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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读书 1979年-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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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布尔传》不仅是详尽地记录了这位科学家的一生生活的风貌,同时以生动的艺术描写来再现这富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人。他把法布尔写活了,跃然纸上,令人读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就拿传记作者描绘法布尔的肖像来说吧,作者写道:“……他那个时候已戴上了广边的黑毡帽,他的头发……长垂两肩,脸上没有胡须,有一些麻斑,额隆颐峭,眼光炯炯……,微笑起来,温和中带些讽刺。衣裳质朴,冬天加上斗篷以后的样子,还是大同小异。一直到晚年还是这个样子。”再看传记作者在全书结尾写的法布尔葬礼的场面:“……除了清草香花掩蔽着的灵柩,……我们还看到几个蓝翅膀的小蝴蝶立在灵柩的上面……;蟋蟀听到这消息,赶忙从草中爬来;螳螂听到这一消息……,也向他致哀。他一生所喜爱的昆虫,闻到这一消息,也都从树木、沙地中追随到这里。法布尔,这个在科学上有功绩的伟人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不朽名著却留给了我们后人。他一生中最喜爱的是昆虫,而现在这些他所喜爱的昆虫也都留恋着他。”传记通过艺术想象的描写,烘托出了这位昆虫学家葬礼的隆重气氛。象这样的细节形象的描写在书中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读了《法布尔传》后使人感到,一本好的科学家传记,不仅可以使读者知道这个科学家的生平和他的成就,能引起人们研究科学的兴趣,同时还能从他那种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精神中得到鼓舞和教益,从他的研究方法上得到启示。传记作者搜集了第一手材料来写,这对于研究特定科学家的生平和工作方法也是有借鉴价值的。
    这部传记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作者把法布尔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攻击,以赞同的态度加以介绍;法布尔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而未能批判。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从全书看,它仍不失是一部很好的传记典范作品。 
     
    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
     
    *  中译本在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林奄方。

公盾
《英语学习》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学习英语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学习》是为初级和中级水平的英语学习者编辑的一份很好的自学读物。自从1958年创刊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已有近七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中,这本杂志也同国内绝大多数刊物的命运一样,被迫停刊。“四人帮”倒台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中国踏上了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全国人民掀起了学文化、学科学的热潮。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的人日益增多。正是在这样一个一无指导、二无读物的情况下,去年第四季度《英语学习》复刊了。这对学习英语的人,特别是英语自学者,是一个极大的喜讯。难怪每期《英语学习》一出版,立即被热心的读者抢购一空。
    《英语学习》所以这样受欢迎,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十几年来“四人帮”在文化领域推行的“三光”政策,使广大读者无外语书可读,但是无庸讳言,也是由于《英语学习》本身编辑得成功,确实  是一本很有益的自学读物。这份刊物的编辑同志有着丰富的经验,了解中国人学英语的特点和困难,因此刊登的稿件能够适合读者需要,不只初、中级程度的英语学者感到篇篇可读,就是学了多年英语的人,翻看一遍,也能得到很有用的知识。
    综观复刊后几期的文章,我觉得《英语学习》具有下列几点特色:
    1,编排得体,内容多样,能照顾到不同程度的英语学习者。一部分文章显然是为初学者编写的,但是英语水平较深的人读起来也不觉得平淡乏味,而且往往还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另一部分文章探讨的问题比较专门一些(如《英语的否定形式和意义》、《of表示同位关系的一种用法》,均见1978年第3期;《英语中有关地区特征的同义词》1979年第3期),作者如果把问题铺张开来,完全可能写成一篇专论。但是照顾水平较低的读者,文章只抓住最实质的问题,去芜存精,而且写得深入浅出,趣味盎然。根据刊物小、篇幅少的特点,《英语学习》发表的文章一般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这也是《英语学习》的一个特点。例如《漫谈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一文,只用了三页多的篇幅把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习英语的人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提纲挚领地加以介绍,条理分明。其他如每期刊登的小问答、小知识,每期的英语歌曲,也都保持了广大读者喜爱的老《英语学习》的特点。
    2,适合读者需要,反映新时期特点。复刊以后,《英语学习》连续发表了两组文章。一是对老革命家的回忆和老革命家自己写的诗文,一是英语学家谈学习方法。陈毅同志的《语重心长谈外语学习》一文更是兼有了一二两组的特点。向革命前辈学习一直是我国人民的一个传统,特别是在今天,这些老革命家受“四人帮”疯狂迫害的事实逐渐被揭露出来,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和怀念。《英语学习》刊载这些文章的意义是深刻的。至于指导英语学习的一些文章,一些英语学界的前辈或者以亲身体验,或者根据英语特点,指明学习途径,对于初学外语的人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今天国内学习英语已经形成一股热潮,但是学习任何一门东西只凭热情、缺少办法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最近香港报刊对我国学习英语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也反映了我们不讲求方法的时弊。《英语学习》今后在这方面仍然可以继续组织一些稿件,针对具体问题(例如如何阅读科技英语、如何扩大词汇、提高阅读或翻译能力等)进行讨论,也可以邀请一些学习有成果的年青同志谈一下个人体会。              
    3,注意英语发展,介绍现代英语。语言同任何事物一样,也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中。除了作为文学欣赏可以阅读一些老作品外,我们现在学习英语当然要学习现代英语。王佐良同志的《介绍一本口头文学作品》(1978年第2期)通过对美国特克尔的《工作着》一书的介绍,说明了当代英语的一些特点,从用词、句型直到修辞手段,是一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配合这篇文章载于1978年第3期的一节《工作着》的选录(《Grace Clements》),如果注释更为详尽一些,选择若干例证作为前一篇文章的阐述和补充,两篇文章就会相得益彰。Pat Adler的《Some Interesting Difficulties》从一个以英语为本民族语的教师角度指出我国教材中的一些问题,给我们打开了眼界,尽管其中有些点还是可以展开讨论的。David Crook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英语学习》的老撰稿人。他写的文章生动有趣,读起来既增长了知识,又是一种语言的享受。从1979年起连续发表的《Let’s Modernize Our English》(已刊登了三篇),使我们注意到当代英语的发展变化。他收集的例子都是第一手材料,对研究英语的人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希望他继续写下去,使我们了解到当代英语中更多新的东西。
    关于《英语学习》的特点还有不少可以谈的,值得推荐的文章也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为了把这个读者喜爱的刊物办得更好,这里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编者参考。
    期刊杂志之不同于一本专著书籍,在于它的内容五花八门,在一个总的原则宗旨下,必须考虑到读者的不同需要和爱好。《英语学习》除了具有同一般期刊共同的特点外,还有一个读者不同英语水平的困难(且不谈学习科技、文学或语言的不同对象),需要编者认真对待。前文已经说过,编者在这方面化费了很大工夫,努力做到使大部分文章都能够为读者阅读、吸收。但是要使刊物的更多文章发挥作用,似乎还可以再多想一些办法。如果条件许可,把《英语学习》分为甲乙两种,各自针对不同水平的对象,当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目前条件下,编者是否可以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初级水平读者身上。这样做并不是要求刊物压缩较专深的稿件的比重,更不是降低刊物水平,而是要求刊物在技术上略做一些改动。譬如前面谈到的《工作着》一书的评介,对援引的例句如附有一定的解释,Crook等人用英文写的文章如果加一些注解,再如多登一些对照的文章,这样,在编辑方针同稿件取舍上完全不变,就能使只有初级水平的人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很大一部分篇幅也就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了。
    另一个问题是,在编者心目中,许多英语语言现象、语法、语音问题文革前的《英语学习》都已介绍过,似乎不必再重复。因此,复刊后的稿件,如果再探讨同一问题,就只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或者阐述大问题中较为细小的项目。且不谈《英语学习》的大多数读者——英语学习者的新的一代——最需要的是什么,这种作法本身是否会把编者的手脚束缚住,门路越来越小呢?由于“四人帮”破坏文化的浩劫,目前在各单位的图书馆里过期刊物都有很大损失,更不要说存于个人手中的了。而文革前《英语学习》发表过的文章有不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例如系统介绍英语时态等语法现象的文章、张冠林及Crook写的练习语音的文章、介绍阅读英文报刊、介绍英美人名地名、如何查字典等知识性文章,不只初学英语的人需要知道的,就是英语教师也需要不断参考。)鉴于这种情况,《英语学习》似乎可以做两件事:一是仿照英国出版的《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的办法,把过期刊物的一部分文章汇集成册,做为刊物的丛刊。一是选择一部文章重新发表,文字和例子可以做一些修改,原貌则保持不变。这样做对于没有阅读过早期《英语学习》的读者帮助是很大的。
    《英语学习》过去很注意使刊物编排得生动活泼,经常附有照片、插图。今后也可以刊登一些中外的图片、漫画。另如选登一些幽默文章,定期举办征文,翻译竞赛,及早恢复问答栏等,这些都是老《英语学习》的传统,也都是读者们热心希望恢复的。

