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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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班牙，靠倒卖军粮成为暴发户。复辟王朝末年，他为行将垮台的国王筹款而得宠，受封为男爵。在金融贵族掌权的七月王朝，这位银行家更是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甚至让妻子勾搭内政部长的秘书，探测政治风向，以利金融投机。弗南于拿破仑“百日”复位期间在战场投敌。波旁复辟时他成为少尉。这个西班牙移民，在法西战争时竟去对祖国人民作战，并因帮西班牙保王党上台有功，升为上尉，获伯爵头衔。土希战争中，他身为希腊总督的三军总监，当上了中将。维尔福在一手铸成邓蒂斯冤案以后，就去向国王报告拿破仑打回法国的计划，受到嘉奖。第二次复辟期间，他更卖力地为王室效命，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步步升迁。此刻，他又成为七月王朝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在大仲马笔下，这些当权者的历史满纸卑污，他们的金钱、纹章和顶冠，无不浸透着人民的鲜血。
《基度山伯爵》写作和发表于1844—1845年，那时是七月王朝统治的后期，它敢于通过这三个反面人物的刻画，对本朝统治阶级的罪恶作这样切中要害的针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邓格拉司等人的丑史，作为形象的历史材料，也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思的论断：七月王朝金融贵族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④
《基度山伯爵》以大部分篇幅描写它真正的主人公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活动。他巧妙而又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三个仇人：他让爱金钱胜于生命的银行家邓格拉司在金融投机中一次次蚀本，直至彻底破产；他揭发好以其高贵身世自炫的马瑟夫伯爵叛卖希腊总督的卑劣行径，使之身败名裂；他把以“铁面无私”的执法者自居的维尔福作为杀人犯推上被告席。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⑤正是在基度山伯爵的报恩复仇行动中，蕴含着大仲马所要弘扬的社会哲理，也就是小说的主题思想：赏善罚恶。
赏善罚恶的观念，古已有之。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乃至不同个人，分辨善恶的标准和赏善罚恶的主张是千差万别的。
中世纪法国宗教文学把笃信虔诚、安贫守命视为善，而把不敬神灵、犯上作乱视为恶。它的“赏善罚恶”是维护古代封建社会的理论。
大仲马同时代人欧仁·苏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也宣扬赏善罚恶，但他要罚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而且他不仅把惩罚的权柄，也把奖赏的权柄交给司法部门。这种依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赏善罚恶的方法，显然是虚伪的。所以马克思斥之为“维护社会的新理论”⑥。
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则不同。它的主人公专门惩罚反动统治集团中的大人物，这些人是他的私敌，也是广大人民的公敌；他以“复仇之神”的姿态，对那些做尽坏事而不受惩罚的统治阶级“施行我的法律”，这恰恰是对反动统治阶级“赏善罚恶”的否定。总之，小说《基度山伯爵》通过主人公的赏善罚恶，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七月王朝赏恶罚善的不平世道的愤懑，表达了他们对实现社会正义的渴望，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以上表明，这部小说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应该指出，由于大仲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严重缺陷。
首先，尽管基度山伯爵的赏善罚恶是正义的，但他的方法却是实际上不可行的。他声称“我用两种东西来达到我的希望——我的意志和我的金钱。”实际上，他能复仇，全仗着他有一座“比金山还值钱”的小山。在他报恩复仇的每个关键环节，都是金钱起决定作用。他甚至可以干脆用无限透支搞垮邓格拉司的银行。他所揭示的，归根到底是用金钱来赏善罚恶的方法。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诚然有极大的魔力。小说中邓格拉司为便利金融投机，甘心让妻子私通内政部长的秘书等情节，就是对金钱魔力的很好的写照。但是，当大仲马要用金钱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世道时，他就陷入了妄图用金钱势力反对金钱势力、用金钱统治代替金钱统治的矛盾。忘记了他笔下的邓格拉司这句颇有道理的话：“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台”。幻想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大仲马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最主要表现。
任何唯心主义都必然要导致相信灵异。大仲马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明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⑤而他偏要主人公拥有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明明只有反动统治阶级占据着大量财富，而他偏要正义者成为最大的富翁；明明金钱只能作恶，而他偏要金钱行善。为了使这一切违反现实的事情显得“天经地义”，他便请出上帝：是上帝从天上掷下一笔干干净净的金钱，让它落到正义者手边，用它去罚恶赏善。邓蒂斯原不相信上帝，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不曾遇到过任何事物可以使我相信他的存在。”但是，自从他奇迹般地获得狱友馈赠的世间“闻所未闻的绝大财富”以后，他不但信仰起上帝，而且俨然以“救世主的一个使者”自命了。基度山伯爵每一次赏善罚恶，都是按照“上帝的伟大计划”行事的。随着他赏善罚恶行动的进展，小说笼罩着越来越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氛。全书结尾，大仲马甚至通过基度山伯爵之口劝告人们：“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这种宿命论的说教，更是荒谬而又有害。
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按照本阶级的理想塑造英雄人物。因此毫不奇怪，大仲马赋予了基度山伯爵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超人意志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信条。基度山伯爵是“超人”，他象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甚至能起死回生，预卜吉凶。他又是阴谋家，他的某些行为，例如教唆维尔福的妻子下毒，结果害死老仆和儿童，不仅超出了复仇的限度，而且做法也极其卑劣。
