是一种古典政治的渡海传奇；汉诺威废墟之于盟军，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血火恩仇；汉诺威博览会之于世界，则是全球化经济理念的骄傲凯旋。
由此，汉诺威成了一个极有弹性的感性意象。
2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德国馆，进门像一个雕塑工场，横七竖八地放着几十个毛坯伟人，有的完成了一半，有的接近于完成，定睛一看都是德国人。墙上还有长长的留言牌，恳请世界各国观众写上还应补上的人名，当然也应该是德国人。
这么多雕像即使没有完成也能被外国参观者一眼认出，即使不好好排列也气势夺人，这种看似自贬的方式，实在是一种既聪明又大胆的构思，蕴含着无须言表的民族骄傲。
这种骄傲竟以那么谦和的声调吐出：全部名单尚未确定，一切伟大都还没有完成。这便是德国馆的序言。
3德国馆的主厅，展示各州遴选出来的对人类文明作出过贡献的人，但作为形象化的展览一定需要有实物，于是，我们看到了马丁·路德布道的那个讲台，十六世纪的雕木护栏苍老而光滑，用现代的金属护栏围在四周，让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仰视一个重要的精神转折点。
作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要比胡斯深厚，因为当时他已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也比胡斯幸运，受到德国诸侯保护。
与胡斯近似的是，马丁·路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亲自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实际上也规范了德语教学，把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结合起来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成功的，而且在欧洲产生了连锁反应，罗马教廷也在紧迫的情势下进行了一些自我改革。由此，西方宗教在存在形态上走出了中世纪。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的德国还要把马丁·路德请到世界博览会德国馆的主厅。他们真能选，仅此一人，就让德国提挈起了西方近代的宗教精神。
一位陪我参观的懂中文的德国朋友告诉我，大概由于马丁·路德的关系，德国的教会现在给人的印象很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的教派共同反对法西斯独裁；在东、西德国对峙期间，两方面的教会关系密切，为后来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在目前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上，教会主办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幼儿园、敬老院，接近半数的医院，以及全部的残疾人之家，而且已经把这些事业发展到很多不发达国家。
人文主义、宗教精神、慈善情怀，组合成一种可触可摸的暖流，润泽人间。
德意志文明的高贵层面，正是在精神深处慢慢复苏、扩大空间，才在世界人民面前重获信任。
4我实在不想批评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记得当时还一直在向周围不满的参观者作一些解释，希望他们原谅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初来乍到。但是，当我转了一圈终于全部看完，得知事先当地报刊民意测验中中国馆被列为德国观众最想参观的展馆之一，而又看到入口处排队准备入场的世界各国观众多到那样的地步，心里就不是滋味。
可能不应全然责怪承办者，问题的背景在于一种僵化的体制，一种陈旧的观念，一种被曲解了的文化。
最难以理解的是那种漫不经心的草率。世界博览，人头济济，国家间的形象作近距离对比，再目空一切的发达国家也不敢对此马虎。要么一时不知深浅，干脆不来，像美国；要么集中一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苦心构思，精彩呈现，像德国、法国、日本、欧盟、阿联酋。各国总要找到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主题，然后出示强有力的证据。中国馆找不到主题，更没有艺术构思，门外照例是长城照片和京剧脸谱，里面除了有一个简单的三峡工程模型外，稍有印象的只有两点，一是幻想中的中国人登上月球的模型，二是以一个针灸穴位人体模型为中心的中医介绍。这实在是草率得太离谱了，不知在骄阳下排着长队的各国观众，看了作何感想。
幻想中的中国人登上月球，怎么好意思当作一个内容提前展出呢？这儿毕竟不是少年宫。在这方面我们实在太大胆。但另一方面又太谦虚，欧美都开过国际针灸大会了，中国馆居然还在作针灸的常识介绍，又放了几瓶普通的中成药。那个针灸穴位模型，正好与德国一个州自称世界第一个医学人体模型的展览形成直接对照。他们把人的循环系统和腑脏结构用现代高科技制作成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观赏对象，又清晰展现了那位首创医生的生平事迹。
中国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展览，但多年的思维习惯使很多人只会具体背诵一些经济数据和技术指标，一旦要提炼整体文化便手足无措。想来想去，只剩下了长城照片、京剧脸谱和针灸模型。这三者的组合最通俗、最简便，却是对中华文明最普遍的误会。
此间隐藏着一个美学课题：堂堂中华文化，弘扬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提炼不出象征符号，寻找不出感性图像？
不仅仅为展览。文明应该可视，文化应该可感，中华文化并不长于抽象玄思，为什么反而变得比长于抽象玄思的德国文化更不可视、更不可感？不少中国文化人，为什么变得比康德、黑格尔都枯燥，比尼采、王尔德都骄傲起来？他们嘲谑着一切试图把中国文化感知化的努力，也许这样才便于他们在浑沌一片的迷雾中自命尊贵。
找不到文化图像，也就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前门后门，当然随之也就找不到在文化意义上回归和出发的地点。
与此相反，很多国家却在文化意义上形象地论证着自己进入新世纪的资格，为此它们不惜暴露自己目前的困境和缺陷。例如法国馆就真诚地表白，他们国家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实验室。法国人乐于想像、勇于实验，实验成果却让别人收获了，自己老是静不下心来，而现在，连实验室也处于十字路口，不知走向何方。这种坦率反而证明，它找到了自己准备探索的地点，也因此吸引了国际的目光。
自省为了创造，自嘲也是为了创造。在世界博览会的各个展馆，各国都以异样的真诚争先恐后地向世人许诺，自己将在新世纪投入革新创造，相比之下，中国馆的差距是整体上的。展览做成这样有点偶然，而这种偶然背后却隐伏着一种文化精神生态上的必然。
问题不止是文化却又直指文化。因此，真想哪一天能有更多国内的文化人到这样的地方来看看，作些比较，然后明白，这些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互斥、越来越无聊的津津乐道，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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