傅惟慈
出书也要“挖潜”


    向四化进军,固然要筹建一大批新的工矿企业;但是,对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却是当前发展生产最有效的措施。我以为这个精神,对图书出版工作也适用。过去十多年,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淫威之下,新书写不出来,旧书不准再版,书林凋落,万花纷谢,严重的“书荒”,迄今尚未缓解。怎样解决这个供需矛盾呢?积极组织编写新书,力求增加新书品种,固然重要;而注意“挖潜”,让一大批已经出版的优秀图书,得以迅速重印或修订再版,也是当务之急。
    去年春天,我国出版界曾经集中力量,很短时间内重印了几十种中外文学名著,在“五一”节发售,使书籍市场顿显活跃。这种做法,备受读者称誉,说明图书的重印和再版工作确实应该重视。我们不妨算一笔帐,就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来说,出版各类图书不下二十万种,如果保留节目有十分之一,也就有二万种,足见大有潜力可挖。“保留节目”这个词儿,过去也曾经被人鄙弃过,似乎同“创新”不两立。其实,物质财富要靠积累,精神财富更要靠积累。图书是人类积累精神财富的重要工具,保留节目越多,表明精神财富的积累越丰厚,新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越坚实,有何不好。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一样。一双鞋太破旧了就不能再穿,只好弃置,所谓“弃如敝屣”。一部优秀著作,则有永久保存和使用的价值。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千百年来,辗转翻刻,久而弥新。出版工作如果不注意再版,象“猴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没有保留节目的积累,那我们的文化生活,岂不成了茫茫白地!
    让一部基础较好的著作获得再版的机会,经过群众的检验,修订补充,是提高书籍质量的重要办法。特别是那些费好大力量组织编写的成套的图书,如果抛弃原有的一套,另起炉灶,不仅旷日持久,质量也不一定比原来的好。例如1961年开始,由胡愈之同志主编的《知识丛书》,编入了很多介绍基本知识的优秀著作。“四人帮”攻击为“大毒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这样的《知识丛书》,在向四化进军中非常需要。如果以这部丛书为基础,修订再版,充实提高,比另起炉灶新编一套,实在事半功倍。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因此,我恳切地呼吁我们的出版社,都能对已出版的图书再加清理,看看哪些可以重印,哪些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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