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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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91亿城市就业人员中，有1。13亿属于国有制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占3/5；可以说，其中至少有半数是无所事事的多余人员。此外，在城市里还有3100万集体企业的员职工，这些企业的境况总体上都不景气。这也就是说，在城市里，大约3/4的工作位置靠国家和实际上的国有集体企业在提供。在有些城市，尤其是在当年的满洲里，也就是国家重工业基地，这个比例甚至更高。以1995年的数字为出发点的话，恐怕在这场真正的改革中，国家所有制中得有半数的人失业。城里人面临着大量失业的威胁，而且围绕失业者的社会保障网络还不健全。
邓的改革原本想着人人受益。它现在因此必须克服党内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对抗，因为改革并非完全是搞平均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不定要在哪个地方触及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公有制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城里，形成的原因在政府的管理，而且这种倾向仍然在继续。尽管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要比私有制企业慢，但它们在1978年到1997年间，还是增加了40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一个保险的工作位置，而且工资和社会福利持续稳定增长。在农村，解散农业集体使干部的权力首先被削弱了，而工资收入也减少了。但是农业领域的工业化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难以比拟的机会，为权力、收入的增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种新出现的市场也给数百万人提供了某种全新生活的机遇。农民，这些在毛时代终日埋头在田间的土包子，重新变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邓的改革允许富有勇气的企业精神，允许“下海致富”。邓的改革只是创造了赢利者，尽管只是少数人的赢利远比多数人多。
农村改革是以没有泪水而终结的，可现在要开始的这场改革却要造成数百万甚至更多的牺牲者，使更多的人感受到生存危机。强烈的对抗再所难免。譬如，一开始就让22万员工下岗，尽管这仅仅是多余员工中的一小部分，谁敢说，这22万人不会到北京去游行呢？谁能安抚住这些群众呢？别忘了，还有那些被取消了职能和裁减位置的官员的对抗力。一场国有企业的真正改革是一场对政治稳定带有相当高风险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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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第二阶段改革的突破（1997年9月）
■徘徊的几年（1995～1997年9月）
到9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5。一场国营企业的改革就得行进在继续萎缩公有制因素的道路上，而最后的情况应该是，那些保留下来的国营企业在一片私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仿佛那矗立的海岛。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一条不可触犯的原则，它要求，所有生产方式都必须是公有制。这条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与自由民主溶合，但是与企业的私有化绝对不相容，因为后者是回归资本主义，那么中国就会失却其社会主义特色。
尽管从给私有企业开了口子之日起，邓的改革就与这条生产方式公有制的原则发生冲突，但是90年代时，城市里的私有制几乎仅仅局限于小型家庭企业和个体户，而且主要集中于服务行业，像零售业和餐饮业等。回想一下，在生产型企业领域里的私有制那时也只是在农村有所发展，而且这些所谓的私有制企业也都是作为村、镇共同所有的。故此所有这一切还都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统一起来。街道旁的擦皮鞋工或者理发师并不能改变国家总体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宪法就是这么解释的：私有制是国家经济的“补充”，它填补了国家经济的漏洞。
但是，此刻已经到了不容继续回避意识形态上的模棱两可了。在邓1992年“南巡”以来，那扭扭捏捏的私有企业明显形成了巨大冲击力，向前猛进，而国营企业相反却越来越深的陷入危机。在消费品以及轻工业生产领域的小型国营企业迅猛下跌。
自1995年以来，在稳定的表象下，存在着一股无法调理的暗流。在党的机关和宣传部门中，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
那么，江泽民是什么立场呢？他在改革与反对派之间搞平衡。他批准了一条不许接收私人企业家入党的禁令出台，显示他好像站在反对派一边。尤其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讲政治”。这个口号让人联想起毛的“突出政治”。难道江真的要回到毛的路上、改变邓小平那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的方针吗？不同的是，毛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激烈革命，而江是要反腐败、要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等等。尽管如此，许多改革派人士还是不安，耽心这位党的领导人倾向于左派，而江自己也得尽快地消除这种印象。
从1995年初到1997年9月，也就是在国营企业状况急剧恶化的这段时期，党内的政治徘徊了大约两年半。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时机对于江似乎才成熟，他走到了改革者的一边。
■1997年9月：开始国有企业改革
1997年9月，2048名党代表走进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为的是参加第十五次党代会。他们代表了57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数目比英国和法国的国民人数还多。这些党代表所要确定的，就是党把12。5亿中国人带进21世纪的纲要。
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85在报告中，他发出了改革国营企业的信号。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它的意义可以与邓1978～1979年时的改革相比。当时的改革是围绕着农业集体经济，而今则是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石和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基础。如同当时的保守派一样，现在的保守派依然用改革是把党的未来作为儿戏为由进行批评。江泽民对前几年的激烈争论一带而过，似乎他所宣布的不是继续进行邓的改革，而是某种必要的“新突破”。
