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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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笔者来到了张光的家乡——虎门镇5公里之外的龙眼村。由张光投资的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就在这里诞生。
笔直宽敞的水泥公路干净整洁，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道路两旁树木葱郁，绿草鲜花点缀其中，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文化教育区等井然有序，超市、学校、银行、剧院、医院、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一幢幢农民别墅、高级公寓正在拔地而起。在龙眼村村委会，笔者见到了龙眼村副主任兼城建办主任张志伟。说起龙眼村当年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时，他提起了龙眼村的老书记张旭森：“龙眼村能有今天，老书记是有着很大功劳的。”
1978年底，龙眼村书记张旭森听说县里面正动员大家拉香港的亲戚回来办企业，他也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来琢磨去，张旭森想到村里的一个人来，他叫张细，张细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听说小弟弟张光在香港还发了大财。于是在一个晚上，张旭森敲开了张细家的门。张细一听，觉得村书记心诚意诚，便欣然点头，答应一定劝弟弟回家乡投资。弟弟张光在1978年5月就回来参加广州春交会，与广州轻工局签了两个合同，在番禺投资了两个厂，所以后来张光回广州时，张细也特地赶到广州，把村里的意图跟张光讲了，说东莞也开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乡投资？张光说可以是可以，只是怕村里有意见。
从广州回来后，张细便将张光的顾虑如实告诉了张旭森。张旭森当即向张细保证说，你就放心吧，只要张光肯回来投资，其它的事我来处理。
没想到，张旭森处理这件事时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村支部开会讨论这事时，会上就引起一番争吵，副书记坚决不答应，认为这是政治问题，风险太大，其他干部也思想不通。最后，党支部讨论没能通过。消息传出后，村民们更是态度激愤：“在外面有钱了回来剥削我们，绝不同意！”张旭森为此愁得一夜没睡，连夜赶写汇报材料，又花一天时间舟车劳顿赶到广州，找到正在省委党校开会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此时的黎桂康正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其中就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当即表示支持。
1979年3月，由张光投资的龙眼发具厂开工了。这便是中国农村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
对于龙眼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又引进来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1988年，龙眼村引进了全市第一家台资企业。如今，龙眼村的台港企业已有一百多家，连李嘉诚都把工厂办到了这里，龙眼村自己也办起了好几个加工厂。
当天，笔者见到了张光的哥哥张细。张细已年近古稀，但交谈起来，你能发现他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语明了且没有一丝晦涩，也许这正是东莞人大度豁达的性格所显露的印记。那天，张细向我们敞开心扉，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讲起了那一段并不轻松的往事：“我是1938年出生的。5岁那年，我父母双双离开了我们。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952年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这样，当兵、读书都跟我们无缘了。没有出路，只好跑。1962年，先是我大弟弟顺利地逃到了香港，后来我又赶紧让在虎门中学读书的小弟弟张光和我姐也走。本来我想等他们走后我也过去的，不料海关的大门很快就关上了。我小弟弟张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到香港后一开始先帮人家织手套，后来他发现假发很有市场，就开始琢磨这里的门道，渐渐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后来就慢慢做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了，我让张光回家乡投资。在龙眼投资的发具厂，刚成立时就在龙眼张氏祠堂那里，祠堂后面当时有一所小学，我们就租用小学教室作为生产车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50多名工人。后来虎门几乎家家都在练习做假发，可以说，我们的工人遍及虎门的每一个家庭。那时一个月可以生产8000至10000个假发，然后通过香港公司销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们就赚了很多钱……”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拥有多家公司。
改革开放成就了张细的今天，但张细也没有忘记家乡对他的养育之恩。1997年，虎门成立了香港虎门同乡会，张细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在这10年间，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联系组织当年逃港过去的虎门人，让他们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目前，香港虎门同乡会已拥有会员2000多人。
这2000多会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座腾飞的桥梁。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据文件记载：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通往宝安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万人。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个就有一个是东莞籍人。
东莞半数以上的“三来一补”合同就是与当年的逃港者签订的。而今，当我们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满苦难的往事时，谁还会说那是悲剧呢？
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当年悲剧性的逃港预示着东莞喜剧的提前到来，正是他们当年不顾一切地奔赴天堂，预示着更多人将走向天堂。
●啸傲神州的领头虎
历史终于演进了21世纪。
