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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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偏偏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印《修养》，搞得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让毛心里不舒服。我力争这绝非个人性格喜好问题，而是由一套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斗争方式使然。先生感叹说毛这个人一生待人处事，于公德私德都大有欠缺，对刘的斗争就太残酷，几乎搞到尸骨无存。我说，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逞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如此人物岂是公德私德有欠就可尽括？几十年来，国朝上下道德沦丧实自毛始。先生说“你讲的有些道理”。
　　二OO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知道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这事缘起于国平在《自传》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与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谁和毛泽东算过账？谁和刘少奇算过账？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作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恳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嘱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作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惟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自己是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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的孩子。
　　O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要去看先生。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呆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与先生自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敲门，邦洛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洛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午睡，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先生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子里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得局促。记得一位波斯国王曾往潘布罗克小屋拜会曾两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罗素先生为房子的狭小向国王道歉，国王说：“屋子确实不大，却住着一位大人物”。先生能在这方寸之地亲炙中外先哲，又有何小可言？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注明“二OO一年六月四日”。知先生心中仍牵挂着十七年前少年学子的喋血。那些曾经鲜活亮丽的青春之魂始终活跃在先生的记忆里。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对这些模糊的血肉扮着鬼脸，尽管我亲见他们也曾在死者生前的行列中举起过拳头。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向先生呈上在香港出版的宾雁纪念文集，先生拿过左右端详，说书印得漂亮。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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正想着，突然耳边听不见了先生的声音，原来老人家已经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宾雁纪念文集，不再理会我们的闲谈。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那部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份。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钟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九一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O九年一月一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大人物做起这些小事情来卑鄙得很。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没有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没有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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不甚吃惊，本来自红朝得鹿，谀桀颂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先生耳朵有些聋，说话怕我听不清，便声高起来，话筒中竟觉得有些震耳。先生最后感叹说，过年我就98岁了，还想去法国看你们啊，就是不知航空公司肯不肯卖票给我这个“98病叟”啊。说到“病叟”两字，先生有点自嘲地大笑起来。在先生的朗声大笑中，我却不由泪水涌出。怕先生察觉，匆匆挂断电话。
　　呆呆坐着，许久，许久……。天渐渐暗了，几点细雪飘落，愔愔地洒在青竹赭瓦上。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
　　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的裹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腔：“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后记今年元月二十八日先生起床穿衣时不慎跌倒。夜间便觉背痛，送医院检查，未见骨折，返回家中。二月四日，腰部见有小块红肿，又去医院查。医生仍说无大碍。那几日常与邦洛大姐通话，手边自一月份动手写的《辅成先生》已完成四章。想全文完再呈先生审阅。本来写先生就感绠短汲深，未成全璧的东西更不愿给先生看。还有一层私意在，盼先生能平安养好跌伤，成其百岁之寿，这样总能看到我的全文。但雪说，还是尽早把成文的东西呈先生寓目吧，让他知道你在写他。问邦洛大姐先生可有精力读文？大姐说先生每日仍能读两个多小时报刊文章。于是传文过去，大姐打印出来送先生过目了。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此是何意？先生知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想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
　　二月十八日，再打电话，邦洛说先生正在电话旁边，今日精神不错，可以说几句话。等了片刻，话筒中传来先生的声音，大不似往日的洪亮，有些气促声微。只说身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