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 2013年第10期-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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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我猜是师母林老师接的电话，便问：“是林老师吗？”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话筒才慢吞吞传出对方回答：“是……”声音凝滞，带着明显的沙哑。我说：“林老师，我是小胡，高老师在家吗？”那边没有应答，停了一下，才说：“老高他……他不好，他……他病了……呜呜……”接下来是师母激烈地抽泣。
我内心咯噔一下，不断往下沉。心想糟了，无论如何我得去看高教授。我想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我去看高教授，今天得晚点回家。妻子的办公室却没人接，打到家里也没人接。我这才意识到妻子大概还在回家的路上。自打我摊上黄老板托付联系荷花集团
股票上市的事后，我几乎魂不守舍。我这自认为平时很顾家的男人，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应付工作，对孩子和家务事几乎是大撒把，让妻子不免心生抱怨。我为此也深感内疚。我今天本打算早点回家、将功补过
的，没想又节外生枝，摊上这种意外事件，无论如何我是必须去看高教授的。
我骑着自己那辆老旧永久牌自行车，风风火火来到高教授的家。高教授心脏病发作，正躺在卧室的床上，哼哼唧唧地现出痛苦的表情。他的夫人林老师愁眉苦脸，站在床边不停地抹眼泪。我一边安慰师母，一边询问高教授的病情。林老师说他刚才已经吃
了救心丹了。我问要不要送医院啊？林老师不置可否。我低下头问高教授要不要去医院，高教授苦着脸摇了摇头。林老师见罢说先观察观察看吧，以前发作的时候，吃了救心丹就缓解了。我问高兴知道吗？不料不问还好，这一问，林老师呜地哭出声来，浑身不住抽泣。我心里乱糟糟的，直骂自己混账，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可转念又想，我不就是想找高兴来的吗？我要不提这壶怎么能找到高兴啊！
我将林老师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倒了杯水端到她跟前，不断安慰说：“林老师您别急，别生气，您慢慢说，高兴到底出了什么事？”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当林老师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她这才一字一句地张口说：“高兴……高兴让派出所的人给带走了！说是他涉嫌一桩什么诈骗案。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吧！我们自己的儿子我们能不知道吗，小胡你说你相信吗？”林老师边说边摇着我手臂。
我轻轻牵过她的手臂，摇着头安慰道：“不相信。林老师您先别急，也别生气，生气会伤身体。您看看高老师都气成这样了，您再气病了可怎么办啊？”我苦口婆心，好言相劝，言辞恳切。林老师不知是被我感染了，还是因为我的话提醒了她担心自己气病了
没人照顾高老师，反正她竭力强制自己平静下来。
及至后来，我陪她继续聊天，才知道同高兴一起被公安局带走的，还有一个叫王进财的朋友。至此，真相大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找不到高兴和王进财了。尽管情况已经明了，我也不敢离开高教授夫妇，恩师危难之际，我觉得自己不应该一走了之。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妻子说我的导师高教授病了，我来看他，今晚晚点回去。妻子听罢愣了一下，紧接着气咻咻地说：“哼，你总有事，反正这个家你是不要了！”我赶紧扣了话筒，生怕被身边的林老师听到。
之后，我一直陪着高教授和林老师，帮着林老师洗菜做饭，为高老师端水送药。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见两位老师精神慢慢好了，我才离开……
高兴和王进财被抓，断了我的关系线，我也无法回复黄老板，因为无法同他确定他来北京的时间。我想等再过两天，待高兴和王进财从公安局放出来了，或者何时放出来能有准信，我再与黄老板联系。不想黄老板却迫不及待，第二天我刚上班，他就将电话打到办公室来。没等他开口，我主动说：“黄老板，实在抱歉，那两位帮助联系证监会的朋友都出差去新疆
了，最早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回来。”我不敢告诉黄老板真相，只好采用了缓兵之计。毕竟高兴和王进财的事情尚未水落石出，他们俩只是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事情到底严不严重？他俩何时能够被释放回家？这一切都还是一团迷雾。