今天的虎门，只要你稍一深入，便可发现什么叫“藏富于民”。虎门镇党委书记钟淦泉曾以一种幸福和自豪的神态向我们介绍：“虎门老百姓的存款是以年均20％至30％的比例增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300亿。如果用数字人口来算这300亿，那就是人均25万存款……”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数字！仅凭这笔账，我们就能明白虎门为何在全国“千强镇”的排名中能名列榜首。那一刻，我们除了羡慕，更多的是对虎门人的敬意：他们真的了不起！
历史上曾与草根外贸紧密关联的虎门镇，在改革开放之初也仅有两个裁缝店，和服装毫无渊源，为何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服装业却成为了虎门的支柱产业？
说起来，还是和当年的逃港有关。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虎门人很快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一部分人带着对彼岸新生活的梦想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大逃港，而留下的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把逃港亲人带回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有服装、尼龙布、尼龙袜和尼龙伞，还有照相机、录像机、手表等新鲜玩意儿，慢慢发现这买卖可以赚钱，于是便开始天天跑沙头角，把那里的东西买回来卖，赚其中的差价。这种地摊在民间迅速像力点一样开始扩散，于是虎门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摆满了地摊。渐渐地，精明的虎门人很快将全国版图都纳入了视野，能敏锐地发现各个地区商品的盈余短缺，准确地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号，可谓“买全国、卖全国”。一传十，十传百，全国的生意人都知道到虎门拿货。其间，虎门人感觉到服装行业的利润较高，供不应求，便有人专门做服装生意。虎门服装市场和产业的萌芽由此而生。
面对服装生意红火的形势，有人又开始从服装贸易转向自己开店加工服装，很快走上前店后厂的服装制作之路。与此同时，那些进入“三来一补”服装厂打工的工人们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服装业并没什么精深学问，自己也能做。于是乎，本土服装厂便发展起来。如今，虎门民营服装企业就有800多家，年销售额100多亿，其中出口40％，内销60％。
虎门当家产业的发家史竟如此简单！当年小小的摆摊一不留神居然弄出了一个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来。
可别小看这一不留神，实际上，这其中付诸了虎门领导的一番心血和才能。
关键时刻，虎门领导清醒地意识到：手工业生产如果不进入现代化的体制性工业革命仍然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虎门自发式的工业革命必须要上一个台阶。
我们徜徉在虎门的商业区，眼前车水马龙，人流穿梭。据介绍，虎门拥有大型专业服装批发商场20多个，商铺一万多家，各类面料辅料批发市场8个，国际面料交易中心1座，商铺4000多家，这些大型商场主要集中在富民时装城、虎门国际布料交易中心周围近两平方公里的两个集聚“中心区”内。
环顾四周，虎门因服装产业而带动的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显出处处生机。街道两旁高楼林立，星级酒店越开越多，感觉完全身处一个繁荣的城市。想象一百多年前的硝烟炮火，再想象20多年前的拼死大逃港，不禁神清气爽，今天的虎门终于笑傲江湖了！
富民时装城总经理孙俊才向我们娓娓道出虎门服装产业再上一个台阶的发展过程：“1990年之前，虎门的服装大多还属于摆地摊的形式，全国各地都知道来虎门拿衣服，但这种散乱的地摊形式使卫生、交通各方面都很乱。虎门政府觉得这一块儿应该有更好的引导，于是就成立了个体管理委员会，把摆摊的集中在一块儿。后来镇政府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决定搞一个商场。1993年，富民城开业，当时全国没有比我们更大的服装城了，1300个商户进驻。富民城的开业又带动了很多香港服装厂往这里迁移，后来日本、韩国的服装厂也进来了，现在这些香港、日本、韩国在虎门的服装厂就有300多家。”
“那你们又是怎么想起举办‘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的？”笔者问。
“当时大连有个服装节，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参观，回来后也想把虎门做成中国服装名城。这样的想法统一后，我们觉得首先要从做品牌开始，于是我们去大连一下子拿了200个牌子回来。后来我们又开始商量，为什么我们虎门不能搞一个服装节呢？于是我们就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交易会给办起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交易会就没有今天。交易会是一个平台，也是一针促进剂。虎门服装能做到今天的规模，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引导得好，扶持得好。现在我们富民城年销售额100多个亿了，以前这里一个商铺卖3万块，现在光转让费最高的就达900万，月租金达9万元……”
后来我们知道，像虎门这样独辟蹊径、富足百姓的板块在东莞有32个。虽说虎门在这些镇区中起步略早，但其他镇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招。这32个镇区宛如32只老虎，虎虎生威，正是这些生龙活虎的“虎”们你追我赶，众虎同心，才造就了东莞如今的辉煌，啸傲神州。
实际上，东莞的许多专业镇的发展模式和虎门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从某一产品的销售做起，再利用对行业的了解转向生产，渐渐开始特色产业，再通过一些会展加速自己的发展马力，渐渐形成极具竞争力的专业镇。
我们曾经采访过的大朗镇，其产业发展也是极有意思。该镇本身不产羊毛，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织市场，这一切令人惊叹！叶锦河镇长向我们讲述了大朗的发展奥秘——
大朗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进来时是在1979年，叫大朗毛织一厂。该厂的中方厂长姓谢，原来当过村书记，脑袋很灵活。谢厂长干了一段时间后，看到厂里有接不完的订单，感觉到这个毛织市场需求很大，便鼓励工人们出来自己干。当时干毛织行当无须太多技术，也无须很好的设备，花上一万元买台毛织机便可。于是1983年前后，便有一些工人在谢厂长的鼓励下出来搞起了小作坊。谢厂长也帮着接单，交给他们生产，合格的给钱，不合格的返工。
这便是大朗毛织业最初形成的源头。
“1988年，我们本地人的小厂在巷头村注册。这也是我们大朗镇第一家注册的民营企业。1989年，有一位俄罗斯客人找到这家工厂，要求加工2000打产品，这是大朗毛织的第一笔国际交易。因为价格差价大，这个厂一下子赚了很多钱，大家也从中受到启发，纷纷外出找客户，把产品直接卖到国外去。到90年代初，我们的很多厂就都具备了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的功能。当时整个大朗，上上下下都在搞毛织，大家都希望通过毛织赚点钱。镇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去扶持他们。到了1995年，大朗已经小有名气，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我们开始在推介、宣传上做文章。2001年，我们开始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