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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读书 1979年-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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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使我得与井上先生建立了友谊,并因此而幸运地读到他更多的作品。
    但是过了不久,“黑云压城城欲摧”,袭来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风暴,和其它优秀的外国文学的译本一样,《天平之甍》也被戴上“封资修大毒草”的帽子,卷进在黑色的风暴里,遭到了封锁禁止的处分。作为当然的“黑线人物”,我的罪名本来已经够多,作为此书的译者,也成为我的十大罪状之一。无意中在劫余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份当时的所谓“批判”稿,现在把它摘几句在这儿,或者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楼适夷在本文(指我为《文艺报》所写的一篇介绍)中大肆替他所翻译的外国大毒草《天平之甍》吹捧……把这个唐代的和尚捧为“光辉的历史人物”。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楼适夷在替这株毒草充当吹鼓手时,还以肯定的口气重复了原作侮辱中国人民的那句话:“象天上的行云,象黄河的流水一样,飘泊于大地上的难民之群。”更使人感到愤慨的是:共产党员楼适夷在替这个唐代和尚吹嘘时,竟然大肆宣传宗教迷信,说日本与中国是“有缘的国家”,把鉴真捧成“学养深湛,德高望重,弟子遍天下,声誉满全国的高僧。楼适夷竟然完全丧失起码的立场,说鉴真“救世为怀,深入群众,是与人民有血肉连系的一位大宗教家!”……把他渡海去日本传佛教说成是“崇高事业”。说这株毒草“表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崇高的精神面貌!”
    在“牛棚”里低着脑壳听这样的所谓“批判”,又不准有一句申辩,那味道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想到挨“批判”的人和做“批判”的人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实质上是同样的受害者,对那时的所谓言论,本来也没有记起来的必要了。但从这儿明显地看出来,由于原来在脑子里多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遇到文化专制主义的黑云,当然就会一拍即合。原来在心里嘀咕着的宣传迷信呀,封建毒草呀之类的想法,就畅通无阻地说了出来。更奇怪的,这位批判者对历史人物的阶级观点好象非常鲜明,为什么作品中写到了在封建统治下,尽管表面的繁荣,仍掩不住人民的苦难……这种对封建王朝的揭露,却又成了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了呢,好象他的阶级立场一下子又与唐明皇站到一起去了。现在重温一下过去这样的言论,倒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借此当一面镜子,看看通过这样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家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是不是有所提高?
    我觉得很抱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我的译本使一位国际友人的作者也平白无辜地受了波及,我应表示深深的歉仄。我更衷心地感谢,作者几年来多次访华中对我的关念。
    现在黑云消散,天开日出,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文学艺术重新开展了百花齐放的盛况,和许多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一起,《天平之甍》有了重新出版的机会。井上先生把作了若干修订的新版赠送给我,希望我们重出的译本能依照新版加以订正。我把旧版和新版对读了一次,发现新版所修订的,大抵是关于作品故事发生时间的考订,及作者近年多次来华,访问了故事发生地点后,对自然风物、季候节气描写的若干修润,象这样经过修改的地方,也是极个别的。原来我准备只在旧译上作些修补,但重读十多年前自以为译得还可以的译文,却觉得处处都不顺眼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和这本译书共同遭受过来的一番沧桑,想想最后的胜利毕竟属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政策,而对此书特别增厚了感情,便改变了自己从未重译一书的习惯,又把它作了第二次的翻译。
     
    1979元旦于北京

楼适夷
《草叶集》的命运


    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于1855年初次出版。当时出版社拒不接受这个诗集,并且也没有书店愿意卖他的书。惠特曼只好自己排版,自己写书评,并且把书拿到专卖骨相学、水疗法等书的店里去出售。
    可是,诗集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的著名作家爱默生热情地写信给作者:“在这伟大前程的开端,我祝贺你。”直到1892年(惠特曼逝世的一年),诗集出版了第八版。
    惠特曼逝世以后,大出版社才大量出版他的《草叶集》等书,因为他的作品的价值已被社会公认,大出版社可以大捞一把了。美国的出版商就是这样对待作家的。


