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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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否决权，不再将这个三方联合政府看成是临时性机构。

尼克松对越方在巴黎会谈中“前进的步子如此之大”简直不敢相信，让基辛格向多勃雷宁表示感谢，又命基辛格紧急前往西贡，劝说阮文绍抓住这个难得的有利机会。组成南越“民族和解委员会”，让越共参加经选举产生的政府。

阮文绍害怕斗不过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基辛格劝阮文绍不要多虑，　　２０个部长中只有两个共产党人，他们翻不起大浪，基辛格劝梗着脖子死不让步的阮文绍说：

“在美国，让政敌进入内阁，不是让他们起作用，而是使他们不起作用。”

美国让阮文绍不断制造麻烦拖延谈判，终于迫使越南１０月８日提出一个九点计划，不再坚持停火前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让步组织“全国和解与和睦委员会”，负责实施普选。

尼克松对此当然求之不得，马上命基辛格到巴黎与黎德寿取得一致意见：　　１０月１８日美国停止对北方的轰炸，　　２３日在河内草签停战协定，两人热烈拥抱祝贺。

当基辛格说服南越当局接受美越和平协定后，阮文绍却顽固反对，气得越南总理范文同谴责美国背信弃义。恰在这时，尼克松连选连任美国总统，态度马上强硬起来，　　１１月１４日决定采取“大规模的冒犯措施，用美国的意志影响事态发展，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１２月１８日，尼克松下令派Ｂ—５２巨型轰炸机猛烈轰炸北越，重点轰炸河内，　　１０大内扔下的炸弹的总当量相当于在广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越南遭到骇人听闻的空袭。２７日，和平谈判在巴黎恢复；　　３０日，白宫趾高气扬宣布，看来越方“认真的谈判”将会恢复，因此暂停对越南北纬二十度以北地区的轰炸。　　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７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３月２９日，从南越撤走了全部美军和仆从军；同年２月２１日，老挝各方签订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

睦的协定》。

尼克松又不肯善罢干休，有意在南越留下美国军事顾问，支持阮文绍破坏巴黎协定，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迫使越南人民向西贡反动集团发动总进攻。　　１９７５年４月柬埔寨全国解放；越南南方５月１日全部解放；　　１２月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印支三国的抗美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正是：

侵越战争泥潭深，被迫拔腿不甘心。

战火扩大到老柬，头破血流才脱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遁身山城　　基辛格幸会周恩来

大势所趋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话说随着国际风云变幻，中美苏三国关系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不能不令毛泽东感慨万千。

毛泽东　１９４４　年在延安第一次接见包瑞德为首的美国“迪克斯”使团成员，是他一生首次接见美国官员。

那时候，毛泽东既看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又对美国寄予希望，希望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于是又在延安接待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共同制定并签署了名为《五点方案》的国共联合计划，但却为蒋介石破坏。

日本投降后，赫尔利又到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好不容易达成的双十协定，又被蒋介石破坏，其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才使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关系恶化，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斯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千古名文，对美国的侵华政策冷嘲热讽，猛烈抨击。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从对苏战略出发，中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毛泽东也巧妙地发出中美关系似可解冻的信息：

１９５９年３月的一天早晨，毛泽东在美丽的武汉东湖之滨石屋别墅，迎着东升的旭日，接待了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伊斯夫妇。

当时，毛泽东６６岁，斯特朗７３岁，杜波伊斯９１岁，毛泽东对杜波伊斯年老而健壮的体魄大发感慨说：

“按您的年龄，可算是我的父辈了，但即使是我，也感到上年纪了。不过，我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还游过珠江和黄河，我还想游黑龙江呢！”

安娜路易斯提醒毛泽东注意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要小心从事：“您要是真去游黑龙江，就能游过江到达俄国了。”

斯特朗哪里知道，毛泽东并不是真要去游黑龙江，而是要通过长江、黄河、黑龙江、密西西比河，把中苏美三国联在一起：

“啊，您说得真不错，要是你们三个同意，我倒愿意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不过，也许另有三个人反对——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

杜波伊斯见毛泽东向自己投来询问的一瞥，便根据自己对美国政情的了解，带着严肃的神情回答说：

“相反，他们可能乐意您去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顺流而下，到特别宽广的水域中去。”

毛泽东欣然问道：“真的？那么，只要他们三个同意，过几天我就作为一名旅游者动身。”

斯特朗想到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最近的美国之行，便问她的老朋友说：“就像米高扬访美一样吗？”

毛泽东手举香烟在空中一摇争辩说：“哦，不是。米高扬谈的是政治，我不要谈任何政治，我就是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还要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这使三个美国客人略吃一惊，社波伊斯按他的理解大发宏论：“那一定会给杜勒斯突然一击。”

毛泽东微微一笑，香甜地抽口香烟，慢慢地边吐烟圈边纠正说：

“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十分关心杜勒斯先生的健康，我希望他能康复，继续担任国务卿。他干那项工作，对我们很有利，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利。”

三个美国客人对此都大惑不解：“真的吗？”