他的报告首先为这个突破做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正像报告题目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报告第一次把邓小平理论提高到党的信仰认识的高度。“邓小平理论”，报告中这样表述，“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与邓小平理论并存的，依然是党的指导思想，这个“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在公开场合是这么讲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所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还富有生命力的，都在邓小平理论中被陈述了。三大理论贯穿了这样的精神，并且表现为“核心”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理论被作为党的新的指导思想，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也就向所有反对邓小平改革的人表示，共产党坚持邓小平思想，而且要在他的旗帜下走进未来。
在他的报告中，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国营企业改革的主要观点，也就是那种生产方式私有制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江进行了不提名的批评。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江毫不畏惧地引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可是赵紫阳在1987年党代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观点。江泽民这么论证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这是一个不可跳跃的历史发展阶段。过去20余年的不幸，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任务，正是由于它完成了这个任务，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并非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本家“作为追求价值的狂热者……为了生产而要把人的本质变成产品”，“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创造，并以此构成某种发达社会形式的现实基础…”86如同前任赵紫阳一样，江泽民以辩证的推论把这种早期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使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的现象在伴随中国工业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合法化。“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江泽民补充说。
对于国营企业的改革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使生产方式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合法化。江泽民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必须发展不同形式的所有制。“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江泽民总结说，“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作为对改革反对派的妥协，江泽民谈到，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中，公有制形式必须占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首先把国有制变换成了包含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同时，江泽民还从本质上延伸了公有制的概念。他把国家或者集体持有控股部分的股份有限公司也算作公有制之列，“不能笼统地说”，江泽民以此结束了党内二十余年的争论，“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规定，究竟必须掌握百分之多少的股票，才能作为控股者，李鹏曾对此明确讲过，通常持有20％就可以控股了。
江还进而把所有建立在股份形式基础上的共有性企业也归之于公有资产范畴。这种共有性企业是90年代新出现的企业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经理和工人共同拥有了该企业的资产；该企业的股份不可以自由买卖，而只能在本企业内部的员职工之间进行买卖。江在最后还对这个概念作了延伸：所谓的“公有资产占优势，”他明确地指出，主要表现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在他对公有制的概念进行了延伸之后，江开始转到了对这个题目的论证，那就是：“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营企业改革的新突破就以此而顺利地开始了。即便是国家把国营企业分化出去了，即便是公有制比例减少了，但是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改革，江在此是这样勾画出它的底线的，所要形成的关键性结果就是：国家保留大型企业，放开小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将投放到股票市场，建成为跨国公司。而小型企业所面临的就是，国家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江并没有说要对多少企业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听众们都明白，宣布这个改革战略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30。5万家国营企业中，国家将保留1000家大、中型企业，并把它们投放到股票市场，以便为其引入新的资本。对于其余的30。4万家国营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中的员工来说，适用的就是这个口号“能救就救！”一部分被大型国营企业所兼并；半数以上被原企业的总经理或者私人企业买了，其中不少的企业是以远远低于实际价值而贱卖了。其中也不乏被外国企业所购买的，尤其是美国投资基金会，为了获得合适的购买对象，他们早就让自己的代理人在这个国家内到处活动。剩余的部分也就破产了。在大会堂外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严肃地讲：“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必须被淘汰，这是市场的法则”。
这场改革对于所有工人意味着什么，江在他的报告中讲得比较谨慎：企业改革“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他表示，党和政府要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但是他同时也强调，“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