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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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祸公司》是宝林同志和他的学生杨紫阳同志合写的。
《没有开完的会》是宝林同志和漫画家方成同志合写于第二次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期间的，它的针对性很强烈。
《技术表演》、《红状元》和《不挂“客满”牌》是一组配合全国财贸系统双学大会召开的作品。头一篇是宝林同志和周琦同志合写的；第二篇是宝林同志和陈文清、宋家玲两位同志合写的；第三篇是宝林同志和高方正同志合写的。
必须说说的是三点也不能算做题外的话：第一、很显然地，宝林同志在这个阶段的创作活动和演出实践完全采取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和方式，他除了和专业曲艺作家、演员合作之外，主要是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这从他本人来说，是个大有出息的行动。从搞创作和演出的专业人员来说，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二、通过他拆洗《种子迷》和翻改《铁娃娃》为《炼铁队》的范例，可以给相声作者、相声演员和广泛的文艺作家以及演员以若干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上的借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最后一点不能不特别提出来的是，宝林同志在《姓名学》里拿他的名字和他的老搭档郭全保同志的名字的谐音来调侃江青，信手拈来便逸趣横生，使观众忍俊不禁；这种机智是从深思苦想的艰难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没有任何捷径和窍门儿。
末了儿，我们要感谢黄苗子同志为这个集子题签，黄永玉同志为这个集子设计封面，丁聪同志和方成同志绘制插图，他们的热情帮助使这个集子增加了光采！
1978年6月20日
京郊怀柔山居
吴晓铃
美国畅销书作者阿瑟·黑利
加拿大籍小说家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是美国畅销书的著名作者之一，他的书已被译成三十种文字出版。自他从事写作以来发表的六篇小说，都畅销一时。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
黑利生于1920年，英国卢顿人。十四岁前读中学，后来当过店员。1939年参加皇家空军，1947年移居多伦多，成为加拿大公民，以后迁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回忆以群
眼前是刚收到的一封航空信，是以群的爱人刘素明同志寄来的，信上写着：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过文化局复查组复查，市委批准，以群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四人帮’强加的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错误结论撤销，恢复以群同志的党籍，给予平反昭雪……请你把这些情况转告茅盾先生，代表我感谢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怀，……并转告以群在京的朋友们……”
这是我焦急等待了两年的消息，喜悦是不言而喻的，而信上接下去的字行，我却看不清楚了，泪水模糊了我的视野；透过泪水，一个熟悉的身影，浮上心头。
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身影。似乎依旧当年，我们伫立在西子湖边的夕照里，谈着一些当时使我十分激动的左翼文坛的情况。
以群原名叶元灿，和我是杭州蕙兰中学的先后同学，1929年他高中毕业，我刚刚考入这个学校的高中。当时他和另外三个人在给杭州《国民新闻》报编一个周刊。引起我们这些初中刚毕业的人兴趣的，是这个刊物的内容。那时国民党CC派在杭州的控制十分严密，而看起来《国民新闻》的后台，也有神通的地方，不但在新闻上和国民党CC派的宣传唱对台戏，特别在副刊上，他们也作了努力。就在这样一个“夹缝”里，以群和他的两三个同学编了一个周刊，用巧妙而又有时十分晦涩的文词，别具匠心地在宣传马列主义。只要那时稍稍关心左翼文化运动的人，从他们的字里行间，可以猜测到作者们谈的是什么东西。我是这个周刊的忠实读者，所以严格讲起来，以群可以说是我的启蒙人之一。
随着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国民新闻》终于被封了（以后虽然又启封出版，却已换了老板）。关于以群则有人说他到上海去了，又有人说他被捕了，关在陆军监狱里。后来又有人说他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去了，从此我就不再知道他的消息。但是在我去上海读大学后，当时出版的左翼刊物中，有时出现署名“以群”的文艺理论文章，也是我爱看的。特别是他译的苏联的《新文学教程》，在文艺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直到1941年我到重庆谋生，才在另一位同学那里知道当年我所熟悉的叶元灿，就是以群。但那一年因为皖南事变，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大部分都撤退到香港去了。我到重庆，以群刚走不久，所以无缘见面。当年冬季爆发了日帝的太平洋战争，有一个时期，我们在重庆的人，都为留在香港的朋友们担心。1942年，我接到了夏衍同志要我转给周总理的电报，才知道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同志已经平安到达桂林，但以群还是音讯杳然，只知道他已离开香港，究竟在哪里，却无法知道。我当时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址的楼上。说也凑巧，我住的那间屋子就是以群住过的地方，黑黝黝的墙上还留着不知什么人用指甲刻的以群的名字，墙上还有半幅铅笔画，别人告诉我这是艾青同志有天在醉醺醺时所画的未完成的自画象。所以每晚在我夜读之余，偶然从墙上扫一眼看到他的名字，总不免倍增对他的思念。
大概到初夏时分，以群才回到重庆。一次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的茶座上我和陈鲤庭同志在喝茶，突然进来一个人，是那样熟悉的面孔。在座不知哪一位给我们介绍，我们异口同声说：“原来以群就是你！”“原来亦代就是你！”我是开玩笑，因为我早已知道以群就是叶元灿；他却是真的，因为他还不知道当年的小朋友，现在改了名字。他还是那付老样子，胖乎乎，矮墩墩的，只是手腕上多了块伤疤，那是带手铐引起皮肉溃烂的痕迹。在我看来，那正是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纪念。多年的斗争生活，使他变得更沉着了。他对我淡淡一笑，使我想起西子湖边那个热情的、比我大不多几岁的年轻人，但是十几年过去，他成了个斗士，而我却还在浪迹江湖，依旧是个徘徊歧途的人。
