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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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看来，在古巴问题上，赫鲁晓夫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首先他把俄国导弹安置在古巴，从而造成了美苏对抗；接着他又在美国压力下后退，拆除了导弹，从而又犯下了‘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反击印度的作战行动获胜，向全世界表明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恐吓威胁置之不理或予以蔑视，不但无害反而有利，这样也就格外显出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集团’的虚弱和无能。”
周恩来虽几日没合眼了，但仍精神抖擞说：“主席，打胜这一仗是有把握的，问题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要打出国威、军威，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受到周恩来乐观情绪的感染，又点燃一支香烟香甜地吸上一口，以哲学家的思维沉吟道：
“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２０年到３０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一点嘛！”
尼赫鲁见肯尼迪派美国航空母舰到孟加拉湾为印度助威，赫鲁晓夫也改变了昙花一现的骑墙态度，继续大力支持印度扩张主义者，就命令印军再次对中国发动猛烈进攻。
中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相继收复“０７”、“０８”高地，攻克瓦弄、西山口，印度第四军全线崩溃，印度全国惊恐不安。美国航空母舰气势汹汹开到孟加拉湾，看到印度兵败如山倒，肯尼迪明白美国帮不了尼赫鲁多少忙，只好命美国航母匆匆走掉。
为配合军事胜利，中国总理周恩来向２０多个国家首脑写信，阐明中国的原则立场，毛泽东１１月１７日兴致勃勃询问周恩来：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恩来以轻快的语调报告：“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５０００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手举香烟满意地称赞：“好嘛，基本上是歼灭战。”
对善后方策，周恩来已有高明考虑：“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你看可以吗？”
毛泽东邀请周恩来沿着中南海的林荫道边走边谈，两人所见略同，不谋而合：“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周恩来剑眉一挑，双手抱在怀前，豪情满怀：“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在雨路边的石凳上坐下，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缓缓吐出：“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
于是，周恩来１１月１９日晚接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以高屋建瓴之态说：
“现在我们两国处于一个严重的时刻，亚非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我们看作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和人民，而现在，两国关系由于边界冲突而发展到这样的状况，这总是不幸的和不利的。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努力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为的是使双方不受任何约束地到谈判桌上来客观、友好地解决问题。”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次日起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１２月１日起，中国部队从１９５９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２０公里。
这消息立即轰动全球，赫鲁晓夫、肯尼迪无可奈何，只得承认又败给毛泽东一个回合。 １２月２６ 日，毛泽东有感做《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明枪暗箭 肯尼迪氏饮弹毙命达拉斯
罪有攸归 赫鲁晓夫被轰下台莫斯科
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在６０年代初，他正和肯尼迪、赫鲁晓夫斗得起劲，一个对手却毙命身亡，一个对手被轰下台去。
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对手迎然不同，各有特点：肯尼迪年轻气盛，狡诈阴险；赫鲁晓夫粗鄙幽默，刚愎自用。与其斗争，奥妙无穷，因而在 １９６３年１月９日作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以抒与肯尼迪、赫鲁晓夫斗争时的宽阔胸怀和乐观主义精神：
小小裹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要讲毛泽东、肯尼迪、赫鲁晓夫三个人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还是从美苏首脑之间的争斗讲起更生动有趣。
在肯尼迪同尼克松竞争美国总统时，尼克松派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卡伯特。洛奇于１９６０年２月访问莫斯科。
因为洛奇曾陪同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各地，两人私人关系很好，这次像老朋友一样见面。洛奇在寒暄之后，就道出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重要使命——为尼克松寻求支持。洛奇说：
“赫鲁晓夫先生，不要介意那些竞选演说。请记住，这些竞选演说仅仅是政治声明。尼克松先生一旦进入白宫，我肯定——我能绝对肯定——他会采取维持甚至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立场。”
赫鲁晓夫摆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派头问道：“尼克松先生对我有什么要求？”
洛奇匆忙提出要求：“我们并不要你们赞扬尼克松先生，只要苏联报纸对尼克松保持一种既不攻击、也不赞扬的中立态度。”
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比尼克松人主白宫对苏联更为有利，因而对洛奇的要求没有明确答应。
就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前一天，总统艾森豪威尔照会苏联政府，正式要求释放美国间谍鲍尔斯和在北极上空被苏联击落的美国飞机驾驶员。赫鲁晓夫在苏联核心领导会议上讲他的看法说：
“美国政府已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释放鲍尔斯，但现在还不是释放的时候，因为肯尼迪、尼克松两个总统候选人都想在改善美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捞取资本。如果我们现在释放鲍尔斯，形势就会对尼克松有利。根据美国报纸判断，我认为双方是势均力敌，如果我们对尼克松作出哪怕是微小的支持，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在表示希望尼克松进入白宫。这将是一个错误。假如尼克松当了总统，我不相信他会对改善美苏两国的关系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应慢一些释放鲍尔斯，一俟美国总统选举结束，我们立即就释放鲍尔斯。” 苏联其他领导人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没有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支持尼克松，而暗中帮助肯尼迪入主白宫。