毛泽东换枝香烟，划火柴重新点燃，格外认真地做解谜式的回答：

“确实如此，我常这么说：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反华。为了这个目的，他镇压人民运动，向全世界派出军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些，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我希望他不要改变这个政策。”

毛泽东知道这些道理一时还难以让人们都透彻地理解，便有意地询问在座的最年长者：“您相信这点吗？”

经历９１年人生沧桑的杜波伊斯为杜勒斯辩解说：“这要看究竟有多少明智的人，能够懂得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了。十分明智的人对他迷惑不解，因而变得很不礼貌。我对冷战感到恐惧，我不愿这种形势持续太久。”

毛泽东摇摇头：“我不同意，这一时期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

杜波伊斯固执地坚持己见反驳说：“你经受过这一时期的危害，但不像我经受得那么长久。”

毛泽东庆幸找到了辩论的对象，又滔滔不绝他讲起他对未来１０年中美关系的展望：

“我希望杜勒斯再继续担任１０年的国务卿，我们十分希望１０年以内，我们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搞贸易。这将对我们有利。至于侵占台湾，杜勒斯乐意继续多久就继续多久吧！反正美国最终不得不撤离台湾。不过，我们倒乐意让他们在那里多呆些日子，当我们人民的反面教员嘛！一旦他们撤离，对我们反而较为不利了。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教员呢？”

毛泽东又从台湾问题谈到中东问题，以嘲弄的语调加强语气道：

“中东事件也很有教育意义，我曾希望美国留在黎巴嫩至少半年。现在看来，留一年两年会更好些，他们干嘛要那么快撤军呢？”

杜波伊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推测说：“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重创。”

毛泽东认为格雷厄姆讲到了点子上，豪情满怀幽默他说：“即使我们要求他们，他们也不会再呆下去了。”

其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确实按照毛泽东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其速度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

中美两国从对苏战略出发，各自关切地注视着对方。毛泽东、周恩来敏感地发现尼克松上台后，不断发出谋求中美接近的信息：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同中国接近的主张；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０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问题；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尼克松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又不断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向北京发送信息，还逐步采取放松对华贸易及旅行的限制；　　１９７１年春，特意提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堪称当今世界最善于观察形势、把握时机的外交大师，他们决心以小小“银球”击碎大洋彼岸的冰川，结束中美长达２５年之久的冷战局面，从而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给向中国施加强大威胁的勃列日涅夫以当头一棍，美国记者沃尔特拉弗贝以最钦佩的笔调对中国大加称赞：

“中国是善于掌握世界风云变幻的。毛泽东的政府申明要继续鼓励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但在１９７１年春，中国人却戏剧性地邀请一个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第一批美国人访问这个国家。发出邀请的时机恰好说明了北京的意图所在，原来这时俄国人正准备召开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想纠集一些力量搞反华。毛泽东这样做是在利用美国对付苏联人。由于这时尼克松一方面已经着手从越南撤军，一方面同中国也逐渐开展了一些贸易关系，所以毛泽东认为俄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不是美国。苏联人已经沿中苏边境集结了将近１００万军队。　　１９６９年，苏联军队还同中国军队进行了几次大的交火。”

基辛格劝尼克松赶快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微微一笑，意味深长他说，“有趣的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冲突不是在美国同苏联之间，而是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

尼克松敏感地预见到中国与美国的乒乓外交将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发生令人感兴趣的变化，基辛格庆幸找到了尼克松这个志同道合的“首长”。基辛格神采飞扬地大发宏论：

“要使三角外交有效，那就要靠参加角逐的人本来的动机和倾向去发挥作用。这种外交必须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正在‘利用’竞争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否则的话，你就有遭到报复或讹诈的危险。美国要同中苏双方都保持密切的关系，要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密切些。只有这样，中苏之间互相敌视的关系才能有效地为美国的目的服务，其余的事就只有让事件本身产生的力量去决定了。”

尼克松对此欣然赞同，他指示基辛格和白宫新闻发布官齐格勒对中苏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必须让中国人心领神会。

于是，基辛格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３日以总统特别安全事务助理身份接见苏联驻美临时代办尤里伏龙索夫，把美国决定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决定通知他，极力装出同情的口吻说：

“真是对不起，好像命中注定要阁下接受不愉快的消息似的，这并不反映美国有什么反苏意图，提前通知贵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伏龙索夫不是好愚弄的，他完全明白这是外交上惯用的抚慰对方的手段，正要揭穿基辛格的花招，基辛格却手腕高超，说齐格勒马上要举行重要新闻发布会。伏龙索夫无心恋栈，急急忙忙赶往记者招待会，只见齐格勒正讲此事。更使苏联外交官气歪了鼻子的是，齐格勒又说他同意周恩来的如下远见卓识：

“毫无疑义，尼克松总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已打开了美国和中国关系上新的一页。”

４月２７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紧急要求会见基辛格，宣称他的消息不能等，基辛格急忙扔下手头工作接见希拉利，接过他转来的周恩来的书信看下去：

“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或者是美国国务卿，或者甚至是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

这时，没有参预此事的国务卿罗杰斯却大放厥词，宣称美国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又说斯诺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是“随随便便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