黄老板听了我的话，多少有些扫兴，他在电话的那头喃喃地说：“那……只好等他们回来再说了。”我说：“是啊，没别的办法，咱们只能等他俩回来再说。”
黄老板听后欲言又止，似乎多少心有不甘，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好吧！”然后把电话挂了。
等待高兴和王进财消息的日子，在焦灼中一天天流逝。这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利用中午或下班时间去看望高教授夫妇，安慰开导他们，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买米买油，换煤气罐换桶装矿泉水，陪他们夫妇俩到医院挂号看病等等，毕竟他们俩只有高兴这么一个孩子。如今高兴出了事，我作为高教授的得意门生，自然是责无旁贷。所以，那些天除了工作，我是自家和高教授家两头跑，累得晚上一上床就像一摊烂泥。
时间一晃又过去一周，高兴和王进财终于有了消息，但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高兴和王进财因涉嫌一桩金额三百余万元的诈骗案，被拘留并将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意味着，他们将至少被判刑几年或十几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等待他俩联系中国证监会张处长和李处长与黄老板见面的事，至此也
已化为泡影。
这个坏消息，还是我费尽周折，通过朋友的朋友三托四托，转了好几个弯才从市公安局打听到的。我不敢将这个真实消息告诉高教授夫妇，也不敢告诉黄老板。不敢告诉高教授夫妇是担心他们老两口承
受不了这个巨大打击。而不敢告诉黄老板，则是我心有不甘。既然高兴和王进财已经不能指望，我为何不试着直接找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已经见过面的处长呢？由于中间人高兴和王进财已经意外折乾沙场，我直接找张处长和李处长已经不算违反商界规矩吧？
主意已定，我开始想方设法联系张处长和李处长。可是我没有他俩的电话，甚至说不清他俩叫什么名字。当初花那么多钱请他俩吃饭，见面给他们毕恭毕敬递上名片时，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回赠我名片
啊，可他们却无动于衷。如果不是高兴和王进财在场，而我又担心再次违反商界规矩越过中间人惹高兴和王进财不高兴，我是多么想直接找张处长和李处长索要名片呀。然而，就是因了商界的规矩，我索要对方的名片竞也成了奢望。
不知道两位处长名字，也没有他们电话，我只能通过114查号台查到中国证监会总机。总机号码很快查到了。电话打过去，女接线员问我找谁，我说找张处长和李处长。她问我他们是哪个处室的，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叫张处长和李处长。她问这两位处长叫什么名字，我说对不起我只知道他
们的姓不清楚他们的名字。她说那对不起，我没办法给你转电话。我心急如焚，生怕她挂了电话，就苦口婆心央求对方：“哎呀同志啊求求您了，我有急事找他们，您能不能帮助我查一下哪个处室有姓张的处
长和姓李的处长啊？”对方说：“你有啥急事？”“我……我……”我急中生智，谎称我是从浙江前来送我们公司股票申报上市材料的，而且是事先同张处长和李处长约好了的，只是来北京的路上我不小心将
他俩的名片弄丢了。听我这么一说，女接线员说那你等等吧，我帮助你转到发行监管部。我连连道谢。电话很快接通，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和李处长。”一个瓮声瓮气的男声说：“我们这儿可没有什么张处长李处长啊！”我愣了一下，问：“那有姓张和姓李的同志吗？”对方说：“没有。”说着将电话挂了。
我急得百爪挠心，欲言又止，心存不甘。我再次拨通中国证监会总机，接电话一听是刚才那位女接线员，我就讨好地说：“同志您行行好，刚才发行监管部那边说没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您能不能给转到
有姓张或姓李的处长的部室？”谢天谢地，女接线员一听，没有反对。她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查一下。”少顷，她又接通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声，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她说：“我就是，你是哪儿？”我一听傻了，怎么是个女的呀？我赶紧说：“对不起，我找姓张的男处长。”她说：“我们这儿没有姓张的男处长呀？”我说：“对不起，那有姓李的处长吗？”
