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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7章

官家-第6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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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总理严肃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国企改制,职工下岗,是错误的?”

刘伟鸿摇摇头,平静地说道:“总理,我不这么认为。国企改制,职工下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实行的计划经济。闭关锁国的时候,勉强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也会越拉越远。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富强,改革开放必不可免。不然就只会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我并不认为,越穷越光荣,那是错误的观点。国企要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改变经营体制,参与全方位的竞争,这肯定是必要的。我们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只要是公有制的企业,现阶段都存在体制僵化,机构臃肿,人员素质低下,发展潜力不足的问题。不改革这些问题,企业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完全赞成国企改制,也赞成部分职工下岗。我的意见是,改制必须要规范化,制度化,有一整套严格的监督体系,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和监督机构,同时必须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决不能搞黑箱操作。总理,请恕我直言,在我国,有一句俗话,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面的同志,喜欢揣摩上意,一个政策出来,下面就一窝蜂地涌上来,争先恐后,胡乱折腾,以此邀功,获取政绩。唯经济化,唯成绩论,太片面了。而且我们界定成绩的方式,也不科学。主要凭借下面上报的材料来判断,没有其他的参考指标和衡量的量化标准,这正是造成浮夸风,造成虚假成绩的主要原因。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刘伟鸿的神情,也渐渐严肃起来。

洪总理略略一蹙眉头,淡然说道:“伟鸿同志,言辞很激烈嘛。”

“对不起,请总理原谅。”刘伟鸿连忙说道:“不过我说的都是内心话。”

“嗯。”

洪老总轻轻点头,不置可否。

“你继续说。”

“是!有关职工下岗,我认为这是更加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出发点是怎样的。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以经济发展为全部目标,其他所有工作,都以此为前提,那么,在很多人,尤其是在领导干部的心目中,不要说职工下岗是可以容忍的,就算是其他更加严重的问题,都能容忍。阵痛嘛。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大发展,都必须要忍受阵痛。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换取全局的胜利。多年以来,我们都在遵循着这样的思路。战争年代,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总是会有部分同志要做出惨烈的牺牲。这个无可厚非。我要阐述的是,是不是能够把这种牺牲,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小分队,留下一条转移的通道?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洪老总轻轻地重复了一遍,眼里闪过一抹深思的神色。

“是的,总理。这就是我的想法。现阶段,我们的国企职工和集体企业职工,总共有多少?这个我没有查过具体的数据,但是我想,几千万肯定是有的。或许三千万,或许五千万。但不管是几千万,相对于我们的人口总数来说,这是少部分。我们现在是打算让这部分工人下岗,来换取全部公有制企业的高速发展,造福十亿人民。整体上来说,这个思路并没有错。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安排这些工人下岗。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还是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在逐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逐步下岗。我认为是很值得深思的。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全部人口。他们背后就是几千万个家庭。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妥善处理,将会造成非常巨大的社会问题,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不但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更严重的是,会造成人民的信仰缺失,所谓仓廪足知礼仪。当数千万人,数千万个家庭,挣扎求生存,求温饱的时候,任何大道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苍白的,无力的。为了生存,他们会不顾一切。会有人出卖肉体,会有人铤而走险,会有人对整个社会产生报复心理。我们多年以来,辛辛苦苦建立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会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所有这一切,最终将影响到政府的声誉,影响到我党的执政地位。”

刘伟鸿不管不顾,将自己心中所想,一股脑说了出来。

洪总理猛地站起身来,背着双手,在办公室内慢慢踱步,厚重的双眉,紧紧蹙在一起。

刘伟鸿自然跟着起身,身子挺得笔直,眼神随着洪老总的身子不断移动,脚下轻轻调整着站立的方向,始终正面朝向洪总理。

办公室内的气氛,变得凝重非常。

第974章 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

足足两三分钟之后,洪总理才止住了脚下的动作,回过身来,望着刘伟鸿,严肃地说道:“刘伟鸿同志,那你说说看,如果是你,你要怎样来推行这个政策?”

不知不觉间,总理对刘伟鸿的称呼,又起了变化,变得很是正式。

“是,总理!”

刘伟鸿依旧使用非常标准的回答,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

洪老总瞥了他一眼,回到座位上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淡然说道:“坐吧。”

“是!”

刘伟鸿又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谈话到现在为止,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是刘伟鸿在说,洪老总在听。这样的谈话,非常累人。不但精神要高度集中,绞尽脑汁,还不能有丝毫的失礼。也就是刘伟鸿年轻,身体素质好,才不显疲惫之意,换一个人,只怕就要吃不消了。

“总理,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要谈开去,可能和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关联。”

刘伟鸿选择着词句,非常谨慎地说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番话,甚至可以解读为对现行经济政策的全面“质疑”,而洪总理,正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主要推行者。刘伟鸿焉能不小心谨慎?

洪总理的浓眉,顿时养了起来。

怎么,此人竟然对税制改革也有意见了?