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者艾萨克·辛格


    “人不应该轻视任何情感。哲学家都轻视情感,尤其是斯宾诺莎,他认为人的一切情感都是罪恶。我却自信我们头脑里闪现的念头,不管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愚蠢,或者多么可怕,都具有一些价值。换句话说,抽掉人的各种情感,这个人不管他的思维多么合乎逻辑,也不过是个生活呆板单调的木头人。情感和人是同一性的。我特别对那种变为激情的情感感到兴趣。”
    波兰裔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最近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这样说道。他承认他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就是情感和激情。
    艾萨克·辛格1904年出生在波兰当时为沙皇俄国所统治的地区,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长老。他本人年轻时也在犹太教神学院里受过教育,但是他说,“我产生了怀疑,并不是针对上帝的威力,而是针对犹太教所有的传统和教义。”十二岁时,他被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这部小说吸引住了,立志宁愿做个作家,而不当教士。他十五岁开始用希伯莱文写诗和短篇故事,后又改用意弟绪文为波兰的犹太报刊撰稿,另外还把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托马斯·曼的《魔山》等德文小说译成意弟绪文。1935年,他移居美国,任美国犹太人创办的《前进》日报社的编辑,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归化为美国公民。
    辛格的意弟绪文作品大都先在《前进》日报上发表,然后再经他本人和一些译者的合作译成英文,登载在《评论》、《绅士》、《哈泼斯》、《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客》等报刊上。著名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也是他的作品英译者之一。
    几十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此外也写剧本和儿童故事。主要作品有:
    1。《撒旦在哥瑞》(长篇小说)(Satan in Goray),1935年;
    2。《莫斯卡特一家》(长篇小说)(The Fami1y Mos…kat),1950年;
    3。《傻瓜金贝尔和其他故事》(Gimpel The Fool andOther Stories),1957年;
    4。《卢布林的魔法师》(长篇小说)(The Magician ofLublin),1960年;
    5。《市场大街的斯宾诺莎》(短篇小说集)(The spi…noza of Market street),1961年;
    6。《奴隶》(长篇小说)(TheS1ave),1962年;
    7。《短暂的星期五和其他故事》(Short Friday andOther Storries),1964年;
    8。《在我父亲的庭院里》(回忆录)(In  My Father’8Court),1967年;
    9。《庄园》第一部(长篇小说)(The Manor),1967年;
    10。《降神会和其他故事》(Seance and Other Sto…ries),1968年;
    11。《产业》(The Estate),1969年(《庄园》第二部);
    12。《卡夫卡的朋友和其他故事》(Friend of Kafka andOther Stories),1970年;
    13。《仇敌:一个爱情故事》(长篇小说)(Enemies:A Love stoy),1972年;
    14。《羽毛的皇冠》(短篇小说集)(A Crown of Feath…ers),1978年;
    15。《舒莎》(长篇小说)(Sho…sha),1978年;
    辛格的作品情节生动,富有趣味性,文笔清晰简炼,大都是描写波兰犹太人往昔的遭遇和美国犹太人现今的生活,其中也有不少是神秘的灵学和鬼怪故事。他说,“我最了解犹太人,最熟悉意弟绪语文,所以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和人物总是犹太人,讲意弟绪语。我跟那些人在一起感到自在。但是我并不单单因为他们讲意弟绪语,是犹太人,才写他们。我对于人们所感兴趣的东西同样感兴趣,那就是爱情、背叛、希望和失望。”尽管辛格不承认自己是个十分受大众欢迎的作家,但是他的读者范围却很广,许多国家无论年龄大小、社会背景和信仰多么不同的读者都爱阅读他的长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日本几乎把他的作品全部翻译出版了,还出版过他的作品英文版,附加日文注释。