她说：“有位副处长姓李，但也是个女的，你要找她？”我说：“呵呵不是，我要找的是男性的李处长。”她说：“你到底是哪儿的，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从浙江来送股票申报上市资料的。”她说：“那应该送发行监管部啊。”我说：“联系过了，他们那儿没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你们证监会哪个部室还有姓张和姓李的处
长吗？是他们让我来送资料的，可我不慎将他们的名片弄丢了。”她想了一下说：“我们这儿只有机构监管部有一位姓张的男性处长，但没有姓李的男处长。”我说：“谢谢，那我打电话到机构监管部吧。”
我再次拨通中国证监会总机电话，请那位我已经熟悉声音的女接线员将电话转到机构监管部的张处长，电话很快接通。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声，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他说：“你是哪儿？”我说：“我是浙江荷花集团来联系股票上市申报事宜的。”他说：
“股票上市的事不归我们负责，你找发行监管部吧！”我说：“不是，是一位姓张的处长事先让我与他联系的，您就是张处长吧？”他说：“我就是，可我并不认识你，更没有与你联系过什么股票上市申报的事啊？”
说完，他啪的一声，将电话挂了。我仍然心存不甘，再一次打通中国证监会的总机，接电话依然是那位声音熟悉的女接线员。但这一次她也不耐烦了，刚听到我的声音就没好气地说：“你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你要找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你先自己弄清楚找谁再说吧！”不由我分说，她就将电话挂了。
忙了半天，我所有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不仅如此，办公室的同事又挤眉弄眼地嘲笑我，同室的崔德强更是冷嘲热讽，他冲我挤着眼说：“怎么样胡博士，股票上市要发了财可别忘记请大伙撮一顿啊！”此时的我已经像泄了气的皮球，连理会的一点力气都
没有了……
一切都徒劳无功。接下来，我该如何向黄老板交代？
我内心正无比纠结的时候，黄老板的电话晚上却偏偏打到我家来了。他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胡博士，我何时能去北京见中国证监会的人啊？眼看就快到年底了，公司上市的事宜快不宜拖……”
一听是黄老板，我忽然间像吃了一口芥末，嗡的一股辛辣味直冲脑门，我龇牙咧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待那阵麻胀过去，我才耷拉下脑袋，如实相告，“黄老板，联系贵公司上市的事，情况……情况有些不妙……唉！，’我叹口气，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继续说：“是这样，帮助联系证监会的那两位朋友，意外……意外出了车祸，两人都重伤，生命垂危，已经指望不上。”黄老板“啊”的一声，说不准是惊讶还是绝望，反正他是一时无语。我继续说：“他俩出事之后，我一再联系上次请他们吃饭的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处
长，可……可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黄老板沉默片刻，声音低沉下来：“那……那中国证监会的那两位处长，到底还能不能联系上？”
我说：“说不好。我……我只能再试试看。”
黄老板说：“我×，难道折腾了这么久，我们都白折腾了？”
我安慰说：“黄老板，实在是对不起。我自己也万万没想到股票申请上市的事会这么难，也万万没料到那两位帮助咱们联系证监会的朋友会出了意外。不过，你也别急，我……我再试试联系中国证监会的那两位处长，情况怎么样我会及时联系你。”
黄老板又沉默了一会儿，有气无力地说：“……行……吧。”
此后几天，我并没有如几天前那样，像无头苍蝇一样一次次打电话到中国证监会去找那两位子虚乌有的张处长和李处长，因为我知道再打也将徒劳无功。中国证监会到底有没有我见过的那位张处长和
李处长，甚或我见过的那位张处长和李处长，到底是不是真的属于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人员，我已经无从考证。
令我意外的是，黄老板也没有像先前那样，三天两头打电话联系我。而黄老板的那位女秘书小赵，同样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时不时嗲声嗲气来电话与我套近乎。他们大概对我都已经不抱指望。对此，我深感负疚，同时也感觉释然。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