不过洪总理没有说什么。毕竟他才是做决定的人,刘伟鸿只是他请来的客人,给他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而已,采不采纳,由他来决定。且听听刘伟鸿到底还有何高论再说。

“要减少公有制企业员工下岗的数量,首先就是对国企改革重组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有力的引导,或者说,要领导。我建议必须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全面领导这个工作。我们现在采取的,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先把国企改制的事情推出来,央企和地方国企一起尝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总结出好的方式方法。但不利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企业的领导者和每个地方政府的领导者,思维方式大不一样,个人操守和品德也很不一样。明白说,国家一旦允许国有企业改制,破产重组甚至是私有化,那么这无数的国企,就马上变成了一块块的大肥肉,必定会引起很多人的觊觎。像久安市那两个工厂的破产,就很明显是有人想要趁机侵占国有资产。如果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管理这个事情,这样的情况,就会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认为这个国有企业改制的管理部门,必须要马上成立起来。现阶段,对于一些严重侵占国有资产的案件,要从重处理一批,打掉一些不法分子的侥幸心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要凭借自己的真实本事,在市场上去拼搏,获取利润,而不是用这种手段,损公肥私。不然,我们党和政府的声誉,就要受到严重的伤害。”

刘伟鸿说道。

事实上,在他的记忆之中,他所言的这种行为,确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时间越是往后推移,这种灾难性的影响就越是深远。整个国家统治的基石,都因此产生了动摇。

“正确的管理和引导国企改制工作,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公开透明,全民参与。哦,这个全民参与,我认为主要是国企现有的员工,必须要参与进来。因为和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应该有知情权,有参与权。同时,他们也是最好的监督员。我认为,不管是哪个国企的改制,首先就要公开化透明化,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政府和上级党委政府,必须马上叫停。当然了,国家这么大,干部这么多,个别人的利欲熏心是难以完全遏制的。但有了这么一个规定,肯定能减少很多损公肥私的行为。一个政策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当初制定的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在落实的过程中,是不是会偏离原有的方向。好好的经书,不能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洪总理的嘴角略略一扯,似乎是闪过了一抹笑容。

这个刘伟鸿,还真是镇定自若啊,这当口,尚能给他来点小幽默。且不管他说得是不是有道理,此人的胆魄,可见一斑。

“当然了,不管我们如何的监督,国企改制是必须要走的一步棋,为了减少负担,轻装上阵,优化组合,部分工人下岗也是必不可免的。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裁员,也有失业。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比我们要健全得多。这主要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很多次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逐渐地发展起来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些东西,国家都比较重视。我们建国的时间还不长,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的模式,社会组织比较严密。干部和职工,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所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就比较缓慢。我认为,在推行大规模的下岗制度之前,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要先建立起来。低限度的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应该先行一步。职业培训,应该在下岗之前搞,不是在下岗之后搞。”

洪老总忽然问道:“这个经济账,你算过没有?国家财政,现在根本没有盈余。”

建立全社会的保障体系,需要庞大的财政支付能力作为坚强的后盾。而现行的财税制度,让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连日常的运作,日子都过得都紧巴巴的,更加不可能有余钱剩米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了。

每个职务,都自有难处。

刘伟鸿轻轻点头,说道:“是这样的,总理,我非常理解在现行的财税制度之下,中央财政的困难。因此,我对于国务院即将进行的税制改革,是完全赞同的。国家要大步发展,必须要集中财力建设一些大型项目,集中财力搞一些基础建设,这样才能提高竞争力。”

洪总理情不自禁地微微颔首。

刘伟鸿说的这话,正是洪总理心中所想。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能总是维持着过日子。

“不过,总理,我认为,硬件建设要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更加要重视。国家强大和民间富裕,是相辅相成。一个国家要强大,除了经济要发展,国民信仰体系的维护和道德体系的维护,都是极其要紧的。至少,我们不应该让几千万人对政府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情绪一旦产生,将很难消除。哪怕我们今后富裕了,再反过来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去关心他们的生活,都是不够的。有些伤害造成了,事后怎么弥补,都做不到尽善尽美。要紧的是事前要做好防范措施。就好像社会治安混乱,严打只能治标。建立犯罪预防机制,建立法治社会,才能治本。因此,我建议,税制改革,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先建立这一块。给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保留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有硬性规定,每年都必须要拨出一定比例的专款,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换句话说,我们投入了多少钱在社保里面,能够养活多少人,我们才能下岗多少人。必须让下岗职工本人和他们的家庭,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还有教育保障,下岗制度的后遗症,才会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

“总理,国家是三年富强起来,还是五年富强起来,我认为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现阶段,税制改革之后,不要急于将所有的钱都用到硬件设施的建设之上。这样做,或许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前一段时间内会放慢一点,但长期坚持下去,国民的信仰和道德体系就不会崩溃,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都是积极的,奋发向上的。当大部分人民,都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焕发出来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远远比金钱的刺激要大得多。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尽力引导国民这种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

刘伟鸿略略停顿了一下,稍顷,又加了几句:“总理,一个富强的国家,仅仅有钱,是不够的。远远不够!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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