１９６１年６月３日，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谈时，觉得肯尼迪“很友好，很讲道理”，认为“他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好一些的政治家”，就和肯尼迪开玩笑说：“在击败那个婊子养的理查德，尼克松之战中，肯尼迪先生，我们投了你决定性的一票。”
肯尼迪瞪大眼睛注视着赫鲁晓夫笑了，问是什么意思：“怎样投的呢？”
赫鲁晓夫赶紧解释说：“我们一直等到美国总统选举结束，才释放美国Ｕ—２飞机的飞行员加里鲍尔斯，这样我们就使尼克松不能声称他对付得了俄国人。我们这个行动至少抵得上５０万张选票，给你上台创造了有利条件。”
肯尼迪哈哈大笑说：“有道理，我承认你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起了作用并投了我的票。”
赫鲁晓夫、肯尼迪的维也纳会谈虽以失败告终，但两人却互有好感。
赫鲁晓夫怀着懊丧的心情离开维也纳，在回忆录中写他当时的情绪极低：
“我心里加倍感到难过，因为我们的会谈没有为改善两国间的关系创造有利条件，相反，却加剧了冷战，这使我感到担忧。如果重新回到冷战时代，我们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推崇备至，不顾美苏尖锐对立，逢人就吹捧肯尼迪：
“约翰肯尼迪和我作为各自国家的首席代表，坦率地进行了直接的对话。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显得十分自信，并明确谈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很了不起的，因而，他立刻赢得了我对他的尊重。可以说，他既是我的伙伴，又是我的对手。从我们各自都坚持不同的立场这一点来说，他是我的对手；但就我们都在进行会谈并相互交换意见来说，他又是我极为可敬的伙伴。据我观察，如果肯尼迪总统能够对和平共处政策有所理解，那么他就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而且他也不会仓促地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决定。这样的人是值得我尊敬的。”
无独有偶，肯尼迪也怀着闷闷不乐的心情离开维也纳，奥地利外交部长克赖斯基到机场为肯尼迪送行后，马上告诉尚滞留在维也纳的赫鲁晓夫说：
“肯尼迪总统在机场上脸色十分阴沉，看上去心烦意乱。他的面孔变了样，显然，对他来说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
赫鲁晓夫知道他说的话，克赖斯基一定会一字不漏地告诉肯尼迪，于是便满面笑容，以极其理解老朋友的口吻说：
“是的，我看出了他的心情，但这是因为肯尼迪总统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然缺乏了解，他还没有充分理解各种力量的变化，他仍然执行自己前任们所执行的政策——至少在柏林问题上是这样。他还不准备消除在柏林问题上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我们的会谈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使我们有机会把各自的观点摆出来，由此取得相互了解，但仅仅就此而已，这是不够的。”
赫鲁晓夫对西方人吹捧了肯尼迪后，又滔滔不绝地向中国和东欧国家吹捧肯尼迪：
“我认为肯尼迪比他以前所有总统都聪明。我希望我在共产党内的兄弟们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赞扬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并不意味着给那个人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涂脂抹粉。肯尼迪是一个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但他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内的力量已经如此之大，拥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如此之多——其中也包括战争的手段在内——以致美国及其盟国再也不能真的想要发动一场反对我们的战争了。我将永远为此而尊敬他。”
肯尼迪被赫鲁晓夫吹捧得舒舒服服，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人很有意思，对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事件上对他的让步念念不忘，更在维也纳会谈中摸到了赫鲁晓夫的底。他不想给赫鲁晓夫造成他是弱者的印象，私下对《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倾诉衷肠：
“我觉得，赫鲁晓夫好像在说我太年轻，阅历又浅，陷入这样的困境，很难自拔。我们必须消除赫鲁晓夫对我的这种看法，否则双方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
肯尼迪总结他在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与赫鲁晓夫相斗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对赫鲁晓夫采取强硬手段才能取胜，他在维也纳就暗下决心，加速向南越派驻军事人员，成立了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为首的“特别作战部”，设法控制南越傀儡军队的指挥权，美国派往南越的军事人员数量急剧上升，到１９６３年１月已达到一万余人。
肯尼迪在柏林、古巴、南越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都占了上风，他春风得意，向亲密助手吹嘘他在南越的行动说：
“就像在柏林一样，美国部队开进南越，军乐队吹吹打打，群众鼓掌欢迎，但四天以后，人们就把这件事全忘掉了。那时，他们又会对我们说，还得再派些军队来。这就像人喝过一杯酒，酒劲很快就过去了，还得再来一杯。”
毛泽东、周恩来对肯尼迪的看法，与赫鲁晓夫大相径庭。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驳斥赫鲁晓夫之流对肯尼迪的无耻吹捧说：
“肯尼迪上台以来，其所作所为的结果，反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今年４月３日，我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着五大矛盾，这就是它同本国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它同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以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五大矛盾，它都是无法解决的。”
周恩来尖锐指出肯尼迪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实行反华、反共、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三位一体的政策，看起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却困难重重：
“肯尼迪上台之后，想解救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他是始终走不出死胡同的。因为他发展军火生产，扩军备战，企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但是现在还不可能打世界大战。最近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尽管有战争威胁的成分，但是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