    在创作方法上,辛格不赞成人们模仿先锋派作家。他说,“一支卡夫卡式的队伍将把文学扼杀。”“卡夫卡和乔伊斯这样的先锋派作家对自己说:‘我不关心读者,或者评论家,或者任何别的人。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我只取悦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如果一个作家模仿托尔斯泰——我觉得索尔仁尼津就在那样做——那不会出现什么灾难,因为他如果有天赋,试学托尔斯泰,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像,也仍然是好的。可是你如果试想模拟卡夫卡和乔伊斯,而又没有他们那样的天赋,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很糟糕,因为只有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有资格说:‘我只对自己说话。’”
    辛格说他宁愿读十九世纪古典作家的作品,而不看毫无文学价值的侦探小说。他认为一篇故事应该富有趣味性以及让人一读就放不下的魅力。当今西方有些作家觉得只提供乐趣的作品是低级的写作,辛格却不以为然,他说,“十九世纪的许多伟大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果戈理和狄更斯,都提供读者以乐趣。巴尔扎克也如此。他们写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短篇故事,都使用一些使读者悬念的宕笔法,使你一开始读它,就想知道下面是什么情节。”
    辛格说他在写一篇故事之前,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第一得有个情节,第二得有写那个故事的愿望,或者说激情,第三得有一种幻觉,认为只有自己能写出那样一个故事来。写完后,“我就把它交给读者或者评论家去评判,让他们作出结论。有时他们会从中发现有些可取之处,……换句话说,一篇故事一旦写就,就不再是你私人的财富了。如果有人以社会或心理的角度从中发现了真理,他是有权利这样作的。”辛格对读者的鉴赏和辨别能力深有信心,他说,“人与人尽管不同,总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这一点,你理解哪个作家在说真话,哪个作家在编造谎言。……我甚至猜疑如果别的星球上也在写书,地球上设若有人能把它译出来,一个读者也会辨别出它的好坏来。”他感谢读者经常指出他的作品中的错误和缺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故事中有点性爱的描写,只不过是‘于是她尊从了他的意志’这样的辞句,结果收到一个男人愤怒的来信,指责道,‘你怎么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大家都有女儿,这些姑娘们有时也浏览你的作品。’”所以他说,“有读者在你的面前是件好事,正如舞台上的演员面前有观众一样。”
    西方评论家认为辛格象一位摄影师,在保存那已消逝的犹太文化的最后一部分。辛格本人认为他仅有一刹那这样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怀着这种想法坐下来写作。如果我坐下来是为了保存意第绪语文,或者波兰的生活,或者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者带来和平,我就不成其为一个作家了。我没有这种幻觉。……我在写作时并没有那种好象自己在从事什么伟大事业的幻想,我只觉得自己非要讲个故事不可而已。”美国文艺评论家斯坦莱·爱·海曼把辛格同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霍桑相比,因为两位“与其说是小说家,毋宁说是霍桑称之为‘传奇故事’的作家,与其说是短篇小说家,毋宁说是道德寓言和讽谕的作家。”也有的评论家认为辛格的短篇小说颇具契诃夫的风格。
    在世界观上,辛格对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抱有某些不正确的看法,但是他在《祖父和孙儿》这篇短篇小说中却也真实地刻划了一个年轻的波兰共产党人的形象,由于他参加革命活动,不幸被捕而株连到他的祖父——一个虔诚的犹太教长老,老人在被押送入狱的途中也对宗教和上帝的公道产生了怀疑。
    辛格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舒莎》,据1978年7月23日一期的《纽约时报书评》说,“是描写一个青年作家对他幼年的女友——思想迟钝、身体不发育的舒莎坚守不渝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具有自传性质,记录了波兰三十年代大屠杀前夕犹太人居住区的生活情况,是一部华沙喧嚣的文学和政治生活的编年史,它也反映了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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