对《基度山伯爵》思想内容上这些严重谬误，我们必须给以有分析的批判。但是总观全书，毕竟瑕不掩瑜。
谈到这部小说的艺术性问题，首先要指出，大仲马是个报章连载小说家，《基度山伯爵》同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专为报章连载而写。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艺术特点。
报章连载小说受两种因素制约：第一，它必须面向尽可能广泛的读者，适合他们共同的爱好，而读者大众的共同爱好是听故事；第二，要使爱听故事的读者们每期都“有所得”，它必须有大量连续不断的情节。
小说《基度山伯爵》正是以情节取胜。它充分显示出大仲马设计情节和编排故事的出色才能。蒙冤的主人公入狱后是死是活？越狱后能否报仇，如何报仇？这是读者最关心的。大仲马就紧扣着这条主线，密布下一连串的情节。在婚筵高潮上，邓蒂斯突遭飞来横祸；在绝望的死牢里，他又获得不期而至的遗产；在罗马广场上，临刑的犯人当众从绞架上得救；在邦杜加客栈里，卡德罗斯夫妇图财害命的腥风血雨；维尔福活埋亲生子的可怖之夜；马瑟夫伯爵出卖希腊总督的往事；吝啬的邓格拉司在匪窟受敲诈的大快人心的场面……数以百计的这类精彩情节，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富有奇遇色彩而又不给人荒唐之感，以强烈的吸引力牵动着读者步步入胜。
在这部小说里，很少大段的心理描写和长篇的景物描写。它基本上只有两种要素：人物的言语和动作。但其中的人物并不因此而缺少性格特征。大仲马这位早年曾以戏剧创作闻名的作家，极善于通过人物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和内在品质。试看第一章《船到马赛》。抵达港口的邓蒂斯和邓格拉司只不过分别同前来接船的船主交换了三言两语，然而他们迥然不同的品质和性格已跃然纸上。小说也不因此而使人感到背景空虚。因为随着主人公的奇遇，一忽儿是阴森的地牢，一忽儿是光怪陆离的匪窟，一忽儿是人迹罕到的海岛，一忽儿是大都会巴黎，一忽儿是狂欢节的罗马，一忽儿是备受战祸的希腊，场景不断变迁，使得全书的地方色彩和环境气氛显得相当浓烈。
作为讲故事的能手，大仲马写来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但决不雕凿，决不追求绮丽的词藻或故作艰深，而是力求明晰、流畅。
总之，《基度山伯爵》并不具备高超深奥的哲理、光焰万丈的气势、详征博引的史料，它只是以通俗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普通人关于善恶的人之常情。“通俗小说”——资产阶级轻蔑地这样称呼它。“通俗小说”——我们也这样称呼它，但带着赞赏的意味，因为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书。
① 高尔基：《文学书简》给伊·亚·格鲁兹节夫，第84页。
② 见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和梅林《马克思传》。
③ 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
④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6页。
⑤《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页。
⑥《马恩论艺术》第3卷第78—79页。
⑤《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张英伦
《李四光文集》
李四光同志是我国卓越的地质科学家。他首创的地质力学，对我国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地震的预测、地热的利用，特别是我国东部新华夏系各大油田的发现，起了重要作用。
在李四光同志逝世后，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的李四光遗著整理小组，曾整理了部分著作。在此基础上，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地质力学概论》、《天文·地质·古生物》、《中国第四纪冰川》、《区域构造分析》、《旋扭构造》、《地震地质》、《地质力学工作方法》等书；地质出版社出版了《论地震》和部分内部讲话材料。
但据初步了解，李四光同志关于地质科学的论文、专著有一百八十余种（篇），数百万字。他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关于地震、古生物的，特别是关于科的，一般都用英文发表，散见于国内外地质科学刊物上，或以单行本出版。中、后期主要是有关冰川和地质力学的著作，有以英文发表的，也有以中文发表的。这些著作都应该收集、整理，予以出版。
现在国家地质总局已成立《李四光文集》编委会，收集、翻译和整理这些著作，将依发表时间为序，分为若干卷出版。
编委会以李四光的学生、地质科学家许杰同志为首，参加者还有李四光的学生、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孙殿卿同志和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同志等。编辑工作者有地质力学研究所、国家地质总局规划院、武汉地质学院地质力学系等的有关人员。
《根》
1976年秋，美国出版了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作者自称他经过十二年的考证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昆塔·肯特，一个从非洲西海岸被白人奴贩子掳到北美当奴隶的黑人，描述了他在非洲的自由人生活，他和他的子孙在美国奴隶制下的苦难历程，以及这个家族获得自由后的经历。这书一出版，就成为烩炙人口的畅销书。同时，它也引起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因此，关于《根》的问题，是一个带有高度社会意义和学术性质的事件，值得研究和探讨。
三本畅销书，一个老问题
《根》的主题，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问题，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争论最烈的一个论题。
从十七世纪初第一艘载着掳自非洲的黑人的运奴船驶抵北美洲海岸以来，迄今三百多年，黑人奴隶制和黑人受压迫的现象就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早在独立革命前，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一个逆世界历史潮流的社会经济制度。到十九世纪中期，这种制度已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维护奴隶制的反动势力和反对奴隶制的进步势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反复较量，无穷的舌战和笔战所未能解决的，最后由真刀真枪的流血战争解决了。1861—1865年一场空前酷烈的国内战争，结束了这种“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①。然而，奴隶制的阴魂却象一团不祥的乌云，从来没有从美国大陆的上空消散。有形的枷锁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