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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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象还是在上海和柏林，不是在延安。”她反省说，“在农民出身的军队所在的地方生活，是极为严谨的。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夜里聚在一起，喝茶，甚至饮酒，让那个在李德的窑洞前等候，给我们传令的小鬼看到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吧。”
艾格妮丝的担心是对的。不只是爱称“小鬼”的红军少年战士，妇女们也对艾格妮丝的生活方式抱有疑念。毫无疑义，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妇女们也担任重要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可是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而来的社交平等，进展得还很慢。工余时间，仍然是男女有别，在剧场看戏和观看其他文娱节目时，大都是男的和男的坐，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红军的妇女们和我谈到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时，都是兴致盎然的。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①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关于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她们都同样感到兴趣。
少数女战士中间——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三十五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贞。毛的第二位夫人，被国民党处死了。奉双亲之命与之成婚的第一位夫人，毛从未和她共同生活过。
有职业、强调自己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妇女，许多都沿用未婚时的姓名。参加红军的妇女也同样，用自己婚前的姓名。可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邓颖超小姐实际上就是周恩来夫人，宋庆龄和孙逸仙夫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真令人惊奇不已。
同理，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中文的“tong zhi”是指战友和同志的意思，这种称呼不仅限于党员。在今天的中国，“同志”是一般称呼，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贺子贞随毛主席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
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遗留着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贞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内战后，即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红军老战士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全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而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艰苦的长征期间，象贺子贞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做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实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抗日战争期间，康克清结束了她的军人生涯，专心从事战争殉难者的孤儿和难民的孩子们的教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儿童福利部长。隔了多年后，我一九五五年在北京与康克清重见，她是象一九三七年在延安时一样纯朴可亲。她热情诚恳地和我打招呼。我惊奇地说：
“你还记得我吗？”
康克清微笑地答道：
“怎么能忘记你这位老朋友呢？最初到延安访问我们的人中间，你就是一个。在战争中，你为我们尽了很多力，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延安和康克清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她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那时她曾对我这样解释：
“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这个计划。他尽力帮助我，教给我许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学生的示威游行。那时，他们都属于同一组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战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会治好我的结核病。”她对我这样说，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
后来不久，她化名在北京附近的一家肺病疗养院疗养时，险险乎被日军逮捕。日军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领了北京。
邓颖超尽管受到日军的多方查问，仍然平安地离开了北京。她是扮做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女佣脱险的。本来，外国人的佣人是不必受查问的，邓颖超扮佣人扮得很象，但仍然受盘问了。
关于这件事，后来埃德加·斯诺对我说：
“我可以发誓，她扮得真象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呆头呆脑的姆，看上去，除了家务事她是一无所知的。”
和周恩来结婚，邓颖超本人当然是自愿的，大概谁也不能对此持异议。可是，象周恩来这样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会看上她这样外表缺乏魅力的女性呢？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恐怕也不少吧。她的聪明、多方面的能力、对友情的信守不渝，对周恩来说来，恐怕是比容貌更为重要的。
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孩子。是原来就没有孩子，还是在战乱中失散了呢？没有人特意问过。
周恩来
今天，在世界各国中，没有人不知道周恩来的事迹。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报纸和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一个美男子，脸上充满智慧，眼睛乌黑发亮而有生气。只是看他的脸的话，是难以估计出他的年龄的。
可是，即使是最高明的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也不能再现他的人格的魅力。即使是出身、国籍、政治信仰不同的诸色人等，周恩来对他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名作家、老资格的记者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敏锐干练，他那优雅洗练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他的幽默和讽刺，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铭感不忘。
我在延安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所有的部下，从周恩来身边的干部到称为“小鬼”的少年战士，都尊敬他，敬仰他。后来我在汉口、长沙、重庆，几乎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原先他给我的这一印象就更为强烈。他的出身、教养、地位，是谁都清楚的，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轻视别人，也从没有见过他采取自尊自大的态度。不管是对藉藉无名的农民、战士，还是对中央政府的高官、外国的大使，他都是一样用充满好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周出身名门，祖父做过朝廷的大官，父亲是有名的教师。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最初在天津现代化的中学念书，后来在天津的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因为学业成绩优秀，得过奖学金。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为了在一起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理论，当时在中国成立了许多组织。周是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最初使他从书本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是“觉悟”社。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刚刚在中国出版。
本应作为学者在人生道路上行进的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他被捕，被判徒刑一年。在被捕者当中，有一名激进的女学生，她就是邓颖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广东和她结婚。
一九二○年，周作为“勤工俭学会”的一员到法国去。他在欧洲住了四年。在此期间，他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成立后，柏林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便合并到共产党支部中去。正在此时，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
当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一名男子在柏林被批准加入共产党。这个人的入党申请，在上海原是被否决了的。此人就是朱德。周恩来和朱德见面交谈后，马上让他实现了入党的愿望。这一结果，为共产主义事业赢得了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领导人，也充分证明了周恩来具有敏锐的眼光和识人之才，真是慧眼识英杰。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到中国，在广州近郊黄埔新创立的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校的校长，也是一个后来令人瞩目的青年，他就是蒋介石将军。
共产党员周恩来，才二十六岁，就成为广东政府的首脑之一。在青年中，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间，他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九二七年，他的组织才能在上海得到再次证明。他在三个月内组织了约六十万工人，成功地做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可是，蒋介石率领乘胜进军的国民党革命军进驻上海后，竟然讨伐自己昔日的盟友。在要处死的黑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巧妙地化装逃脱，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革命军即中国红军中。一九三一年，他被任命为红军的政治委员。
国民党方面，为了使周恩来这个才具非凡的人物脱离共产党，作过种种尝试。可是，富贵荣华的诱饵并未能使周恩来心动。此时，红军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虽然红军正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进，但让周恩来离开自己的队伍是办不到的。
我对周恩来这个人物感受特别深的是：他在评价一个人和判断情况时，并不采取偏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在内战中让外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了解共产党的立场，要完成这样一些困难的工作，毛泽东除了交给周恩来去做以外，他大概不能找到更适当的人选吧。周恩来，现在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理。
朱德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不仅是周恩来，还有其他人到过德国，这是我以前就知道的。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折皱的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如果古老的迷信是对的话，他一定会长寿的。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汉语好了。”
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汉语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样，他谈起来还是混夹着几句德语；当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我可能不明白时，也一定用德语补充说明。他说的是四川话，我听起来觉得比红军里许多战士说的那种南方话要好懂一些。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象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象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