他正在筹备恢复一个刊物（可能是《文艺阵地》，我现在已记不清），经常鼓励我搞翻译。我记得自己学着翻译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三篇小说，都是他逼着我修改译稿，拿去发表的。我研究美国现代文学，正是他给我出的课题。但是说来惭愧，又是差不多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能拿出些什么成绩来告慰他对我的期望呢？
1944年，大概春夏之交，他来找我说有件事要我考虑。原来他得到党的指示，要在重庆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内外中文报刊发播解放区文艺作家如刘白羽、周而复、周立波、艾青等人的作品，备这些报刊选用。但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向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去登记，所以“大家商量的结果，希望你能参加这个工作，因为这事情要担点风险，请你先考虑考虑。”（大意）我一听之下，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成立了文化联络社，由茅盾先生任社长，以群任总编辑，我任经理。由我具名向社会局提出登记申请，我托了倪斐君同志向有关方面打了招呼，没有几天就批了下来。这样文联社就在观音岩附近一座二层楼房屋里开张了，参加社里工作的还有盛舜和李少芳二位同志。开办时一部分费用则是由孙夫人宋庆龄资助的。以后他还办了大型文艺刊物《文哨》，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占了大量篇幅。
抗战结束后，我于1945年底前先回上海，以群和文化联络社则在1946年春才从重庆迁沪。他把文联社的工作扩充了，除了向国内外发播文艺稿件外（主要还是解放区的），还出版了《文联》月刊和组织“星群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的单印本。1947年他又和凤子、丁聪、马国亮等同志和我出版了《人世间》杂志，由凤子任主编，我还是担任印刷、广告等杂务工作。
那些日子，我和他隔不了二、三天就见面，他经常把党对文化工作的指示和解放区的情况传达给我听。在重庆和上海可以说是我们过从最密的时候。但好景不常，和谈破裂，他又奉命撤退到香港去了。我们当时虽有书信往还，可惜的是在上海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的时候，我把他给我的信都毁了，怕连累到信中提到的其他朋友。
建国后，我调到北京工作，以群留在上海，但只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或是他来北京开会，我们总要设法见面，可是因为工作的冗忙，只是见次面吃顿饭，象以前那样一谈几小时的机会，就很少了。
我最后一次同他见面，大概在1964年秋天，他住在华侨大厦，打电话找我去谈谈，我们没谈多久，张瑞芳和秦怕同志来了。那天天气很好，她们提议去北海公园，我表示反对，理由是同她们二位逛公园势必不得“安宁”。以群调侃我说，“今天你这个二哥，就得听她们的。”果不其然，一进北海大门，一群女学生就把我们包围了，好不容易，才从西门出来。以群说，“我们拣个时候再谈谈形象思维的问题吧！”这就是我听见他的最后的声音。
以群死亡的消息，我是从外调人员口中知道的。那时我因为所谓“二流堂”人物而被隔离反省，他们问我的一些问题牵涉到重庆时的以群，我一开口，那个人便拍着桌子，大声叱责说，“你是军统特务，他是叛徒，告诉你，他已经死了，你包庇不了他。”
以群是叛徒？我想不通。一个叛徒还能为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做一辈子无名英雄吗？这是诬陷！正如我这个“军统特务”的头衔是“莫须有”的罪名一样。我根本不相信，我只能对这些拿别人的政治生命作儿戏，拿党的革命事业作儿戏的人，嗤之以鼻！
一直到今年一月去济南参加美国文学研究座谈会时，我才从汤永宽同志那儿知道以群的详情。一个人能在敌人的重刑下都熬过来，对白色恐怖都无所畏惧，而居然被“四人帮”非人道的迫害而含冤死去，他的死是对“四人帮”破坏党纪国法的严正抗议。
十多年了，我又想到以群的爱人素明同志和他们五个孩子的生活。“叛徒家属”的日子是怎样过来的？我不敢想，我也不忍想。
党给以群平反昭雪，值得为以群高兴，因为我们的党终于扑灭了“四人帮”的凶焰。但是这个正当有为之年的以群呢？他死了，好似一阵恶浪把他吞没了；永远不能复生，再也看不见他为之献身而梦寐以求的美好日子到来了。我感到心里的阵阵悲痛，和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
1978，12，24夜
冯亦代
《周士第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周士第回忆录》。周士第同志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著名指挥员。他写的一些回忆文章（共九篇），根据亲身经历，生动具体地记叙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的建立及其战斗历程，南昌起义及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些重大战役的情况，是宝贵的革命斗争史料。全书约十五万字。
大公报文艺奖金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上海《大公报》搞过一次文艺奖金。当时，在文艺界也算一桩创举吧。经过是这样：
《大公报》原是天津天主教人英敛之于一九○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一九二六年吴鼎昌把它盘过来，成立了一个“新记公司。一九三六年九月是这家公司接办的十周年。我是在一九三五年七月进的《大公报》，职务是编文艺副刊。
三六年七月间，报社胡霖社长一天把我找去，说想搞一次全国征文作为纪念十周年的——其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作一次广告。他问起我的意见。搞征文我感到确实困难。首先是来稿数量必然太大，不好掌握。征文裁判者总得请知名的作家，大家都很忙，不可能去逐篇地看，意见更难协调统一。最初我建议采用当时开明书店的办法。一九三六年恰巧也是开明创业十周年，他们以较高的稿酬特约了一些作家写文，出了两本纪念集，即《十年》和《十年续集》。他摇头说，人家那么搞了，咱们再去仿效不大好——事实上后来还是请林徽因编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但那不是征文或约稿，而是从已刊登过的作品中选的。
最后，我谈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一度的普立兹奖金，办法是奖给已有定评的作品，这比较容易掌握。胡社长听了颇以为然，要我立即着手拟定办法并开列评选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